作为一种音乐文艺，词的产生、创作与传播，都同隋唐燕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古代音乐，经历了先秦的雅乐，汉魏六朝的清乐，与隋唐的燕乐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隋唐燕乐是由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融汇而成的一代新乐，当时朝野风行，还东传至朝鲜与日本。它对先前沿袭已久的诗歌与音乐的结合方式，也带来了重大变革。在乐工伶人的合作下，词人们按照乐曲的节奏旋律撰写与之相应的长短句歌词。其特点是“由乐以定词”，不再是前代乐府那样“选词以配乐”。这种新的以诗入乐的方式，唐时刘禹锡称为“依曲拍为句”，宋时就定名为“按谱填词”。数以百计的曲调词调，就由此创作并定型下来。燕乐乐曲大多是歌舞曲，曲、歌、舞三位一体。词除了合之曲谱，同时还播之管弦与传之歌喉，在器乐演奏与声乐演唱方面，也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为音乐文艺开创了新局面。唐宋词人，不少是深谙乐律，善于知音识曲的。他们自行创制了众多音节谐婉的曲调词调，还留下了一些专论音乐的著述。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就载有十七首词的旁谱和多篇论及乐律的词序，在传世无多的音乐文献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由于唐宋词是兼跨文学与音乐两个领域的文艺现象，因此无论在文学史抑或在音乐史上，同时占有重要地位。音乐史把词作为唐宋音乐的一个广泛存在的载体而列入研究对象，文学史则在论述词的产生、演变及其社会功能时，必然追溯它与音乐的亲缘关系，确认唐宋音乐在词的发展轨迹中留下的种种痕迹。词学中的词乐一门，就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中积累而成。根据历代研究的成果，词乐研究的大致范围已可划定。一、关于乐理乐律的研究。《宋史·乐志》记载了宋代关于古代乐理、乐律的几次重大讨论，但与词乐关系不大。李清照《词论》谈到“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张炎《词源》上卷论乐律，从五音、十二律、八十四调讲起；隋唐燕乐二十八调，两宋词乐实不出七宫十二调，二十八调的用音与结声都有律定，沈括《梦溪补笔谈》与张炎《词源》都有记载。这些或许是唐宋词人考究词乐所关注的重点。有关的清人著述，有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凌廷堪《燕乐考原》，张文虎《舒艺室馀笔》等。今人著述有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丘琼荪《燕乐探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纲》等。二、关于唐宋曲谱的研究。填词须依音谱，唐宋音谱为数不少，南宋时修内司所编的《乐府浑成集》多至一百三十册，明清之际散失。今传唐宋曲谱，有敦煌发现的唐人俗字谱(二十五曲)和姜夔词谱(十七曲)最为完整，它们是研究唐宋词乐的珍贵历史文献。相关的研究著作，前者有饶宗颐《敦煌琵琶谱》，叶栋《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敦煌琵琶曲谱》，席臻贯《敦煌古乐》；后者有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等。三、关于词调研究。崔令钦《教坊记》的曲名表，王灼《碧鸡漫志》的曲调考证，历来受到重视。任二北《教坊记笺订》为唐教坊曲在宋元二代的流变作了考索。各种曲体、曲式、曲调声情和曲调变格的研究，也有所展开。各种词调有着彼此不同的音乐性能，它们对词人择调和有些词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四、关于乐器的研究。演唱词曲都有相应的器乐伴奏。伴奏乐器，弦乐器主要为琵琶，管乐器主要为笛、箫、筚篥，打击乐器主要为小鼓与拍板。《新唐书》与《宋史》的乐志记载了隋唐燕乐的所用乐器。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对燕乐乐器的来源与传布作了考索。另外，敦煌壁画，地下发掘发现的墓室砖画和乐俑乐器，还提供了生动的乐舞场面和器物实证。五、关于唱法的研究。唐宋词曲的歌法，乐家声党有其历代相承的师说。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古之善歌者”一条，得其端绪。张炎《词源》卷上有《讴曲旨要》一篇，则为宋词歌法的一个纲要。丘琼荪《词源讴曲旨要浅释》、饶宗颐《玉田讴歌八首字诂》，郑孟津《词源解笺》，对这篇《讴曲旨要》作了专门考订。陈元靓《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后集卷一二“音谱类”，载有《总叙诀》、《寄煞诀》，亦是宋词的歌法口诀，可与《词源》所载《讴曲旨要》相互参照。《事林广记》戊集“文艺类”又有《遏云要诀》一篇，则属南宋唱赚的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