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这时期产生的文学，文学史上称之为“太康体”。司马氏篡位以后，先后灭了蜀国和吴国，暂时结束了分裂局面，加之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社会呈现了一些繁荣的景象，出现了小康局面。两晋中的文学，太康是一个文风较盛的时期。这时作家众多。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三张指张载、张协和张亢(一说指张华)。二陆指陆机和陆云兄弟。两潘是潘岳潘尼叔侄。左指左思。此外，傅玄、何劭、孙楚、成公绥、夏侯湛、石崇等都有作品。这时期的文学表面较为活跃，但内容贫弱，形式主义风气盛行。
太康文人中，潘岳和陆机才名相当，晋人已将他们并称“潘陆”。后人在论两晋文学时，也都以潘陆为首。《诗品》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将他们都列为上品。过去有人评论其文风是：潘较和畅，陆较繁缛，较为符合他们的实际情况。但他们追求绮丽的总趋势是一致的。其他作家诸如张华、陆云、潘尼等，都注重对偶和华丽的文字，遣词造句刻意雕琢。值得注意的是，陆机在总结前人写作经验和自己创作体会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文赋》。这篇理论文章，指出了思想与艺术之间的主从关系，说明作家要等到有了内容和创作冲动才能写出好文章来，强调想象在创作中的作用，论述了各种文体的特点以及遣词、剪裁、音律等问题。特别是正确地指出了作者的思想情感来源于客观事物，是难能可贵的。他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因有这种正确认识，在讨论文学方法时，就往往比较中肯。他一方面认识到文学作品的体裁决定于所描写事物本身的形态，同时又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作用，重视创作的构思。论述了在构思过程中形象在作者头脑中会反复出现并越来越清晰的过程，确实是经验之谈。《文赋》对很多问题的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当然，它强调文章形式的轻巧绮靡，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不良影响，应作具体分析。
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太康时期，左思能独树一帜，出现在当时文坛。他的作品继承了建安、正始的优良传统，富于讽寓寄托，有充实的内容。他的诗境界高远，风格浑厚，语言简劲，笔力雄迈，情景交融而无华艳雕琢之痕。是三张二陆两潘诗中少有的。清沈德潜评论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古诗源》卷七)这是较为确当的。
太康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摸拟古人作品，脱离社会现实。陆机等机械地因袭前人旧题，写了不少的诗，但大多没有新意，不能反映现实生活，成为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当然，作品不在于是否沿用前人旧题，而主要在于它的内容。比如曹操父子就曾用乐府旧题写诗来反映现实，抒写情怀，从而体现了“建安风骨”。陆机的拟旧题之作却是“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黄子云《野鸿诗的》)。例如《拟古诗》十二首，是摸仿《古诗十九首》的，大都是换换词句，没有什么新意。仿写曹操的《苦寒行》，也不及原诗形象生动。他的乐府诗，脱离社会现实，远非汉代乐府面目。陈祚明批评说：“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在法必安，选言亦雅，思无越畔，语无溢幅。造情既浅，抒响不高。”(《采菽堂古诗选》卷十)
太康体的第二个特点是追求华丽的词藻和对偶的工整，走向形式主义道路。陆机强调诗文主妍丽、重声色，要求“缘意绮靡”，“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阙太羹之遗味，同朱玄之清泛，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均见《文赋》)他还过分强调名句的作用，反而忽视了通篇的完整性。这些既反映当时的风气，又进一步助长了绮靡文风的发展。刘勰《文心雕龙》评论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明诗》)，“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日盛”(《情采》)。正由于这一时期作家追文重采，因此，两汉那种文学质朴、内容充实的诗歌没有了；建安时那种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现实、文情并茂、慷慨悲歌的建安风骨没有了；正始文学中阮籍、嵇康表现的那种反抗精神和“清峻”、“遥深”的风格也不复存在了。沈约后来指出这时的文风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这意思是说以绮丽的文辞，掩饰贫乏的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文风的是陆机的作品。《日出东南隅行》：“清川含藻景，高岸被华丹。馥馥香袖挥，冷冷纤指弹。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丹唇含九秋，妍迹陵七盘。”《赴洛》：“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谷风拂修薄，油云翳高岑。亹亹孤兽骋，嘤嘤思鸟吟。”《悲哉行》：“和凤飞清响，鲜云垂薄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从这三首诗可以看到陆机追求形式主义的一斑。这些诗对仗工稳，文字华丽，但过于雕琢，强调对偶，流于拙滞，对后世诗坛产生了不良影响。正如沈德潜批评的：“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降至梁陈，专工队仗，边幅复狭，令阅者白日欲卧，未必非士衡为之滥觞也。”(《古诗源》卷七)这批评是中肯的。潘岳的不少诗文也着意追求词藻的华丽，而内容则平淡乏味。《初学记》引李充《翰林记》评论：“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追求形式主义，是太康文人的共同倾向，张华、陆云、潘尼等人大都是这样。《诗品》评论张华的诗是：“其体浮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这确实指出了病根，击中了要害。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是吴国的世臣，少有奇才，吴亡降晋，受到当时士大夫特别是身居显位的张华的赏识。后事成都王司马颖，结果在“八王之乱”中丧生，做了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据《晋书》本传，陆机作诗、赋、文章共三百多篇，惜多散佚，后人辑有《陆士衡文集》计十卷，一百七十四篇，其中诗一百零四首，多于同时代作家，但多感受不深，缺乏深刻动人的内容。其中只少数值得一读。如《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中的第二首：“朝游游层城，夕息旋直庐。迅雷中宵激，惊电光夜舒。玄云拖朱阁，振风薄绮疏。丰注溢脩霤，黄潦浸阶除。停阴结不解，通衢化为渠。沉稼湮梁颖，流民泝荆徐。眷言怀桑梓，无为将为鱼。”这诗虽有追求用字典雅而限制内容表达的缺点，但它表达了作者对国事的关心和对灾民的同情，思想性较高。
陆机还有不少的散文和赋，有少数也是值得一读的。如《叹逝赋》：
川阅水而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也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
它继承了汉末以来产生的抒情小赋的传统，与汉代大赋铺张堆砌不同。虽然篇幅短小，但写得回环往复，曲折情深，在谈哲理中抒发情怀，具有一种清新的特色。再如只有三百来字的咏物小赋——《瓜赋》，读后仿佛看见瓜田里苍翠碧绿，一派生机。
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吊魏武帝文》、《演连珠》十五首等文章都较他的赋更有气魄，可以一读。
潘岳(247—300)，字安仁，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他文辞华丽，善于写哀诔诗文。他与陆机才名相当，追求绮丽的文风也是一致的。他的《悼亡诗》是较好的作品，尽管社会意义不大，且有意复辞繁的毛病，但字里行间有深情流注，读来真切感人，有一定的艺术性。第一首中的“春风绿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第二首中的“辗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写出了他妻子死后静室神伤的情境。还有一篇哀悼亡妻的《哀永逝文》，也表现了深切的哀情。沈德潜说：“……《悼亡》二诗，格虽不高，其情自深也。”(《古诗选》卷七)
潘岳用四言写的《关中诗》十六章，虽是奉命之作，也还有可取之处。诗歌叙述战胜氐人齐万年的经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第七章写道：“哀此黎元，无罪无辜，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晋民，化为敌俘。”沉痛地指斥战乱的祸国殃民。第十四章指出，用兵不足曜威；声明他作诗是在“愍民”。潘岳的主观用意是把人民遭受战祸归罪氐、羌起义者，美化统治者关心民瘼。但《关中诗》客观上起到了对西晋统治者罪行的揭露。
太康其他文人的诗歌中，也还有少数较好之作。如张华的《轻薄篇》，张协的《杂诗》等都堪称佳作。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左思。左思(约250—305)，他博学多才，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一时权贵竟相传抄，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名显当时。左诗的价值远在辞赋之上，现存诗十四首，八首《咏史诗》是其代表作。这八首诗非一时之作，内容反映了诗人由积极到消极的过程以及世族地主和寒门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诗八首》之一)表现了诗人不慕富贵只要建功立业，施展才能的壮志。第三首歌颂了段干木、鲁仲连“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实际也表现了自己“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高尚情操。“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经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且不伟，白首不见招。”(《咏史八首》之二)诗人用比兴手法，贴切的比喻，形象地揭露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现实，对门阀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笔锋直指整个封建社会。第五首表现了对门阀制度的坚决反抗和彻底决裂的思想“……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第六首表现对豪门右族的极端蔑视：“……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第四首则为寂寞的寒士扬眉张目，杨雄虽生前门无车马，却以“立言”而不朽，“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这正是他晚年辞官归隐，潜心于著述的思想基础。
左思的《娇女诗》用活泼的语言，写出了他两个小女孩娇憨姿态，极为生动，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以后陶渊明的《责子》诗，杜甫《北征》中“床前两小女”一节，李商隐的《娇儿诗》受到左思此诗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招隐》二首及《杂诗》，思想内容与风格大体与《咏史》诗相近。《悼离赠妹》两首四言诗，表现了作者与其妹左棻(亦有诗名，被选入宫)骨肉分离的痛苦，对认识宫廷嫔妃生活，有一定价值。
总之，太康时期，国家暂时统一，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出现了社会暂时繁荣。这时世族阶级垄断了文学，使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没有或很少去反映社会现实，而主要去表现世族阶级的狭隘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刻意去摸拟古人的作品，追求华缛的辞藻，工整的对偶，把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道路。这对六朝绮靡浮艳文风的流行，起了滥觞作用，其消极影响直到唐代初期。这时期也有少数诗人如左思等，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面对现实，写了一些内容较充实的诗篇。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所发展。陆机的《文赋》，虽然有忽略文学的思想内容，片面谈表现方法、艺术技巧而产生了消极影响，但他第一个把文学的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提上了文学批评的议程，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