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当中要经历很多次“从大人变成婴儿”
刚出国的时候一无所有，担心自己的生活没有着落，到后来生活有着落，到最后有了一笔钱。在这个过程里，我学会了很多，懂得了如何面对生活真正的挑战。以前没想到自己突然降到这么低的层次时，我的应变能力还会这么强。
我为什么会很快适应呢？我后来想，是我对自己信仰的霸气从来没有降低过。
我在1993年出国的时候，心理上曾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出国之前我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一是要把佛法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二是自己也想到国外多看看。一出国，才发现自己言语不行了。最大的感觉就是，本来我能说善道的，出国后人就变哑巴了，所有的沟通必须要用手语才能实现。
这时候我深切体会到，人的一生当中要经历很多次“从大人变成婴儿”，什么都要有从一言一语的表达开始学习的过程。所以后来我经常说，人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一下子就长大了，其实一生中要经历很多次重复当婴儿的过程。所以，那时候最大的放下就是，在心里放下自己是个大人的观点，然后才能放下自己所谓的身份。因为身份只适合于在特定的地方，面对某一群特定的人，才起效果，当你失去那样的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群，你的这种身份随着他们的远离自然也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我们还就是放不下这种身份。
第一次出国是去尼泊尔，因为要赶路，我们一群人必须要跟尼泊尔贫民去挤巴士，一个本只有20多个座位的小巴士，里里外外要塞100多个人——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里面塞四五十个人，人挤人，有好多人坐到汽车顶上，把放行李的地方也占了，还有些人挤不上去就把脚卡在车上的某一个地方，用手抓住窗户站到外面，五六个人两边站着。从口岸到尼泊尔边界非常远，我当时就想：从来没有坐过这么挤的车，为什么要挤在这一群人当中？我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们又到了印度南方的寺庙，刚到时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自己也在想：我来这里是要干什么？没过几天，我们就被安排去一个寺庙帮忙，寺庙里有一个会，有一群客人要来，让我们负责给人家倒茶。
我一听，脑袋“嗡”一下，心想：我干吗要给人家倒茶？以前都是人家倒茶给我喝的，我堂堂一个活佛怎么能去给人家倒茶？当时还没放下自己的身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叫上车了，然后就被送到一个小寺庙。那个寺庙比我们藏区的庙小得多，来的客人类似于当地的村官。我一看就不想干，掉头就想走。领我们去的人说：“你们不是寺庙派来帮忙倒茶的吗？你怎么自己跑掉了？”我说：“我生下来就不是给人家倒茶的，对不起，我走了。”然后我叫了一辆三轮车，跑掉了。但是，在半路上我就问自己：“你是谁啊？你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遵从人家给的命令？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又不认识你，毕竟人家还给你提供住的地方，给你吃的东西，为什么人家叫你做点小事你就做不了？”那会儿我就有点后悔，很想返回去倒茶。但因为语言不通，只会跟司机讲我要去的地方，不会讲如何返回去，所以也就没有返回去。
第二天，我在佛学院又接到了新任务，说今天轮到你们寝室的人去扫厕所了。我们在藏区本来就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见过，洗厕所对我们来讲就更是笑话了，闻所未闻。我脑子里又“嗡”一下，心想：叫我洗厕所，是不是又在欺负我？有点受到羞辱的感觉。后来一想：不对，这边是热带，很多地方要经常保持干净才行。既然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就得学会做这些事情。想通了以后，我就跟我的喇嘛们讲：“今天轮到我们洗厕所了，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把厕所、洗漱间擦得干干净净。
所干的这些事情和我以前在藏区时落差很大。之前在藏区的寺庙里，活佛的地位很崇高，老百姓对活佛极其虔诚，把活佛当成神来看待。等突然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你的地方，然后让你做打杂的事情，过那种生活，刚开始我心里的“我执”还是存在的，到最后想通了，也就放下了。所以，放下，也就是想通了。
面对现实时你想通了，才不会因为现实跟你的理想产生冲突时，你却还停留在你的理想里而不去面对现实。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你离开了自己所生存的环境，最大的问题是首先必须要认清楚你自己是谁，接着就是你接下来要怎么生存。而不是先想你要不要传教，你是不是个活佛，你是不是有一个所谓德高望重的身份……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摆在你面前的是生活，你的生存是第一问题。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还是要有点收入。当我们带来的那点钱慢慢用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该如何生存了。我看到很多中国人到印度去参观，他们也想学点藏文，学点佛法，我就给他们做翻译，他们给我一些钱。开始我是给他们做口头翻译，渐渐地也帮他们翻译一些书面资料。
我不会跟人家讨价还价，从来不会，我给他们翻译完，他们愿意给多少我就拿多少。有一次有个朋友跟我说：“你翻译了一小时，为什么不跟他们讲一小时要多少钱？”我说：“那就侮辱我自己了，因为我是无价之宝，他买不起。”
我还有傲气，我说他买不起我，但他可以随意地捐献给我。每次我都这样说：“我可以帮你们翻译，但你们赞助我多少钱由你们自己决定。”
从帮人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开始，后来有人想学习佛法，我就开始用藏语教他们，就发现他们学藏语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1993年那个时候，藏传佛教的活佛们在世界各地传教时就没有几个人会讲汉语。我有点汉语基础，因为我读过小学四年级，虽然有很长时间没有去讲了，但我认为自己把汉语捡回来的速度会比他们学藏语的速度快几百倍。于是，我就让他们在学习的时候跟我用汉语聊。我告诉他们：“你们学会藏文的可能性不大，还不如我来学中文。用中文讲给你们听，你们可能学得会比较快，因为你们要学的是佛的理论，不一定是要学藏文。”
等到真正要用汉语教学时，我就遇到困难了。和人聊天，讲一些简单的汉语，我没有问题，但要正规地给别人用汉语上课，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根本不会。我就找了一本《汉藏大辞典》，每天看藏文怎么写、中文怎么写。有些中文又不会念，我又不会拼音，就直接把中文写在藏文下面，再想方设法把这些字连贯在一起。就这样开始，我慢慢会讲汉语了。
我教了这几个美国华侨和台湾人一年多的时间，他们走的时候，每个人给我拿了几千美元。所以，到尼泊尔一年多，我拥有了第一笔钱，价值人民币是3万块左右。
我从小受佛教的教育，第一个念头是：有了3万块我能买到一个多大的佛像捐给西藏的寺庙。一年半以后，当我要离开尼泊尔时我已经拥有了11万元。那时候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从小就想盖佛学院嘛，我就想以这笔钱作为基础，再到世界各地去募一募捐，然后把佛学院做起来。
那时还有一个学生说他愿意捐献给我价值差不多10万块人民币的美元时，我不敢相信。1993年时候的10万人民币是什么概念？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要捐献给我的时候，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是在骗我。等到有一天他把支票写给我，直至拿到银行换成美元之前，我都不太敢相信。虽然我是他的老师，他从我这里也学了一年多的佛法，但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没有跟他谈过盖庙的事，他只是为了感谢这一年半我对他的教育。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本来只拥有一两万的时候我还想说这个够我的生活了，拥有3万块的时候我就想买佛像捐回去，在拥有10万块的时候我的欲望就开始膨胀了，要继续赚很多的钱，因为我发现我很会赚钱，然后可以把钱用来盖佛学院。
这些就是我出国前后的变化。从刚出国的一无所有，担心自己的生活有没有着落，到后来生活有着落，到最后有了一笔钱。在这个过程里，我学会了很多，懂得了如何面对生活真正的挑战。以前没想到自己突然降到这么低的层次时，我的应变能力还会这么强。
我为什么会很快适应呢？我后来想，是我对自己信仰的霸气从来没有降低过。为什么呢？由于我从小受佛教教育，我对佛菩萨的那种虔诚心使我深信不疑：我的命运绝对不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我很快会改变命运，照着我所想的方式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