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和而不同

人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而社会环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在不可确定的外在环境中如何拥有自己确定的心性，如何以确定的心性处世立身，是人生在世必然会碰到的重大课题。

思想家孔子曾大量论及这一课题，他主张以“内方外圆”的处世智慧，达成个人心性与社会环境的“和而不同”，塑造出松柏常青的理想人格。

何谓方圆处世？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稍通人事的人都明白，方圆处世往往能够一顺百顺，如果做不到，就会事事难办，直至穷途末路。可见，“方圆”之间存在有莫大的智慧。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武王伐纣后封天下诸侯，姜尚封于齐，改革旧制，变易风俗，刚过半年就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而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上任，政令繁琐，无意改革，三年政局初定。明眼的周公闻此叹曰：鲁国日后服北面事齐。果然齐国跻身春秋五霸。鲁国却被人称之周礼尽在鲁矣。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对“方圆”做了最好的注释。

孔子把一个人的属性归结为内在品质和外在现象两方面。内在品质是人的长期行为所形成的德行，属于人本质的东西；外部现象主要表现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

孔子认为，内在品质非常重要，人应当重点塑造自身的优良德行。对于人内在的德行塑造，孔子逐层提出了“直”“正”“刚”的准则。

首先，要求“直”；“直”包含无隐、无伪。孔子肯定“直道而行”的品格，表白自己“吾无隐乎尔”，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在世上生存是因为直；欺罔的人也能生存，那是侥幸避免了灾祸。对不直的隐匿性格，孔子则持贬斥态度。他把“直”视作人生基本原则的一条底线。

其次，提倡“正”。“正”是对担任一定社会治理责任的人的进一步要求，指人的品行端正、行为正派。

孔子对前来讨教政务治理的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他看来，只要“君子”们率先垂范，就一定能对普通民众的德性行为发生正面影响。

再次，赞赏“刚”。“刚”表示一个人理想、目标和原则的坚定性和不可移易的特征。孔子提出：“刚、毅、木、讷，近仁。”“刚”是第一位的品格。

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一个人为了保持内在的信念，生命也可以放弃，可见其刚强程度。他又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无论如何，一个人的意志是不能被征服的。这里的“刚”应该是践行“仁”时的意志坚定，不可侵夺，表现为坚贞不屈、舍生忘死的内在品格。

在追求德行塑造的同时，孔子认为对外部表象可漠然置之。他认为人的外在环境是不由人主观选择的，不可勉强，因而主张人们与时相应、可进可退。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处世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

面对清浊不定、无法把握的外在环境，孔子认为应以灵活的方式应对，以求和睦相处、存身待时。在他看来，人的处世并没有非如何不可的固定方式。

对此，他做了多方面的论说。孔子曾经认同“深则厉，浅则揭”的生活方式，即河水深时就和衣蹚过，水浅时就撩衣过去，不主张固执一端。

孔子生活中坚守的四条原则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的第二、三条就是不绝对肯定，不固执，表达了一种灵活的处世风格。他曾说自己“疾固也”，即不赞成生活中的固执。

关于如何处理与朋友、君上和世道的关系，孔子的观点是：“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孔子看来，人们对父母、朋友、君主和社会环境应该忠诚以待，但当这种忠诚不能得到理解，甚至会给自己带来羞辱或危险时，则不可勉强而为。

孔子赞扬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君子风格，教育学生们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的处世方法。孔子的这种处世方式表现出其外在的柔顺和圆润。

孔子要求人们着力于塑造内在品格的正直与刚强，同时主张以进退适宜的方式达到外在的柔顺圆润，这是一种外柔内刚、内方外圆的人格。

孔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既要求人们具有坚贞不屈的意志和品格，又要求人们具有良好的修养和柔顺圆通的处世方式，保持外在的和合局面。

孔子曾赞扬卫国大夫宁俞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俞的过人之处不在于能在政治清明时施展才智，而在于在政治黑暗时愚钝得使人浑然不觉，从而保全自身，也巧妙地保持了自己内在方正的品质。

孔子一方面反对只讲处世圆滑而品行不正的行为，如他多次表明对“巧言令色”之人的反感，认为外表伪善的人很少有仁德。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不知灵活变通，就难有人格的完满。

孔子在回答一位学生关于什么是耻辱的问题时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国家政治由清明变得黑暗了，一个人还不知变通地在做官食禄，而不能与政治决裂，这就是耻辱。这是外在的“不变”伤害到了其内在的方正。

在这种意义上，孔子认为，鄙陋的人做官从政是难以做到人格完满的：“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没有得官时担心得不到，得到后又担心失去它。如果担心失去官位，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在孔子看来，事情的要害就在于这些人处世方式上缺乏可进可退的圆顺性，知进而不知退，必然丧失本我应有的方正。

孔子进一步把理想人格的设定与社会和合的需求结合起来，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人生理念。意思是说，作为君子，要善于调和各种矛盾，要善于跟别人和谐相处；但与此同时，当自己的意见不同于别人的意见时，要尊重别人的意见。

“和”如五味的调和，一定要有酱、醋、糖、盐等各种不同的作料，才能调和滋味。“和”也如八音的合奏，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等各种不同的音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而所谓“不同”，就是说“不苟同”，有自己独立而不移的中心思想，并且能够沟通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如果人生想要方圆于世，“和而不同”的观念是一定要存在。

孔子最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作为处世之祖，他认为：君子，既要善于与人相处，又要有不同于别人的独立见解。

这里的“不同”，是指人内在的方正、刚强和个性差异；这里的“和”，是指人们以圆通柔顺的处世方式实现与外在事物的和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正是指在坚持“礼”的原则时与外界事物的和谐关系。

“和而不同”，构成一种较高境界的人生哲学。孔子对内方外圆的理想人格曾作过生动的比喻：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至坚者磨而不薄，至白者用黑色染料也染不黑。它们能适应外部环境，即使在不利的境遇中也能保持自己坚硬和洁白的本色。

孔子还把这种理想人格比作松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众木纷杂，只有松柏才能在严寒季节保持青绿之色。它能圆润地应付有利和不利的生存境遇，从而坚守自我本性，真正做到内方外圆、外柔内刚，成为和而不同的典范。

孔子的坚白之论与松柏之喻展示了他所提倡的理想人格的本质特性，标示了一种高尚的人生哲学。自此以后，坚韧不拔、坚贞不屈、洁白不染就成了深受人们赞颂的优秀品行，松柏常青更成了志士仁人自我塑造和一生追求的崇高精神风范。

孔子的思想，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的历史上，“和而不同”的例子不胜枚举。也许曹雪琴笔下的人物能够给我们予代表性的答案。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林黛玉生性多愁，愤世厌俗，不屑于世间的俗套，始终坚持她忠贞不渝的爱情，但却不能“和而不同”，她与世间是格格不入。所以，贾府的下人们很少有人喜欢她。最终，她落了个郁郁而终，后人称之为红颜薄命。

相反的，能够“和而不同”的宝钗做得就非常好。虽然，她的命运算不上好，但是她在贾家的人缘却非常不错，得到老太太的宠爱，做了贾家的媳妇。同时，也惹得众多读者都喜欢她的温柔贤淑。

以古喻今，现代社会上的林黛玉们当然不在少数，他们或随波逐流、或肆意妄为，与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已经严重脱节，他们当然不可能成为成功的一群。

生活中，如果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就会被“人人喊防”，从而事事不顺，痛苦的只会是自己。在多数人都关心的职场中，如果不能够做到“和而不同”，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一定会被上司以大局为重，把你逼到无“立足之地”，走人了之。

其实，“和而不同”存在于每时每刻间、其思想随处可见。世界最大型的超级市场美国沃尔玛连锁超市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决策：把啤酒与婴儿尿片放到同一货架售卖。

这个把饮用食品与生活用品放于同一地方售卖的做法在世界所有超市中实属首例。结果，啤酒与婴儿尿片的销量同步上升，惹得同行经营者羡妒与不解。

其实，原因很简单，沃尔玛的营销人员用一年时间做了份调查，很多美国妈妈经常会叫丈夫下班后去买婴儿尿片，把尿片放在丈夫们必然记得买的啤酒旁边，二者的销量能不上升吗？

不用大肆宣传，不用和同行打价格大战，导致恶性竞争，“和而不同”的思想，令这所全世界最大型的超级市场在优胜劣汰中处于不败之地。

日本的作家川端康成，多少人说他文章空洞无文，多少导师要他“不写三岁小孩的玩意”，他都以一笑而报之。终于，他的散文集《花未眠》轰动了世界，浅浅的一句“凌晨四点钟，发现海棠花未眠”感动了多少心灵。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当中，我们需要“和而不同”，更需要做到“和而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在遇到一些事情时，应该积极而认真地去思考、去分析。在最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自己的路，完成好自己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