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传神记》

宋苏轼撰。这是一篇专谈人物肖象画创作的论文。

在中国美术史上，继顾恺之之后，论人物写真传神，当以苏轼此篇为最重要。顾恺之论传神，提出了“以形写神”，并指出： “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认为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四体美丑无关紧要，传神的关键在眼睛。 “阿堵”即指眼睛。苏轼的传神论补充发展了顾恺之的观点。他认为传神除了眼睛外，“其次在颧颊”。他把人物面部颧颊的形体结构，作为传神的又一关键所在。他以自己亲身实践，论证了这一观点。他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眉与鼻口可以增减取似也。”苏轼在实践上证明，从侧面观察人物剪影时，人物颧颊的外在形状也能体现出人物肖象的特征。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如此，所以他又说： “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神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他又另外举一例说：“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 ‘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仰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可见， “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是更合乎事物的客观规律的。

苏轼认为，肖象画的传神与演员模仿他人的动作一样，是不必“举体皆是”的。他说： “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苏轼提出要表现人物的自然神情和怎样才能得到人物的自然神情，这是他传神论中的独到见解，最有美学价值。他说： “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所谓“人之天”，就是指人的本来的自然神情。苏轼认为人的神情只有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才会得到明显的流露，想要捕捉到它，最好的方法是暗中观察。他反对让所画对象穿戴起来，正襟危坐，如现今画模特那种办法，因为这必会呆板无神的。苏轼的观点对后人影响很大。南宋的陈造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陈造说： “使人伟衣冠，肃瞻眂，巍坐屏息，仰而视，俯而起草，毫发不差，若镜中写影，未必不木偶也。着眼于颠沛造次，应对进退，颦额适悦，舒急倨敬之倾，熟想而默识，一得佳思，亟运笔墨，兔起鹘落，则气王而神完矣。”苏轼和陈造主张的这种创作方法，无疑是传统美学中的精华，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