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绩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东皋子集》

凡是读过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的，一看这题目，就知道是摹仿之作。

的确，这是摹仿陶渊明的作品。《五柳先生传》说：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这是陶渊明“自述其生平”(见《古文观止》评)。而《五斗先生传》(斗是一种饮酒的大杯)写道：“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据《唐才子传》：王绩“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也是在自述生平。两相比较，何其相似乃尔。

是的，两人都耽嗜于酒，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陶渊明的耽酒，看来只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因为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并且“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也就是说陶渊明尽管爱喝酒，他平时的主要爱好还是读书、作文、写诗歌，用以表达个人的心志和愿望，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喝酒是用来激发创作热情和灵感的，因而头脑也是清醒的。他所追求的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生境界。而五斗先生就不一样了：“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意思是说，天下事物应该大抵都看得清楚了，人生值得什么保养，你嵇康写什么《养生论》？道路怎能穷尽，你阮籍何必痛哭？所以，还是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地过下去，这才是“圣人”的人生态度(“圣人”是指有大智慧、已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这里，似乎他对这个世界已经看穿了一切，甚至否定了一切，在人生的消极态度方面他比陶渊明要走得远得多，厌世情绪也深刻得多了。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何以会如此呢？据两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王绩是隋末大儒、著名学者王通(文中子)的弟弟，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很深，年十五就到长安游学，受到当政者的赏识，除秘书省正字，后改扬州六合县丞。“以嗜酒妨政，时天下亦乱，遂托病风，轻舟夜遁。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乃还乡里。”“夜遁”是为了逃避网罗，也就是远离政治激流的漩涡，寻求个人安居的避风港。到了唐朝，又被召到中央做过官，但是仍然很不得志，最后不得已还是采取了归隐的办法，一腔政治抱负只能隐忍于心。《唐才子传》在王绩论中评论道：“唐兴迨季叶(唐朝建立在隋朝末世)，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指衣着粗劣的隐者)，罕得安居。”到了唐初，隐居也没有安全感，可见他当时思想是怎样的痛苦。他在《自撰墓志铭》中就说：“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玩世不恭，故意违反生活常态而表现激愤情形，以发泄内心对政治的不满。除此之外，他还写过《醉乡记》，表示要往游醉乡，以酒浇愁。我们从这篇《五斗先生传》的整个基调来看，和《自撰墓志铭》等文章所说是一致的，他从政治上的失意，转而产生对当时社会的厌恶，愤世嫉俗的思想是相当明显的。他甚至说：“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自撰墓志铭》)简直悲愤到了极点。自然，他在失意的苦闷中，也在寻求解脱，努力思考解脱的途径，那就是从儒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转入道家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和无识无知的混沌状态。因此他要“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把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等等一切屏诸脑后，“万物不能萦心”，从而摆脱一切痛苦，自由自在地活在世间。因此，从这篇文章表面的轻松愉快和诙谐幽默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深沉的悲愤，比起《五柳先生传》来，它的愤激的成分要多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