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文本篇·亡征
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①，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简法禁而务谋虑，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为学，门子好辩②，商贾外积，小民右仗者③，可亡也。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④，煎靡货财者，可亡也。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待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⑤，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⑥，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很刚而不和⑦，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可亡也。羁旅侨士，重帑在外⑧，上间谋计，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⑨，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境内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而好以名问举错⑩，羁旅起贵以陵故常者⑪，可亡也。轻其适正⑫，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群臣易虑者，可亡也。怯慑而弱守，蚤见而心柔懦⑬，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国更置，质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则国携⑭。国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贼生者，可亡也。大臣两重，父兄众强⑮，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时以行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⑯，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⑰，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蚤具者，可亡也。变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借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仇，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君不肖而侧室贤⑱，太子轻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则国躁;国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发，悬罪而弗诛，使群臣阴憎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后妻淫乱，主母畜秽⑲，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⑳，两主者，可亡也。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可亡也。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绌㉑，乡曲之善举，官职之劳废，贵私行而贱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㉒，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不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㉓，可亡也。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章服侵等，宫室供养大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婿公孙与民同门，暴慠其邻者，可亡也。
〔注释〕① 家： 卿大夫的私家，这里指大臣食封的地区。② 门子： 卿大夫的嫡子，泛指贵族。辩： 动听的言辞、学术，这里指当时流行的、韩非认为无用的学术。③ 右仗： 崇尚兵仗。右，崇尚。仗，泛指兵器。④ 罢： 通“疲”，使百姓疲劳。⑤ 柔茹： 软弱胆怯。茹，通“懦”。⑥ 见： 同“现”。⑦ 很： 同“狠”。⑧ 帑(tǎng)： 钱财。⑨ 相： 指相国，辅助君主执掌国政地位最高的大臣。⑩ 问： 通“闻”，声誉。错： 通“措”，安置。⑪ 陵： 通“凌”，凌驾，超越。⑫ 适： 通“嫡”。⑬ 蚤： 通“早”。 ⑭ 国携： 国人有二心。携，贰。⑮ 父兄： 指君主的叔伯、兄弟。⑯ 数(shuò)： 屡次，多次。⑰ 畜： 通“蓄”。⑱ 侧室： 指君主的叔伯和兄弟。⑲ 主母： 君主的母亲，即太后。⑳ 两主： 两个主子，指妻后、太后的势力和君主的权势所形成的两个权力中心。㉑ 绌(chù)： 通“黜”，废弃、不用。㉒ 末作： 相对上文“本教”(即农业、练兵)而言，指工商业。㉓ 刑余： 指受过宫刑的人，即宦官。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①，两桀不能相亡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③。木之折也必通蠹④，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注释〕① 尧：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王(wàng)： 做王、统治。 ② 桀： 夏朝的最后一个王，著名的暴君。③ 踦(qī)： 偏重，不平衡。④ 蠹(dù)： 蛀蚀。
【鉴赏】“亡征”，即国家灭亡的征兆。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列举的导致封建国家灭亡的征兆，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总数达四十七种之多。当然，这些为数众多的“亡征”，最后归纳起来又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种。韩非子认为，真正导致封建国家灭亡的是内因，它是当时统治阶级高层内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的反映。
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定的征兆。冰河解冻，柳梢鹅黄，那是春天来到的征兆;塞草枯黄，雁阵南飞，那是冬天临近的征兆。井水突然下降，鸡犬惊惶不安，那可能是地震的征兆;早晨朝霞满天，春晓大雾弥漫，那也许是雨天的征兆……以至于个人无意中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预示着未来的吉凶，事业的成败。善于由此时此地的自然或社会现象，推测出彼时彼地的人或事的联系的人，对这些现象加以归纳、总结，这便形成了人类社会各种预言未来吉凶的方术。所以《易·系辞上》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而中国古代则很早就形成了占筮、星象、解梦等各种方术。《周易》的占卜师根据烤炙龟甲兽骨上出现的裂纹预言吉凶，星象、解梦是凭借天象的变化、梦中的内容解释人事的藏否。这其中有些是根据对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观察、归纳，而总结出某些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尽管这种归纳和总结使用的是逻辑学上的不完全归纳法，但仍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而其中更多的部分，则应该是揣测、幻想与迷信，只是在人的认识水平很低、认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人类要想预知自己的未来，即使明知是自我欺骗，也仍然会对这些方术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因此，中国古代自很早起，朝廷就有专掌占筮、卜卦、观星、解梦的各种“王官”，而越是有责任心、真正想“协和万邦”的帝王，就越是会真诚地根据这些占卜的征兆来调整自己的政治，修德勤政，以免“天谴灾告”;只有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暴君昏官，才会无所忌惮、胡作非为。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对礼乐文化一概否定，唯独对天志、鬼神十分虔敬。因为他认为天下的正义、是非，仅靠人类自己已经无从保证，只能乞灵于“天”、“鬼”了。而直到近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依然要将“善”的根源追溯到上帝那里，视上帝与“善”本身同一，以至于尼采要说他“是一位隐蔽的基督徒”。
由此看来，科学与迷信、道德与宗教其实是邻居，二者的区别是“几希矣”。科学与迷信、哲学与宗教都注重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征兆，因此科学家、哲学家和占星术士、宗教教主，差不多同时又都是预言家——总结历史，预示未来。韩非就是这样一位能推断某个国家命运的预言家。他在这篇《亡征》中一口气列举出了四十七条可能导致封建诸侯王国灭亡的征兆，这是何等的详备、何等的周全!
韩非列举的这四十七条“亡征”，有的是针对君主而发的，有的是就朝廷大臣的言行而言，有的则是后宫、太子的所作所为，但归根结底，这些仍是君主治理国家时的失误，即错误的根源仍在君主那儿，关键是君主立法不严、执法不力。如果法律制定得十分周密，那么臣民游士就没有空子可钻;如果法令执行得十分严格，那么王亲国戚、便辟宠臣也就无法施展其伎俩，他们的阴谋也就无从得逞。
当然，韩非也注意到君主个人的性情品行问题，如他将君主不沉稳持重、不深藏机密、凶狠暴戾、不懂外交、偏激急躁、轻率冲动等，也列为可能亡国的征兆，而这些似乎就属于君主个人的性格和才能问题——这样，韩非实际是说，亡国的征兆就在于君主不懂治国的权术。而“术”，在韩非那里，又是与“法”、“势”三位一体、互相配合的。因此，认为他将问题的关键归结为君主立法不严、执法不力，也是说得过去的。
韩非堪称预言家，但他在《亡征》的末尾还是指出：“亡征，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即声明自己并非百发百中、每言不爽的预言家。一个国家具有韩非所说的“亡征”未必会灭亡，但一个灭亡的诸侯国则一定曾出现过这些征兆。当一个国家、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出现了某种败亡的征兆时，当局者能引起高度的警惕，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或许可以避免败亡的结局，但如果不加警戒、我行我素，则只可能导致悲剧的结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就算韩非的这篇《亡征》发挥了它的社会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