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作《陶正·女子们——·《田园交响诗》之一》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陶正，1948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高中部。1969年赴陕西延川插队。1972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75年在北京市京剧团从事剧本创作，后在北京市歌舞团从事歌词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5年起，他与田增翔合作，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以及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星》，获《中国青年》“五四”青年文学奖。《女子们》是陶正独自创作的系列中篇之一。

内容概要 我又回到了陕西。半山坡上埋葬着一个当年我在村里教夜校时最喜欢的学生，她叫爱爱。爱爱长得很美，同组的知青送给她一个昵称： 山沟里的小天使。那是一种朦胧的美。爱爱是村里有名的“巧女子”。很多有男娃的人家都眼睁睁地盼着她长大。识字的时候，她并不经常看黑板，或者嗤嗤地徜着鞋，或者在光腿把子上搓麻捻子;偶尔撩一撩眼皮，像照相机的快门倏地开合一次，便将生字记在了心底，从不念错。至今在我眼前浮现的，还是一副被麻油灯火摇曳着的羞涩的情态，一种在乱发的缝隙中闪动的、含有某种期冀的怯生生的目光。爱爱最喜欢的课程是谈天说地，我让他们知道，世界上除了土窑、油灯、老镢头和酸菜缸外，也还有另一种生活。每逢这时，她就绝不再做针线活了，托着腮，凝着眉，屏声静气地倾听。偶尔，铜顶针的毫光一闪，表明了她心灵上的颤动。爱爱为什么只活了20年就到了人生的尽头呢?谈到爱爱的病情，人们便众说纷纭了。赤脚医生说，她可能有风湿性心脏病。她的父母却说，她是发高烧“烧死的”。民小教师悄悄告诉我：她的神经好像出了毛病。有那么两年，四乡上门求亲的人数不胜数，连看门狗都叫疲了。可那女子也怪了，不论穷富丑俊的，歪好不点头，后来连人都不见了。经常悄悄地躲出去，躺在柴垛里，怀里装着我为夜校学生们拍的一组北京风景照片，痴痴地望着密匝匝的星河。这些照片是我上大学那天，爱爱跟了六、七里路，胆怯地朝我要下的。我站在爱爱的坟前回味着这个女子的往事。一个衣着鲜艳的女子正在一架碾盘上喊我，“陶老师，到我家吃饭来，我是张美华呀!”我竭力回忆着，还是记不起庄里有这么个人。她的口音似乎也不纯，既有本地味儿，又带北京腔。“陶老师不认得啦，我是香妹儿呀!”我这才明白了。她也是我的学生，还是爱爱最要好的女伴，她生性爱说爱笑。在她家里，香妹儿尖锐地问“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病根在哪儿?”她打开柜门，翻出一双鞋垫递给我，“这是爱爱临死前送给我的，你看她想的是什么?”这是一双怎样的鞋垫啊!上面绣的都是些绝不曾在鞋垫上出现过的图案。不是象征吉祥幸福的花草，而是北京城里的华灯和昆明湖上的游船及情侣，她把北京的景象绣在了鞋垫上，像一个个虚幻的梦。爱爱，你走了，会不会是为了继续你的幻想呢?任何真实也不能搅扰你的梦了。你错了，我也错了。大概你的前辈和历代祖先们才是对的。他们的目光从不离开脚下的黄土。即使过往的大雁那迷人的歌声，也不会骚乱他们古朴宁静的心。这天是八月十五，几个娃娃争着拉扯我去家里吃饭，都被香妹一顿糟贬轰跑了。她觉得村里人这些扁食、荞面饸饹、麻汤饭招待我实在太丢人，她家备有丰盛的酒菜。她的丈夫银庄整整大她一轮，是一个结过一次婚，把生性风流的婆姨打得半死，扔在粪车上退回娘家的暴烈汉子，可现在他温良驯顺地在灶前拉风箱，倒是香妹陪着我喝起酒来，令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香妹早在5年前就到地区医院当了勤杂工，我这才发现她那些有别于庄里婆姨的特殊迹象。穿着西式罩衣，半高跟皮鞋，戴着手表，还烫了一头卷发，这在村里是绝无仅有的了。香妹大大方方地接受我的审视。她问：“怎么?不像个城里人?”我敷衍地笑了笑，我又一次觉察了她那混杂着普通话和乡土味的语调，也记起了她对银庄语言的校正。“香妹，你的变化可真不小。”在香妹家6个妹妹1个弟弟中间，香妹每天要背上一个娃娃，即使上课也不例外，那情景留给我的印象简直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她上身向前折倾，两只胳膊环在背后，两根用碎布条编成的背带紧紧箍着正在发育的身体，在胸前打了个触目的十字叉，领口被勒得敞开了，露出细细的脖颈和一截黄蜡蜡的小胸脯。而现在的香妹，使我产生了一种隔膜疏远的怪异感觉。没变的只有她那爽直的具有叛逆性的个性没变。这种性格我早就有所觉察了。我还利用知识青年的特殊地位助长过她这种造反精神，使她成为全村女子中第一个登上文艺舞台的风云人物。“你是怎么出去的?”我问香妹。她诡谲地笑了笑，“也算沾了银庄一点光。”银庄连忙讷讷地解释起来：“要说也不能算是沾光，不算走后门。那阵子我正当着大队长，上边派了个招工名额，我就把她报上去了。”香妹笑嘻嘻地说：“哟嗬，你还挺谦虚!我要不说嫁给你，你肯报我的名?实事求是嘛!”香妹说她自己主动去找银庄的，她的父亲气得用牛鞭狠狠地抽了她一通，然后把她关进贮藏洋芋的地窖里，整整三天不让人给她送水送饭。可是第四天打开窑口，香妹还是那句话：“大，你就当我死了吧，不叫我嫁给银庄，我真格死给你看。”就这样，香妹把铺盖搬到银庄的土炕上，还没过完蜜月，就挟起铺盖，招招摇摇地进了城。我能说什么呢?夸奖她，说她没有辜负我的教育，争得了妇女应有的地位?她是否出卖了更宝贵的东西呢?她进了城，享受到了一般女子享受不到的城市生活，但她享受到了她更应该享受的真正的爱情生活了吗?在上夜校的女子中，改锥儿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她心地善良又有着小菩萨般的小智慧。香妹上台跳舞那次，没有化妆油彩。她把红粉笔碾成末儿，调上灯油，往脸上一抹还真好看。这回到村里，也听说一些改锥的奇闻轶事，多少都带点发明创造的味道。她在谷地边上种了一圈向日葵，秋天麻雀多时，她给每株向日葵糊了一顶黑帽子和黑蒲扇，结果，她家谷子受害最轻。改锥给附近小煤窑送了几张兔皮，换回一根废缆绳和几个旧滑轮，于是从她家的河畔到坡下的河边，就架起了一条空中滑轨，打水也半自动化了，再不用人挑。我走上改锥家的台阶，“陶老师来啦?快坐下歇歇。”一个怡人的声音响起来了，但是，太出人意外了，她竟是面前这个像40开外，面色蜡黄，牙齿错落不齐的女人吗?无论怎么不相信，眼前这个女人就是改锥，她今年的年龄应不过28岁左右。她一共生养了4个娃娃，每天除了忙屋里，还养了4头猪，20多只鸡，两窝蜂，100多只兔子和好些个蚕。公公和丈夫在外面忙着种果树、菜地还有几十亩的豆麦糜谷!他们哪里来这样大的神力，殷实、富足，就是他们要得到的。而他们付出什么呢?哮喘病、早逝的青春。我问改锥为啥要这么多娃娃，非要个儿子才算完事。改锥有些不好意思了。她说当初要这个小儿子，是想认罚的，上面抬手不罚，她就变着法补上去。卖家畜都卖公家，得的奖钱攒起来买点医药捐给大队。等往后儿子大了，让他多念书，日后成个科学家。就像我当初鼓励她那样。她这辈子不中用了，要让儿子这茬人把这里建得跟北京一样。改锥说着话，那双混浊的眼睛又闪闪发亮了，那也是理想之光。晚饭时分，村庄里传来了唢呐声，是哈拉为给她公公发丧请来的吹手。哈拉是夜校里最调皮捣蛋的嘎女子。要不是我经常教学生唱歌，她大概不会到夜校受拘束的。“九里里山屹垯十里里沟……”夜校的后生女子们齐声高唱。我使了个眼色。学生们陡地都闭了嘴——这是我事先的安排，我想听听哈拉那饱含山野风味的独唱。“我家就住在这沟里头……”她果然唱出了下句。我和同学们一起拍手大笑。“笑咋?”她立刻觉察到我是幕后操纵者，气哼哼地盯着我问。忽然她脸色一变，又指着我的身后惊叫起来：“噫，陶老师，蛇!”我浑身一紧，本能地向旁边跳去，她却放声大笑了。一报还一报，她也把我捉弄了。记得哈拉那时候和镇上白木匠的儿子订了亲，现在却成了长远的媳妇。我问了几个人，那些人都支支吾吾不肯说，还听到一些婆姨背后把哈拉称做“野女子”。原来哈拉看不上白木匠那个好赌的儿子，和长远好上了。他们俩合计这事别说白木匠和哈拉的哥哥不干，长远的爹也不会通过。他们干脆来了个既成事实，故意让长远的爹给堵在饲养场的草窑里。白木匠找上门来，让哈拉给骂走了，谁让他儿子不争气。长远是个初中生，爱看书，会讲故事，会吹笛子。现在自家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给油矿跑运输。两口子挣了钱，就经常出去看看电影，听场戏，还订了几种科普杂志《环球》、《奥秘》来读。这次给老公公办丧事，都是她出的钱。哈拉特意上县文化站抄了个哀乐的谱子，就是八宝山灵堂中播放的。安排这些吹鼓手练了练，虽然显得生涩、混乱，但那格调是深沉而庄重的。长远是这家的养子，老头子临死前，曾告诉哈拉，家里藏有一罐银洋，她婆婆怕哈拉得了银洋不养她老，想分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哈拉却刚愎地说：“她就是一个钱没有，也是长远的妈。我跟了长远，能不对她好?她那罐子银洋，随毬她咋花销，都给了人我也不肉疼。钱算个啥?还是得人好哩。”哈拉这个嘎女子，没有像香妹那样离开山庄，更没有像爱爱那样离开尘世。她和改锥儿一样依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但是她又以她特有的野劲儿和嘎劲儿，于印满了无数代人的脚印的山路之外，开辟着一条映着希望星光的野径。

作品鉴赏 陶正的这部描写知青回乡所见所闻所感所叹的中篇小说《女子们》，从一个侧面——山乡的女子们，几个角度——四个性格、生活道路各异的人物，写出了城市知识青年眼中的农村所发生的变革。同十几年前的情景相比，人的变化不只是外表上的更主要是内心的变化是明显的，但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没变，就是追求自己的理想，那是当年这个北京来的夜校老师让她们看到的，想到的，鼓励她们去争取的，至今还深深地留在她们的记忆深处。不，不是留下了，而是变成了不同的想法和做法，至今仍在追求着。那种“变化”，可以说就是追求的结果。有的女子是在梦中追求，像文中的爱爱。当年是个美丽、腼腆、心灵手巧的女子，她是那么渴望知道外面的世界，一心念着北京。每当老师讲外面的见闻时，她总是痴迷的听着，把一切都装在心里。每当夜校下课时，她总是走在最后，向老师问一些诸如“汽车谁都能坐吗”一类的问题。当老师要离开那里时，爱爱竟一直追到了公路旁，为的是要那套北京的照片。从此那照片就成了爱爱的宝物，成天看着它发呆，任说媒的踩平了门坎也不嫁，终于忧郁出病来，带着她的梦想走入另一个世界里去。留下的是一双绣上了北京风景的鞋垫，上面有华灯，昆明湖还有船中的情侣。爱爱的死是令人同情、惋惜的，她死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她无力摆脱眼前的一切，无法得到向往的一切，便选择了死，或者说生的欲望终究没有战胜死神。她像一朵美丽的鲜花，她太娇弱，太渴望阳光也太易凋零。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她的好友香妹。她也一心想进城，想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她身上具有爱爱所没有的勇气和叛逆性格。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在香妹身上，更多的具有了现代人的观念，虽然有些令人不敢苟同，但她的做法正是现代社会一部分人生存的手段。香妹为了能到地区医院当一个勤杂工，主动找到握有实权的离婚汉银庄那里，嫁给了这个大她整整一轮的男人。于是她终于进了城，努力的学做一个城里人。她是村里第一个烫了头发，穿了高跟鞋的女子，招待客人也不再是老式的扁食、荞面饸饹，而是炒上几盘菜外加啤酒、大米饭。她对这个生养她的土地毫无眷恋之情，一心想要脱胎换骨，满足于她目前所处的地位。她身上仍保留的纯朴乡风就是还没有抛弃银庄，正在为银庄千方百计争取一个临时工的名额，似乎使人感到当初并非只是出于利用才嫁了银庄。香妹自认是理想变成现实了，但这种变化过程中失去了一些美好的宝贵的东西。改锥儿的形象则是作者由不理解到理解、尊重，赋与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繁重的劳动和过多的生育过早地磨掉了青春的印迹。一个才二十八九岁的人竟看上去似乎40多岁，守了4个娃娃吆吆喝喝，手脚不停地忙里忙外，还要忍受哮喘病的折磨。但她的心里很满足，这种满足不同于香妹。她为家里富足的生活满足，为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满足，在她身上还留有旧式农民的影子，但同时又有许多新的思想在闪光。她用当年夜校学的知识搞了几个小发明，还没有忘记老师当年鼓励她当个科学家的愿望，只是这理想她寄托在那个超生的儿子身上，指望他长大了多读书，把家乡建设成北京城那个样儿，也好报答国家。改锥儿是扎扎实实地为这个家乡出力的一批人，他们不只要自己富裕还要家乡富裕，是这一代农民的一个缩影。而哈拉这个女子则是与改锥有异有同的另一种新型农民的代表。相同的是她也不离开这块土地，也在为此而奋斗、努力。但她却不是把心思都用在烧砖，箍窑、打家具，生娃娃这些事上。她的丈夫跑运输，这是农村中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挣了钱，他们除了过日子，还要有精神食粮。看看电影，读读书报，再不是从前老一辈人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了。他们为自己打开了面向外面世界的窗口，为这个村庄带来了活力。哈拉的婚姻也具有新的意识，不仅是图个有钱，而是要有精神上的共鸣，这就超出了农村旧有的习俗而成为新一代农村青年的追求了。陶正为我们提供的这一组山村女子的剪影，都是平常的事和平凡的人，但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寻出一种追求。尽管在这追求过程中有那么一些作法不那么完美，有一些人物是受世人非议的，但生活就是由这些和谐与不合谐的音调组成的舒缓的乐曲。作者的目的就是将这些山乡的变迁和他对于变化的思考呈现给读者，以引起人们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