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解说与赏析
李汝珍
有清一代的长篇小说，于《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人们大多会想起《镜花缘》。然而它又显然不是第一流杰作，瑕瑜互见，驳杂不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相去颇远。但是，无论是它在小说史上的特殊而尴尬的地位，还是它本身思想艺术上的得失，都值得深思。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河北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存世著作尚有音韵学专著《李氏音鉴》及围棋谱《受子谱选》。另外，许祥龄《蔬庵诗草》存有他写的一篇序言。有关他的传记材料颇零落，故只能约略勾勒其生平。
《李氏音鉴》有言：“壬寅(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秋，珍随兄佛云宦游朐阳(今连云港市、海州一带，古朐县)，受业于凌廷堪仲子夫子，论文之暇，旁及音韵。” 参以凌氏行踪，李汝珍似生于1763年前后。李汝珍之兄名汝璜，佛云是其字。李汝璜任板浦场(今属灌云县)盐课司大使长达十六年之久，卸任后又居板浦二年，至嘉庆六年另任淮南草埝场盐课司大使，方迁家离去。随李汝璜而来的李汝珍与位于海隅的板浦关系更为久长，兄长离去后仍在板浦居留了较长时间。他续弦于板浦许氏，声气相通、互为切磋的友朋也多为板浦人或侨寓板浦者。《镜花缘》主要是在板浦创作的，而且与板浦的地理人文不无关系。后来，李汝珍离开了板浦，离开的时间和情况不详。
李汝珍“读书不屑章句括帖之学”，他的科第不售颇有些自甘的成份。但是，李汝珍对仕途也曾有过幻想。嘉庆四年秋冬，黄河在砀山附近的邵家坝一再决口，水患严重，清廷允许捐资赏官，李汝珍捐得县丞衔，欲参加治水以谋实缺。参证当时的河工文献，李汝珍虽一再奔走，但其时为时已晚，加以又限于某些条规，似无谋得实缺的可能。李汝珍大概终其一生都是处于“草野”的，县丞于他不过一虚衔而已。这谋官的挫折，无疑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并影响了《镜花缘》的创作。
《镜花缘》一百回中，李汝珍顺着“恰喜欣逢圣世，喜戴尧天，室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的门面掩饰语，说自己“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只不过是自我调侃，其中是颇含岁月逝去而老大无成的人生慨叹的。孙吉昌在题《镜花缘》的《五韵诗》中写道：“而乃不得意，形骸将就衰;耕无负郭田，老大仍饥驱。可怜十余载，笔砚空相随，频年甘兀兀，终日唯孳孳。心血几用竭，此身忘困疲; 聊以耗壮心，休言作者痴。穷愁始著书，其志良足悲!”其辞于李汝珍之困顿情形或有所夸大，当大致切合事实。纵然尚有兄长之宦囊可赖，长久如此，老大如此，怕很不是滋味的吧。
李汝珍在嘉庆二十年左右已完成 《镜花缘》 的初稿，嘉庆二十三年(1818)亲赴苏州监刻。《镜花缘》的重要版本有嘉庆二十三年苏州初刻本、道光元年本、道光八年广州芥子园本。后二种版本都作了部分文字修改。苏州初刻本百回末，作者说“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许乔林(署名梅修居士石华)序说：“以三十年之力成之”，道光元年本即已分别改为“十数多年”和“十数年”。这样看来，《镜花缘》是李汝珍进入而立之年后着笔，五十岁左右成书的。李汝珍命笔之初经受的人生苦辛尚不算多，但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情况有变，作者后期的人生经历对作品影响尤大。因此，即使命笔之初尚无几许人生感慨，《镜花缘》也是一部穷愁之作。
李汝珍的卒年像他的的生年一样，也只能作大致的推断。因为《镜花缘》文字上有些讹错，相当隐微，非作者本人难以觉察，故研究者多认为道光元年本及道光八年广州芥子园本都是作者亲自修改的，这大致可信。
然而，迄今可以确证李汝珍委实健在的最后时间只是嘉庆二十三年，是年他曾亲赴苏州监刻。迄今可以确证李汝珍业已亡故的年份是道光十一年。道光十一年所编选的《朐海诗存》的凡例第四说：“文章公是公非，定于年后，凡其人见存者，虽皓首骚坛，概不选登。”凡例第七又说：“夫十步之内，必有芳兰，岂必借才异地乎?此集于流寓之诗，采之綦谨，如张尧峰、杨铁星、李松石、吴子野诸君，虽久作寓公，诗名籍甚，概所不录。”如果此时李汝珍尚在人间，依凡例四已不能入选，是不必在凡例七中特别提及的，可见，道光十一年他必已作古无疑。如果道光八年广州芥子园本果真是李汝珍自行修改的话，那么他的去世就在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十一年(1830)期间了，距《镜花缘》问世约十年，享年六十岁左右。
李汝珍的友人多称许他博学多才。《李氏音鉴》序说他：“如壬遁、星卜、象纬之类，靡不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石文煃在同书序中也说：“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奕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花间月下，对酒征歌，兴至则一饮百觥，挥霍如志。”许乔林《镜花缘》序中又说：“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征之于他的存世著作，特别是《镜花缘》，这些褒扬确非捧场之语。
李汝珍以小说家名世，将他列入乾嘉学派皖派的行列可能不妥，但从他的学问及《镜花缘》的批判倾向等情况来看，却颇多与皖派相近的地方，这无疑与受业于凌廷堪有关。凌氏即乾嘉学派皖派中坚之一。章太炎《检论·清儒》中论及皖派时曾说：“(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李汝珍受业于凌氏，自然深受影响。
稍先的《儒林外史》描绘的儒林情况也正是李汝珍生活时代的儒林情况，充斥着陋儒、腐儒，充斥着假名士，充斥着逐臭之夫，腐败到了极点。在这种恶劣氛围里，李汝珍却具有广博的学识，具有相当的社会批判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获皖派之泽。但是，皖派对李汝珍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的，负面的扞格似也不小。这些，在《镜花缘》里都有所反映。
《镜花缘》第23回里林之洋有一段话：“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射鹊、蹴球、斗草、投壶，各种游戏之类，件件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这段话实际上是李汝珍关于《镜花缘》的夫子自道，既道出《镜花缘》的创作意图，又概述了《镜花缘》的面貌，并自炫其魅力。从这夫子自道来看，李汝珍创作《镜花镜》的宗旨、取径十分明确，他是要以游戏的笔墨，在学识纷陈中阐扬善道。李汝珍钟情于善，寄希望于善，而他所怀抱的这个善又是相当驳杂而内存抵牾的，这些都投射进了《镜花缘》，或者干脆就径直呈现在《镜花缘》里。
李汝珍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儒家复古主义的善的观念。这种善的观念是在复古形态下对儒家伦理的理想化，它是在人们对后世儒家伦理——理学及其社会规范的不满中产生的。在李汝珍看来，儒家复古主义的善是合理社会的唯一根基。他之所以异常钟情于善，寄希望于善，主要就是因为他那善的思想中有着这一重要内容。
在《镜花缘》的海外诸国部分，突出地表现的就是这一内容。游历海外诸国才开始，作者就将唐敖等人送进了一个理想国——君子国。这里无欺无诈，相让而不争，人人都是道德君子。这里的统治者谦和纯正，尊奉儒家古经典，施政芟繁去杂，存朴尚宽，务在风俗淳厚。这纯粹是以儒家复古主义的善构筑的世界。君子国国门上高标着“唯善为宝”四字，就其实质而言，其中的善分明是指儒家复古主义的善。这四字画龙点睛，强调了这个国度之所以美好、理想的唯一原因在于完全恪守这种善，一切都以这种善为出发点，一切又都以这种善为归趋。“唯善为宝”是作者高举的建构合理社会的四字宪章。在君子国的描写中，作者就已将这种善推许到了至尊至要的地步。然而这又只不过绍其端倪，在君子国之后，作者又对一些国家作了肯定性的描述，并对另一些国家作了否定性的刻划，臧否的准则依然是这种善，目的也依然是阐扬这种善是合理社会的唯一根基。
君子国之后紧接着写的是大人国，不久又写了黑齿国。对这二国都作了较详尽的肯定性描写。作者在行文中特别点明二国都是君子国的紧邻，或“风俗言谈及其土产，都与君子国相仿”，或“为君子国教化所感”。(这无疑是对“唯善为宝”的君子国的不写之写。) 这三国集纳在一起，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作者基于儒家复古主义的善所构筑的合理社会的面貌。这个社会除了具备君子国外的那些特点，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优点，在这里，人们的尊卑都不以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判别，而决定于品性的好坏和才学的有无。而且，在这个社会里，读书蔚然成风，连女子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才学出众者，还能获得表彰。至于作否定性描写的各国情景，如小人国之诡诈，淑士国之穷酸假斯文，两面国浩然巾下所藏之狰狞，厌火国之强行勒索，结胸国之好吃懒做，无肠国之为富不仁，等等，越发显示出了“唯善为宝”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是这种理想社会的特殊补充，使它体现得更为完整。
海外诸国的描写以轩辕国作结，这种处理意味深长。在作者的笔下，这个国度氤氲着浓郁、绚丽的神话气氛，这里的人是至古至尊的黄帝轩辕氏的苗裔，人首蛇身而秀雅，下寿亦八百岁。这里凤鸟自舞，鸾鸟自歌，人人自适，熙熙融融，升平吉祥。这里的国王年已千岁，圣德远播，众邦咸服。海外诸国部分行将结束，作者竟抑制不住为他那“唯善为宝”的社会奏起了圣乐。其钟情之深，寄望之殷，可以想见。
总之，海外诸国的前前后后，正正反反，作者着力阐扬的是儒家复古主义的善，认为这是合理社会的唯一根基。李汝珍努力以儒家复古主义的善构筑一个合理社会，这是一个相当民主、平等、人道的社会，却又是一个空想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其实，这个合理的社会严重缺乏科学的合理性。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伦理也必须以此为基础。伦理对社会虽然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制约、规范作用，但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根基，更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唯一根基。作者将儒家复古主义的善看作合理社会的唯一根基，空想的实质非常清楚。就伦理对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规范作用而言，儒家复古主义的善对于规范合理社会也缺乏实践品性，因为它本身也就是一种空想。它是在对失落了的古代社会及其伦理的主观诗化中形成的伦理观念。因此，作者以儒家复古主义的善所构筑的那个合理社会，与其说召示未来，不如说是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批判。
从根本上讲，作者也确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才钟情并寄希望于儒家复古主义的善，并热衷于以它构筑合理社会的。事实上，海外诸国部分也确具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小说中对许多国度陋风恶俗的讽刺性描写固然具有这种针对性，就是君子国一类国家也是针对时弊而赋予它们以理想品性的。从这一角度看，整个海外诸国部分又可以视作纯粹针对现实的讽刺之作。应该特别指出，作者所取的视角虽然只是伦理的，具体说来也就是儒家复古主义的善，但投射出的视线却颇为开阔，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都较大程度地纳入了视野，并触及到制度方面，因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否定相当广泛。这种广泛性本身就包含着相当的深刻性，因为这已经远非对现实社会局部范围的批判和否定了，而是颇具整体意义的批判和否定。它揭示出了现实社会整体的不合理，应该为别一种社会所取代。作者构筑的那个意欲取而代之的合理社会虽然只是空想，但其较深广的社会批判价值却不可漠视。这在那个时代，无疑已是可宝贵的。
李汝珍关于善的思想相当驳杂，创作思想中又有炫才弄学的一面。但是，由于他在海外诸国部分颇执着于现实，执着于具有相当批判功能的儒家复古主义的善，因此，炫才弄学之病在这一部分得到了较好的抑制，而能较好地切入生活，比较符合小说艺术规律。海外诸国的描述只不过在 《山海经》等典籍中稍稍取些名目之类的次要因子而已，主要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的结果。这些想象常常是比较奇特的，却又颇具概括力，因而耐人寻味。而其间点染的那些非关国情的种种奇闻佚事，穿插、剪裁颇当，又多具童话或神话意趣，有较好的审美效应。
儒家复古主义的善虽然是在对现实社会的反拨中产生的，但毕竟又是空想性质的，所以它既有使作者与现实相连的一面，又有使作者与现实分隔的一面。后者造成了某些描写的虚伪与迂拘，不过尚未致大病。
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海外诸国部分都是《镜花缘》的精华所在。《镜花缘》之所以能够传世，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部分。
海外诸国部分结束后，《镜花缘》余下的大半部主要是才女群的活动。写众才女如何聚集，如何参加女科考试，如何中第后欢会，以及她们的结局。这余下的大半部，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之海外诸国部分都有明显的倒退。在这一部分里，作者不复能如前那样较好地执着于现实，较好地执着于颇有社会批判功能的儒家复古主义的善，而一些迂腐的观念开始活跃，炫才弄学的思想也非常活跃，造成了严重的艺术滑坡。这骤然的大滑坡似乎不好理解，其实，海外诸国部分早已蕴蓄着这大滑坡的危机，而且主要就潜藏在作者曾颇为执着过的儒家复古主义的善里。它的空想性质不能不导致作者最终对它的怀疑和放弃。往深处看，他在轩辕国部分奏起的华彩乐段，实际上是为他所钟情的以儒家复古主义的善所筑构的合理社会奏起安魂曲。他意识到这不过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而又无比留恋，断割之时便奏起了以“最后的颂歌”面目出现的安魂葬曲。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让他最珍视、最肯定的人物唐敖在轩辕国无比熙和的景象中发出了看破红尘的感喟：“倘主意拿定，心如死灰，何处不可去，又何必持其龙须以为依附?”作者没有让唐敖在轩辕国停留，也没有让他回到君子国、大人国和黑齿国，而是用“一连刮了三日”的大风将他送入了虚无缥缈的小蓬莱。小蓬莱是一个以道家虚无主义为质、以清寂的仙境为表的世界。这个世界视一切都是镜花水月，这个世界本身亦即镜花水月!作者笔下最珍视、最肯定人物的虚无，无疑也是作者自身的虚无。
历来儒道本身就是互补的，作者在感到希望只不过是绝望之后，堕入道家的虚无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让笔下的人物堕入虚无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毕竟是虚构形象，而身处现实中的作者要真正虚无却很难，从根本上讲则是不可能的，因为铁一样存在的现实总要对他作这样那样的牵制。其实，在唐敖得道成仙后的描述中，现实就已暗中与作者开玩笑了，它令作者让唐敖藕断丝连，仍心怀唐室，将女儿易名为唐闺臣。这只不过是玩笑伊始罢了，现实将更进一步揶揄作者! 迂阔不切实际的追求幻灭而堕入虚无之后，现实常会令人走向迂阔不切实际的反极，即趋于琐屑的所谓“务实”。由于作者思想中本就存在着一些迂腐的观念，他就只有琐琐屑屑地对现存社会作些补罅弥缝，或不如说精神游戏了。至于沉醉于炫才弄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难以完全遁向虚无的世俗化的表现。
就这样，占据全书大部分篇章的以描述才女群为主的部分猛烈地大滑坡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所劝之善，所风人之旨，主要是那些与儒家复古主义的善相抵牾的理学教条和阴骘果报观念。它们是极陈腐的，扼杀人性的，自然也是扼杀创作生机的。这使得这一部分不能不是这些迂腐观念连篇累牍的简单图解和空洞说教。不厌其烦地叙述一个个才女都是出于忠孝之家或积善之门，不厌其烦地让一个又一个人物大谈忠孝节义和善恶果报，不厌其烦地去写什么酒、色、财、气四关，等等。在这一部分，作者同时又恣意炫才弄学，举凡注疏考证、壬遁星卜、医方算式等及各种游戏，也是连篇累牍，的确是“与《万宝全书》相邻比矣”，然而却与小说艺术背逆了。
历来都有研究者认为这部分集中表现了进步的妇女观，大为肯定。作者确实是比较关心妇女问题的，这一部分也的确集中写了妇女，但却很难说表现了多么进步的妇女观。
且看看作者在书中为武则天拟就的关于妇女的二道“恩诏”，因为它们可以说是作者确定妇女社会位置的座标。关于妇女的十二条恩诏，其中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主张，不过是对贫寒妇女的生老病死予以抚恤、照顾而已，而且，这也是限定在被作者同样目为善的封建纲常那狭窄的框架内的。十二条恩诏起始的三条分别是对妇女孝、悌、贞节的要求，而最末二条再度强调了孝和贞节，真可谓“开宗明义，首尾呼应”了。如果妇女违背了这些封建纲常，怕是连有限的抚恤、照顾都不可得的吧。至于女科恩诏，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对女子受教育权利的肯定和女子才华的肯定而已，其中绝无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指向。女科恩诏说得明明白白，女子殿试获中后可得“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之类的荣衔，可半支俸禄，可任伺候皇帝的“内庭供奉”，如此而已，这就是女科欲令女子进行的“鹏飞”。女科显然不能与男科等同视之，男科确是可令男子“鹏飞”的，女科不过是容许女子于笼中抖动翅膀罢了。而就连这抖动抖动翅膀也只有中上层女子方可享受，恩诏明文规定：“出身微贱者，俱不准入考。”两道恩诏无疑都对妇女有严格限定，对于这种限定中的妇女权利空间，实难多作称许。
小说刻划诸多才女的形象，显示的主要也是她们心甘情愿地置身于这有限空间。作者为便于直陈他视为 “兰言” 的迂腐说教，特设了一个人物——师兰言。师兰言者，“师仿兰言”也。且看她的一段“兰言”：“即如为人在世，那做人的一切举止言谈，存心处世，其中讲究真无穷尽。若要撮其大略，妹子看去，只有四句可以做得一生一世良规。你道哪四句?就是圣人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能依了这个处世，我们闺阁也算得第一等贤人。” 作者基本上就是依据这个原则写才女们的，众才女之首的唐闺臣便是典范。作者写她时可谓小心谨慎至极，不仅让她的一言一行恪守妇范，就连小蓬莱仙境中分明是仙人身份的樵夫向她传递父信时也得放在斧柄上递过去。男女授受不亲，虽仙境亦莫不如此，真是唯恐对作为典范的唐闺臣的形象有些微的玷辱。其他才女绝大多数也是举止有节，言谈中规，与唐闺臣的面目颇难区分，彼此大可易名而称的。这些才女中有部分人后来成婚了，凡无身孕而其夫战死者悉皆以身殉夫，至有十人之多! 作者这样的处理，只是令其恪守妇范而已! 才女中有个别人，如花再芳、闵兰荪，不过于礼数稍欠注意，作者也频予讥讽。作者只是在肯定封建纲常、肯定男子中心的前提下，要求对妇女的地位、处境略加改善而已。那种认为作者倡导男女平等的观点显然与事实不符。
在这一部分里确也写到参政、主政的妇女，一为武则天，一为阴若花、枝兰音、黎红薇、卢紫萱等四人。但武则天作为乱政者出现，作者虽然不得不依靠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主来展开女科的描写，让众才女一抖翅膀，但还是将她视作天道令亡的角色。至于阴若花等四人则是回到一个特殊的社会——女尊男卑的女儿国去参政、主政，反映了作者思想终竟摆脱不了的矛盾、犹疑。亭亭(即卢紫萱)在即将随若花去女儿国进行统治时颇为激昂慷慨地说：“少保何足为奇?愚姐志岂在此! 我之所以喜欢者，有个缘故：我同他们三位或居天朝，或回本国，无非庸庸碌碌，虚度一生。今日忽奉太后敕旨，伴送若花姐姐回国，正是千载难逢际遇。将来若花姐姐做了国王，我们同心协力，各矢忠诚：或定礼制乐，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或举贤去佞，或敬慎刑名，或留心案牍。——扶植他做一国贤君，自己也落个‘女名臣’的美号，日后留芳史册，岂非千古佳话。”当然，这里也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女子不仅可以而且有能力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意向，然而那里是以男权社会为蓝本的女权社会的空想国土，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作者笔下有少数才女也并非唐闺臣那种了无生气的形象，尤其是孟紫芝这一形象，相当鲜活可爱。作者虽然描绘她时也有所抑制，不让她去犯那些所谓的大规矩，然而笔端明显地带着爱怜之情。作者写她的诙谐，写她的活泼，写她的机敏，写她的锋芒，表现了对人性、人情、个性的赞赏和向往。然而这也只是无改大局的吉光片羽。
曾经有过高阔心志的作者，自然不甘于沉沦在那琐屑的所谓“务实”之中，他必然要挣扎。一些吉光片羽正是他挣扎的产物。没有思想上的大突破，挣扎是不可能有大效果的。他虽然挣扎了，但挣扎中仍屈从于传统的社会力量，这样那样地限制自己也限制手中之笔。既不甘于沉沦，挣扎又艰难、困惑、疲累，于是作者又再度求助于虚无了。这反映在作品里则是让另一个他最珍视、最肯定的人物唐闺臣，步其父之后尘，也撒手人间，往小蓬莱去了。
虚无，虚无，实际上是以不了去了结诸多矛盾，是让诸多矛盾兀自存在着。于是《镜花缘》成了一部充满矛盾的书，瑕瑜互见的书，欲伸还屈的书，驳杂的书，颇费揣想的书。但是，如果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中去，细按作者内心的诸多矛盾，那么，这本充满矛盾的书还是不难理解的。
李汝珍生当鸦片战争的前夜，闭关锁国的封建末世，其时，传统中国社会已腐败到了极点，但内部尚未出现新的阶级力量，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性的强行冲击也没有到来。这样的时代为不满现实者所提供的抨击病态社会、构想合理社会的思想武器是极有限的，最多也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性质。这些武器大抵对抨击现实尚具有一定力量，而于昭示未来则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在这时代空空荡荡的思想武库之中，儒家复古主义的善应该算是一件颇有力的武器。憎恶当时的社会，憧憬合理社会，而又颇受皖派学风影响的李汝珍操起这一武器是顺理成章之事。
问题在于李汝珍并未将这一武器磨砺到它能达到的锐利程度，因而在昭示未来方面存在着更严重的局限性。先于他的戴震在“古经明则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的儒家复古主义旗号下，反击了理学“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提出了“理存于欲”、理学“以理杀人”的深刻命题。这种对人欲的肯定里，活跃着丰富的人性、人情、个性的因子，也是对人性、人情、个性的肯定。戴震的深刻命题无疑具有极强烈的批判力。此外，它虽然还不具有指明未来的性质，但又无疑是通向近代的一种过渡。如果以它为指导去构筑合理社会，虽不能完全摆脱儒家复古主义的框架，但较君子国一类的设想一定切实得多。因为合理社会绝不会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社会，而是一个人欲、人性、人情、个性健康发展的社会。即使不以它去构筑合理社会而以它专事于现实的批判，那在客观上也会产生相当强的向往社会合理化的驱动力，因为其中有对人欲、人性、人情、个性的肯定在。曹雪芹、吴敬梓分别经由自己的路径也取得了类乎戴震的认识，并在他们的鸿篇巨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 中作了深刻而富有艺术魅力的表现。遗憾的是，李汝珍没有能将他那儒家复古主义的善磨砺到足够锐利的程度，没有获得类乎戴震、曹雪芹、吴敬梓的深刻认识，这不能不说他有颇大的个人局限性。这样，《镜花缘》在思想上达到时代的高峰也就根本成为不可能的了。
正因为李汝珍未能将儒家复古主义的善磨砺得足够锐利，因此，它对那些迂腐落后观念的杀伤力、排斥力也就有限了，相反，倒颇具包容性。即使他执着于儒家复古主义的善的观念时，迂腐观念也在他思想里存在着，唐敖、多九公的某些说教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样，当他失望于儒家复古主义的善而堕入虚无，虚无又复难成的时候，一些腐朽的观念蜂起就更属势所必然了。同样，炫才弄学也与他未能将儒家复古主义的善磨砺好有关。
取得上述那种与戴震、曹雪芹、吴敬梓相类的深刻认识，对那个时代的小说家是至关重要的。这不只是因为一个高明的小说家必须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而且因为那种深刻认识会大有助于小说家从根本上把握小说艺术的规律。文学是人学，小说尤其如此，而人欲、人性、人情、个性则又是人学不可或失的关键内容。对人欲、人性、人情、个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仅使李汝珍的人生观念有很大局限，而且还造成了他的小说观的窳陋。一方面，他因陈文以载道的观点，视小说为劝善之具，这必然造成观念压倒形象的弊病，甚至较成功的海外诸国部分也不能或免;另一方面，他又因陈古代图书分类里的那种小说概念，即将不能归入经、史、诸子、文赋等的佚闻野史、残丛小语之类悉称作“小说”，而视小说为炫才弄学之具，罗列才艺，使小说成了类乎《万宝全书》的东西。虽然李汝珍在创作中也吸取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通俗小说的成份，但他显然没有较好地掌握小说艺术的规律。《镜花缘》的不少篇章相当严重地缺乏艺术魅力，很难使人将它们视为小说。李汝珍窳陋的小说观的形成原因固然颇多，但对人欲、人性、人情、个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乃是最根本原因。
为什么戴震、曹雪芹、吴敬梓能够取得对人欲、人性、人情和个性的深刻认识，而晚于他们的李汝珍却不能呢?有一重要原因使李汝珍缺乏求索真理的大勇精神而心存畏惧。自康熙、雍正以来，清政府屡兴文字狱，动辄牵连数百人，思想受到严酷的钳制，“避席畏闻文字狱”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知识分子或征逐于功名利禄之场，或在这种那种形式中逃避现实，鲜见有思想建树者。著名的乾嘉学派实际上也是“避席畏闻文字狱”的产物。其中的皖派虽有一定的社会批判倾向，从总体上讲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戴震虽为皖派宗师，但他的一些深刻思想，包括“理存于欲”，理学“以理杀人”的深刻命题，并未为该派门人所继承，更未为该派门人所发扬光大。门人们所突出继承的大抵是他的治学方法和在考据领域内取得成就而已。在那个时代，追索真理的大勇精神尤其重要，戴震、曹雪芹、吴敬梓只是具有这种大勇精神的罕例，因此，他们得以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后来的大抵是一片拖沓纷杂的步履声。李汝珍在他的挣扎中也不是没有出现朝着戴震、曹雪芹、吴敬梓靠拢的趋势，他描绘孟紫芝时就流露出了他内心深处对人欲、人性、人情、个性舒张的向往。但是，这种向往略一展现就退缩了回去，终于受制于封建纲常而将众多的人物写得没有生气。
《镜花缘》难以望《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项背，然而浸浸乎其上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这两部，许久之后才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孽海花》等几部作品达到了类乎《镜花缘》的成就。李汝珍和他的《镜花缘》还是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