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的文学画廊中，有诸多妓女的艺术形象。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这篇小说描写的就是一位“胜如男子”的妓女故事。作者通过赵春儿助夫成家之举，讴歌了这位千古“红颜”的高风亮节。在赵春儿这一艺术形象身上，放射着清新的时代芬芳，成为我国文学园圃中的又一奇葩。

赵春儿，是扬州城外的一个名妓。当地有个大户之子曹可成，看上了赵春儿，用五百两银子为其赎身。不久，曹可成父亲和妻子皆死，家贫如洗，他孤身无靠，只得“权退在坟堂屋内安身”。赵春儿顾念曹可成的赎身之恩，治酒款待，并拿出私蓄的白金百两相赠。谁知曹可成不改旧习，很快囊中一空，度日艰难。

赵春儿虽是个妓女，但和一味贪利图财的青楼女子不同，十分重“情”，见困厄中的曹可成处境维艰，在他三年服满后，决定嫁给他。她凑了五十两银子给丈夫买房，又给曹可成一些零碎银子，让他收拾房室，买点日常用品。结婚后，赵春儿劝曹可成赎田耕种，并取出三百两银子交给丈夫。但这位旧家纨袴子弟一拿到钱，又为昔日的闲汉们一哄而尽，气得赵春儿双泪长流。曹可成整日和赵春儿吵闹，逼得地只好和丫环翠叶靠纺线度日。不上一年，曹可成坐吃山空，为活命，竟然在暗中又偷卖了翠叶。赵春儿又气又苦，从前至后，对丈夫数落一场。曹可成自知理亏，懊悔不迭，禁不住眼中流泪。在赵春儿的指点下，当了个村童的训蒙先生，以换取些须学俸。

十五年后，曹可成偶和殷盛邂逅相遇，萌生了买官求富之念。但买官需要一千两金银，赵春儿鼓励丈夫去向亲戚借钱。曹可成空手而回，哭得泪眼涟涟，欲以死了此残生。赵春儿见丈夫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似有悔改，决心设计试探他的真心。她让曹可成去搞一张起送的文书，曹可成只得硬着头皮向求学的村童家长告借，在好心的朱外郎的帮助下，勉强凑集了一两多银子。赵春儿又叫丈夫去地下掘出纺线所得的一百六、七十两银子，曹可成“分毫不曾苟且”。她晓得丈夫确已迷途知返，因此，倾其十五年纺线的全部私蓄，买了福建同安县二尹的官。由于赵春儿的帮助，曹可成在任上“宦声大振”，很快升任福建泉州府经历和广东潮州府通判。后衣锦还乡，重振曹家旧业。

赵春儿虽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妓女，但品德高尚，有着纯真晶莹的美好心灵。她和曹可成的交往，本无丝毫的情感基础。曹可成用五百两银子为其赎身，是狎妓者的常事。但赵春儿对此却十分用情，久不见曹可成来家，她“心中思念”;一旦得知曹家破落后，更不像那些见利忘义之辈，将旧日的情人一脚踢开，而是满怀同情，真诚相助。小说描写赵春儿见到落难中的曹可成，抱头大哭，说： “妾之此身，乃君身也。幸妾尚有余资可以相济，有急何不告我?”这番话在身处绝境之中的曹可成听来，不啻是知音之言。而且，赵春儿又慷慨地解囊资助百金，嘱咐曹可成省吃俭用， “缺少时，再来对我说”，寥寥数语，掷地有声。当曹可成“不知稼穑艰难”，将她的周济于大肆挥霍时，赵春儿仍然只是好言苦劝。曹可成非但不知恩，还怀疑其“厌薄”他， “忿然而去”，赵春儿仍不弃厌之，暗中又教人送些柴米之类给他，并向曹可成明确表示：“我当初原许嫁你，难道是哄你不成?”“你切莫听人闲话，坏了夫妻之情。”其一片真情，跃然纸上。

赵春儿又很有心计，在挽救步入歧途的曹可成时，善于因势利导。她在丈夫未觉悟时， “且由他磨炼去”，甚至将全部箱笼中的家私一一交付曹可成，但又不放弃一切教育他的机会。当曹可成的思想稍有转机，赵春儿即指给他一条教书谋生之路，在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涯中，让其体验人生的苦和乐。曹可成意欲买官求富，赵春儿立即抓住这一心理，不失时机地让丈夫去向亲戚们告借，以便用他四处碰壁的事实让浪子回头。当曹可成两手空空、哭泣着回来时，赵春儿说： “哭什么?没了银子便哭，有了银子又会撒漫起来。”纵观全篇，赵春儿正面指责丈夫“撒漫”使钱的话仅此一句，但由于说在节骨眼上，力如千钓，对曹可成的思想震动很大，成为他改过从善的思想契机。小说中的曹可成，是封建社会中富家大户纨袴公子的艺术典型，在旧制度的庇护下，他挥霍无度，积习甚深。赵春儿屡次苦劝相救，都无济于事。她意识到教育丈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惜用十五年的漫长纺线生涯，企图默默地进行感化。当丈夫有所转变时，赵春儿又引而不发，故意设计试探，尤其是对纺线积下的千金巨富，从不露半字。这些真实而可信的艺术描写，令人窥知赵春儿除了具有品格高尚的美德之外，还凝聚着可贵的机智和才华。真如小说结尾诗所赞： “如此红颜千古少。”明代中、后期，随着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正受到各种社会新思潮的冲击。文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这种新、旧思想的斗争，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小说中的赵春儿，助夫成家，体现了当日市民群众道德伦理观念的一个侧面。在赵春儿身上，集中表现了市民们的理想追求。它之迥异于中国文学中的传统妓女形象，正是时代所带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