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793年，刚刚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的法国仍然危机四伏，充满着诸多矛盾与冲突。贵族郭文与其叔祖朗特纳克侯爵分属共和党与保王党，郭文率军击败朗特纳克的叛军。几经生死的朗特纳克在逃亡中被三个无辜孩童的母亲的无助哭号所震动，唤起了他内心的良知，冒死从火中救出了三名儿童，并将自己交到了共和党人手中。叔祖出乎意料的转变惊醒了郭文对革命与人道的思考，他最终决定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回报朗特纳克，私自释放了他，把自己送上了军事法庭。最终，郭文被判处死刑。其师西穆尔登作为审判官之一也被卷入巨大的矛盾的旋涡，他最终投下了同意判处郭文死刑的一票，并在郭文人头落地之时扣响扳机，自杀身亡。

【作品选录】

第七卷　封建与革命

三　表决

郭文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西穆尔登问。

郭文回答：

“郭文。”

西穆尔登继续讯问。

“你是谁？”

“我是北海岸远征军的总司令。”

“你和逃掉的人有血亲或者姻亲关系吗？”

“我是他的侄孙。”

“你知道国民公会的法令吗？”

“我看见刊载这个法令的公告就在你的桌子上。”

“你对这个法令有什么意见？”

“我只能说是我在上面副署的，是我命令执行的，是我叫人印制这张公告而且由我在下面签名的。”

“你可以挑选一个辩护人。”

“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你可以发言。”

西穆尔登又恢复了冷酷无情的样子。不过他的冷酷更像岩石的稳定，而不像人的镇静。

郭文沉默了一阵，仿佛在集中思想。

西穆尔登又说：

“你有什么话给自己辩护？”

郭文慢慢地抬起头来，眼睛并不望着任何人，回答：

“这样： 一件事使我看不见另外一件事；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年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责任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的村庄、被蹂躏的田野、被屠杀的俘虏、被惨杀的伤兵、被枪毙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我是有罪的。我这样说好像对自己不利，其实不然，我是在替自己说话。因为一个有罪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就挽回了唯一值得挽回的东西： 荣誉。”

“这些，”西穆尔登问，“就是你的全部答辩吗？”

“我还要加上一句，我既是司令官，我应当作出榜样，在你们呢，你们既是法官，也应当作出榜样。”

“你要求什么榜样？”

“判我死刑。”

“你认为这样公平吗？”

“不仅公平，而且必要。”

“你坐下。”

那位当检察官的军需官站起来，首先把通缉朗特纳克前侯爵的命令宣读一遍，然后宣读国民公会关于任何人如帮助俘虏脱逃必将处死的法令。最后结束时他读了公告的最后几行，就是禁止“援救及帮助”上述叛徒，“违者判处死刑”，和下面的签名：“远征军总司令郭文”。

读完以后，检察官坐了下来。

西穆尔登交叉着双臂说：

“被告，注意听着。旁听的人，请听，请看，但是不要说话。你们的前面是法律。表决现在就要举行。判决按照多数意见通过。每位法官轮流提出意见，当着被告的面大声说出来，公平的审判没有什么要隐藏的。”

西穆尔登继续说：

“第一法官先说。请说吧，盖桑大尉。”

盖桑大尉仿佛看不见西穆尔登，也看不见郭文。他的垂下来的眼皮遮住他的眼睛，他动也不动地盯住那张公告，而且像察看一道深渊一样察看着公告。他说：

“法律有明文规定。一个法官比普通人高一等，同时也比不上一个普通人；他比不上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没有心肝；他比普通人高一等，因为他掌握着生杀大权。罗马四百一十四年，曼柳斯把他的儿子判处死刑，因为他的儿子没有得到命令就擅自打了胜仗。违反了纪律的必须受到惩戒。现在是违反了法律，法律比纪律更高。由于怜悯心发作，我们的祖国又被陷入危险中。怜悯可以构成罪行。郭文司令放走了叛徒朗特纳克。郭文是有罪的。我主张死刑。”

“写下来，书记官。”西穆尔登说。

书记官写着：“盖桑大尉： 死刑。”

郭文抬高了嗓音。

“盖桑，”他说，“你的意见很对，我谢谢你。”

西穆尔登继续说：

“第二法官发言。请说，拉杜曹长。”

拉杜站起来，转过身来对着郭文，向被告行了军礼。然后他喊起来：

“既然这样的话，那么，送我上断头台吧。因为我可以赌咒发誓说句良心话，我真愿意做： 第一，那个老头做过的事，其次，我的司令官做过的事。当我看见那个八十岁的老家伙跳进火坑里去救那三个小东西时，我就说：‘好家伙，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当我知道我的司令官把那个老头从你们的断头台上救出来时，他妈的，我就说：‘我的司令官，你应该做我的将军，你是一个真正的人，妈的，我真愿意送给你一个圣路易十字勋章，假如现在还有十字勋章，还有圣， 还有路易的话！’哎呀！难道现在我们都要变成白痴吗？如果我们打赢了热马普战役、瓦尔米战役、弗洛里斯战役和滑亭尼战役就是为了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明白地说出来。怎么！四个月以来郭文司令对这些狗养的保王党穷追猛打，用军刀救了共和国，在道尔做了一件只有最聪明的头脑才能想出来的事情，而你们有了这样一个人，却想除掉他！你们不推举他做将军，反而想砍掉他的脑袋！我说这真是走到新桥上面往水里跳，连你自己，郭文公民，我的司令，假如你不是我的将军而是我的伍长的话，我就要对你说： 你刚才所说的都是蠢话。老头救了几个孩子做得很对，你救了老头也做得很对，如果把做好事的人都送上断头台，那么滚你妈的吧，我再也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了。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不做坏事。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不是吗？我要捏自己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做梦。我真不懂。难道一定要那个老头让这几个小东西活活地烧死，一定要我的司令让这个老头被砍掉脑袋吗？那么，还是送我上断头台吧。我宁愿这样。假定这几个小东西死了，红帽子联队名誉扫地了，难道这是我们的希望吗？那么我们不如互相吞食吧。我懂得政治正和你们一样，我本来是属于长矛区俱乐部的。呸！我们到头来竟变成野人了！我简单地提出我的看法。我不喜欢那些使人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拼命？为的是让人杀掉我们的长官！不能这样，不可能。我要我的长官！我要我的司令！我今天比昨天更爱他。把他送上断头台吗？你们真使我好笑！这一切，这一切，我们都不要有。我刚才听见了。谁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这是不可能的。”

拉杜坐了下来。他的伤口又裂开了。一条血河从原来耳朵的地方，透过手帕，沿着脖子流下来。

西穆尔登转向拉杜。

“你主张释放被告吗？”

“我主张，”拉杜说，“推选他为将军。”

“我问你是不是主张开释。”

“我主张叫他做共和国的首领。”

“拉杜曹长，你主张释放郭文司令，是，还是不是？”

“我主张砍掉我的头来代替他。”

“释放，”西穆尔登说，“写下来，书记官。”

于是书记官说：

“一票死刑。一票释放。票数平等。”

轮到西穆尔登投票了。

他站起来。他脱下帽子，放在桌子上。

他的脸色不再是苍白色，也不是青灰色的了，他的脸色是泥土色。

即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是裹着尸布的死人，也不会比当时更静寂。

西穆尔登用严肃、缓慢而坚决的声音说：

“被告郭文，案情已经审理过了。军事法庭以共和国的名义，按照两票对一票的多数……”

他中断了，停顿了片刻；他是在死的面前踌躇呢？还是在释放的面前踌躇呢？所有的胸膛里呼吸都非常迫促。西穆尔登继续说：

“……判处你死刑。”

他的脸上露出斗争胜利的可怕表情。雅各在黑暗中强迫被他打倒的天使给他祝福时，大概脸上也是带着这种可怕的微笑。

不过这只是像光线一样闪一闪就过去了。西穆尔登又变成一座石像，他坐下来，戴上帽子，又说：

“郭文，你的死刑将在明天早上日出时执行。”

郭文站起来，行了敬礼，说：

“我感谢法庭。”

“把犯人带下去。”西穆尔登说。

西穆尔登做了一下手势，土牢的门打开了，郭文走了进去，土牢又关上。两个守卫兵留在门的两边站岗，手里拿着出鞘的军刀。

拉杜晕倒在地上，被人抬走了。

四　西穆尔登既是法官，又是操生杀权的主宰

一个军营就是一个蜂窝。尤其是在革命的时期。兵士身上的那种公民的针刺，在他们赶走了敌人以后，毫不犹豫地刺起他们的长官来。这支占领了拉·图尔格的英勇部队，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嗡嗡声；最初是在听见朗特纳克逃走的消息以后，他们攻击郭文司令。等到他们看见从关着朗特纳克的土牢里走出来的是郭文以后，消息就像电流似的，不到一分钟就传遍了整个部队。这支小小的军队里开始传播怨言。最初的怨言是：“他们在审判郭文。可是这只是装腔作势罢了。不要相信那些贵族分子和教士！我们已经看见一个子爵救了一个侯爵，我们还要看见一个教士释放一个贵族！”等到郭文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出以后，第二种怨言又产生了：“真是岂有此理！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勇敢的领袖，我们的年轻的司令，一个英雄！他固然是一个子爵，可是正因为这样才显得他当上共和党人更有价值！怎么！他，篷托松，上帝城，朋-多-波的解放者！道尔和拉·图尔格的征服者！使我们成为百战百胜军队的人！共和国在旺代的剑！五个月来抵抗舒昂军队，补救了莱谢勒等人的错误的人！这个西穆尔登竟敢判处他死刑！为什么？只因为他救了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曾经救过三个孩子！一个教士杀死一个军人！”

这个胜利而又不满的部队就这样子传播着怨言。一种阴郁的愤怒包围着西穆尔登。四千人反对一个人，看来很像已经构成一种力量，事实上并不如此。这四千人只是一大群人，而西穆尔登却是一个意志。他们都知道西穆尔登很容易皱眉头，这就足够使全军慑服，不必再要别的东西了。在那种严峻的日子里，一个人的背后只要有公安委员会的影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可怕的人，可以使咒骂变成私语，使私语变成沉默。在这些怨言的以前和以后，西穆尔登始终是掌握郭文命运的人，也是掌握全军命运的人。他们知道不能向他作什么请求，他只服从自己的良心——一种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的非常的声音。一切都靠他决定。他以军法官身分所作出的决定，只有他用政治委员的身分才能够撤消。只有他能够赦免。他有全权，他一举手就可以使郭文恢复自由；他是生和死的主宰；他可以指挥断头台。在这个悲惨的时刻，他是具有最高权力的人。

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

黑夜到来了。

五　土牢

法庭又恢复为警卫室；哨兵像昨晚一样都增加为双岗；两个卫兵在土牢的紧闭的门前守卫。

将近午夜时，一个人手里拿着风灯，穿过大厅，让卫兵们认出他来，然后命令打开牢门。

这个人是西穆尔登。

他走进土牢，门在他身后半开着。

土牢里面黑暗而且静寂。西穆尔登在黑暗中走前一步，把灯放在地上，停了下来。在黑暗中可以听见一个熟睡的人的均匀的呼吸声。西穆尔登沉思地倾听着这个安宁的声音。

郭文躺在土牢深处的一堆干草上。所听见的声音就是他的呼吸声。他在深深地熟睡。

西穆尔登向前走去，尽力不弄出一点声音来，他走近以后，开始凝视着郭文；一个注视自己的婴儿睡觉的母亲，也不会有比他的眼光更慈祥、更无法形容。这种眼光也许是西穆尔登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西穆尔登像孩子们有时的做法那样，把两只拳头按在眼睛上，呆在那里好一会没有动。然后他跪下来，轻轻地拿起郭文的手，把自己的嘴唇凑上去。

郭文动了一动。他张开眼睛，带着突然惊醒的蒙眬的诧异。灯光微弱地照亮土牢内部。他认出了西穆尔登。

“啊，”他说，“是你，我的老师。”

他又加上一句：

“我梦见死神吻我的手。”

西穆尔登震动了一下，就像有时我们突然被一大股思潮袭击时所感到的一样；有时这股思潮那么高涨，那么汹涌，仿佛要淹没了整个心灵。西穆尔登的深沉的心里没有什么涌出来。他只能够叫一声：“郭文！”

他们俩互相注视着；西穆尔登的眼里充满那种可以燃烧眼泪的火焰，郭文带着最甜蜜的微笑。

郭文撑起半个身子，说：

“我看见你脸上的伤痕，那是你代替我受到的刀伤。昨天在混战中你还为着我的缘故站在我的旁边。如果上帝当初没有把你放在我的摇篮边，我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一定是在黑暗中。假使我有责任观念，那也是从你那里得来的。我生下来是被缚住的。偏见就是缚带，你替我解除了这些缚带，你使我能够在自由中生长，你把已经变成僵尸的东西恢复为一个孩子。你把一个良心放在很可能发育不健全的形体里。没有你，我长大了也很渺小。我靠了你才能生存。我只是一个贵族，你把我造成一个公民；我只是一个公民，你把我造成一个有才智的人；你使我作为一个人，能够适应人间的生活，作为一个灵魂，能够适应天上的生活。你给了我真理的钥匙，使我可以走进人间的现实世界，你也给了我光明的钥匙，使我可以走进天上的世界。啊，我的老师，我感谢你。是你创造了我。”

西穆尔登在郭文身边的干草上坐下来，对郭文说：

“我是来和你一起吃晚饭的。”

郭文劈开黑面包，递给他。西穆尔登拿了一块；郭文再把水罐递给他。

“你先喝。”西穆尔登说。

郭文喝了，把罐递给西穆尔登，西穆尔登也喝了。郭文只喝了一口，西穆尔登却喝了许多。

在这次晚饭中，郭文只顾吃，西穆尔登只顾喝。这表示前者内心平静，后者内心燥热。

一种说不出的可怕的宁静笼罩着土牢。这两个人谈起话来。

郭文说：

“伟大的事物正在酝酿产生。眼前革命所做的事是神秘的。在可见的工作后面有不可见的工作。前者遮盖住后者。可见的工作是残暴可怕的，不可见的工作是崇高的。在眼前这时候，我把一切都分辨得非常清楚。这是奇特而美丽的。必须要利用过去的遗产，这个不寻常的九三年是从这些遗产中产生出来的。在野蛮的基础上，正在建筑着文明的圣殿。”

“对的，”西穆尔登回答，“从这个暂时的状态里将要产生永久的状态。这种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义务兵役制、平等、不偏不倚，还有，比一切都重要而且在一切之上的，是这条直线——法律。这是绝对的共和国。”

“我更爱的是，”郭文说，“一个理想的共和国。”

他停顿一下，然后继续说：

“啊，我的老师，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里，有没有尽忠、牺牲、克己、恩恩相报和仁爱的地位呢？使一切保持平衡，这是好的；使一切和谐相处，这就更好。比天秤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你的共和国把人拿来称一称，量一量，而且加以调整；我的共和国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里。这就是一条定理和一只苍鹰的区别。”

“你迷失在云层里了。”

“你呢，迷失在计算里了。”

“所谓和谐包含着梦想。”

“在代数里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所要的是欧几里德造成的人。”

“我吗，”郭文说，“我倒愿意要荷马造成的人。”

西穆尔登的严厉的笑容盯着郭文，仿佛要把郭文的心灵拖住。

“诗。不要相信诗人。”

“是的，我听过这种话。不要相信清风，不要相信阳光，不要相信香气，不要相信花儿，不要相信星星。”

“这一切东西都不能叫人肚子饱。”

“你懂得吗？思想意识也是一种养料。想，就是吃。”

“不要说这种空洞的话。共和国就是二加二等于四。当我把每个人应得的一份给他……”

“你还要把每个人不应得的一份给他。”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指个人对于全体和全体对于个人的那种无限的互让，这就是整个社会生活。”

“在严峻的法律以外，再也没有别的。”

“还有一切。”

“我只看见正义。”

“我呢，我看得更高。”

“难道还有比正义更高的吗？”

“公平。”

他们不时地停顿一下，仿佛光线掠过一样。

西穆尔登接着说：

“我不相信你能说明这个问题。”

“好，让我来说明。你要实行义务兵役制。可是打谁呢？打别的人。我吗，我根本不要兵役。我要和平。你要帮助贫苦的人，我要根本消灭贫苦。你要实行比例税制，我根本不要什么捐税。我要公共财政支出减到最低限度，而且用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支付。”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首先消灭一切寄生虫，像教士、法官、兵士等等。然后，利用你们的财富；你们把肥料抛弃在阴沟里，现在要施放在田畦里。全国还有四分之三的土地是荒地，现在要开垦整个法国的荒地，取缔无用的牧场；把公共的土地分给人民。使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每一块地都有一个人。社会的生产量就可以增加百倍。现在的法国每年只能够给农民吃四天肉；如果很好地耕种土地，法国就能够养活三万万人，这就等于整个欧洲。必须善于利用大自然，它是被忽略了的伟大的助手。使每一阵风的吹动，每一道水流，每一下磁力的发出，都为你们服务。地球内部有一个脉管网，这个网里流着大量的水、油和火；请刺穿地球的脉管，使水从你们的井泉里喷出来，把油注入你们的灯里，把火送进火炉里吧。请你们细心思考海水的运动，涨潮和落潮，潮汐的一来一去吧。海洋是什么？是没有被利用的庞大的动力。这世界多么愚蠢啊！竟不知道利用海洋！”

“你完全是在做梦。”

“就是说，完全是在现实世界里。”

郭文又说：

“还有女人呢？你怎样安排她们？”

西穆尔登回答：

“没有变动。仍然是男人的女仆。”

“好。可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男人要做女人的男仆。”

“你这样想吗？”西穆尔登叫起来，“男仆！不可能。男人是主人。我只承认一种君主制度，就是家庭里的君主制度。男人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是一个皇帝。”

“好。可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女人在家里是一个皇后。”

“这就是说，你想使男人和女人地位……”

“平等。”

“平等！你这样想吗？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

“我说的是平等。我没有说相同。”

谈话停顿了一阵，仿佛在这两个交换着闪电的精灵之间有了暂时的休战。西穆尔登打破了沉默。

“还有孩子呢？你把他交给谁？”

“首先交给生他的母亲，然后交给育他的父亲，再交给培养他的教师，再交给使他长大成人的城市，然后交给最高的母亲——祖国，再交给伟大的祖先——人道。”

“你还没有提到上帝。”

“所有父亲、母亲、教师、城市、祖国、人道，每一级都是走到上帝那里去的梯子上的一级。”

西穆尔登没有做声，郭文继续说：

“一个人到了梯子的顶端，就是达到了上帝。上帝打开了门，只要走进去就得了。”

西穆尔登作了一个招呼别人回来的手势。

“郭文，回到地上来吧。我们要完成的是可能的事。”

“那么开始的时候，就不应当把可能变成不可能。”

“可能的事总是能够实现的。”

“不一定。如果我们粗暴地对待乌托邦，就等于扼杀乌托邦。没有什么比蛋更不能防御自己的了。”

“可是仍然要抓住乌托邦，给它套上现实的轭，把它装在事实的框子里。抽象的理想必须变成具体的观念；这样虽然少掉了美，却更有用；它缩小了，可是变得更好了。权利必须归纳到法律里；权利变成法律以后，它就是绝对的了。这就是我称为可能的东西。”

“可能的东西不仅这些。”

“啊！你又来梦想了。”

“可能是一只神秘的鸟，永远在人的头上飞翔。”

“我们必须把它捉住。”

“在活生生的时候捉住。”

郭文继续说：

“我的想法是： 永远前进。如果上帝要人后退的话，他就会使人的脑后长着眼睛。我们必须永远朝着黎明、青春和生命那方面看。倒下去的正在鼓励站起来的。一棵老树的破裂就是对新生的树的号召。每一个世纪都有它的使命，这一个世纪完成的是公民工作，下一个世纪完成的是人道工作。今天是权利问题，明天是工资问题。工资和权利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儿。人不是为了不领工资而活着的，上帝创造生命的时候就欠下了一笔债；权利就是与生俱来的工资；工资就是争取得来的权利。”

郭文像一个预言家那样专心一意地说着。西穆尔登静静地倾听。他们的地位颠倒了，现在那个学生倒像是先生了。

西穆尔登喃喃地说：

“你走得真快。”

“也许是因为我的时间太仓促。”郭文微笑着说。

他接着又说：

“啊，我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乌托邦的区别。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兵士，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成为一个思想家。你要建立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共和国，我要建立……”

他停顿了一下：

“我要建立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共和国。”

西穆尔登凝视着土牢的石地说：

“那么现在你要什么呢？”

“就要现在这样。”

“这就是说你不责怪眼前的时代吗？”

“不错。”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风暴。风暴永远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只要有一棵老橡树被击倒，无数森林都会健全起来！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能有别的办法吗？它所负担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

郭文继续说：

“此外，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

他用低沉同时也是严肃的声音继续说：

“这里还有一个永远能够独断独行的第三者。”

“谁？”西穆尔登问。

郭文把手指高举过头。西穆尔登的眼光顺着举起的手指的方向望去，透过土牢的拱顶，他仿佛看见了满布繁星的天空。

他们又沉默了。

西穆尔登先开了口：

“要说社会比自然更伟大，我跟你说，这不仅是不可能，这简直是梦想。”

“这是目标。否则社会有什么用？停留在自然状态吧。做野蛮人吧。渥太伊提是一个乐园。不过在这个乐园的人是从不思想的。即使是一个智慧的地狱，也比一个愚昧的天堂好些。当然，我们不要地狱。我们是人类社会。社会比自然更伟大。是的。如果你不对自然加上点什么，为什么要脱离自然状态呢？不如像蚂蚁那样满足于不倦的工作，像蜜蜂那样满足于自己的蜜吧。不如继续做辛勤工作的动物，不要做智慧的皇后吧。如果你对自然增加了什么，你就必然比自然伟大；增加就是扩大，扩大就是生长。社会就是自然界升华而成的。我要的是蜂巢里所没有的东西，蚁窝里所缺乏的东西，像纪念碑、艺术、诗歌、英雄、天才。永远背着重担并不是人类的规律。不，不，不，不要再有贱民，不要再有奴隶，不要再有苦工囚犯，不要再有罪人！我要人类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和进步的主人；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观念、博爱的心灵。不！不要再有枷锁！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不要再有爬行的人类。我要幼虫化成蝴蝶；我要蚯蚓变成活的花朵，而且飞舞起来。我要……”

他停下来。他的眼睛闪耀着光辉。

他的嘴唇在动着。他停止了说话。

土牢的门一直开着。外边有一种骚动的声音传进土牢里来。可以听见不十分清晰的军号声，大概是起床号；然后有枪柄碰地声，那是哨兵的换班；最后，在离堡垒很近的地方，有一种搬东西的声音，在黑暗中只能分辨出那是移动木片和厚板的声音，夹杂着一种类乎锤击的沉重而有间歇的响声。

西穆尔登听着，脸色变为苍白了。郭文什么都没有听见。

他的沉思愈来愈深了。看来好像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完全集中于在他的脑海里出现的那些幻象。他微微地震动。他的眼珠里的那种黎明的光芒越发亮了。

这样过了一些时候。西穆尔登问他：

“你在想什么？”

“想将来。”郭文回答。

他又沉溺在默想中。西穆尔登从他们两人坐着的草床上站起来。郭文根本没有发觉。西穆尔登用眼睛盯着在沉思中的青年，慢慢地退到牢门，走了出去。土牢的门又关上了。

(郑永慧译)

注释：

渥太伊提，指大洋洲的法属塔希提岛，气候良好，物产丰富，被称为地上乐园。

【赏析】

《九三年》有三个核心人物： 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领袖朗特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来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他出身贵族，自幼深受启蒙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脑子里装进了“人民的灵魂”，在历史的风暴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到了革命和进步的一边。他是一个革命年代特有的那种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的形象。他具有军事指挥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沉着果断，智勇双全，帷幄中妙算决胜，战场上身先士卒。他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在战场上发誓捉住叔祖朗特纳克侯爵后就地枪决。战斗中他像狮子一样勇猛，战斗过后却像羔羊一般温良。他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唯一的“缺点”是“宽大”，然而，恰恰是这个“缺点”，使他成为一个讲宽容、行恕道的人道主义者，成为雨果理想中的英雄。

西穆尔登出身平民，“父母是庄稼人”。他当过教士，又“怀着热情回到人民中去”。“他从教士变成了哲学家，又从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战士”。“他憎恨撒谎，憎恨专制政体，憎恨神学政体和他的教士的法衣”。他向往革命，呼唤革命，怀着“崇高的动机”奋勇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他是道德的化身，人民的公仆，“在巴黎的贫民区非常受人拥戴”。他具有英勇献身的精神，绝对忠于革命的原则。他是革命中那种铁面无私、不可腐蚀的革命家的形象。“西穆尔登是崇高的，可是这种崇高是和人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深谷包围着。” 他“心地纯洁，但天性忧郁，有一种绝对化倾向”。但这种“绝对化倾向”，起码在雨果看来，是这位近乎天神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缺陷。因此可以说他是雨果又敬仰又害怕的英雄。

郭文和西穆尔登就像天上的两颗明星，彼此辉映。

而他们的对手朗特纳克，他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是在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帮助失职的水手制服了滑脱的大炮，然后以“勇敢必须奖励，疏忽必须惩罚”的原则，先授之以圣路易十字勋章，后处之以死刑，显示了叛军领袖所需要的铁腕作风。但他的凶残暴虐的本性是在对红帽子联队的袭击中暴露出来的。他亲自指挥焚烧村庄、枪毙俘虏和伤兵，连女人也不放过，还扣留三个小孩作为人质。烧杀完毕，即策马而去，“朗特纳克侯爵一向享有残酷的名声，大家知道他是毫无怜悯心的”。

然而，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另外他还有着一个叛军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因素： 他在他的领地岱旺地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他是个有经验的军人，深知游击战达不到消灭共和国的政治目的；他是个勇敢的军人，战斗失利的时候总是最后一个退却；他也是个以身作则的统帅，与众人一起修工事。他曾经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好色之徒，在革命来临时他则成了一个“真正的将军”，两个方面交融在一起，就出现了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既有阶级共性又有个人特征的反动贵族形象。

对朗特纳克后来的转变，历来争议颇多，许多人无法理解并提出质疑。其实，人性是包含着感性、理性、知性、血性、奴性，甚至还夹杂着兽性的，它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包含着正与反、善与恶、好与坏等多个方面。因此朗特纳克会冒死救三个孩子不是不可能的，何况这位侯爵也有自己的信仰。因此，雨果写他的转变也许是寄托了自己的一种理想与希冀。在革命与人道的两难中，雨果摇摆不定，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清楚到底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朗特纳克的转变是战争的天平向人性的倾斜。雨果是带着对人类的悲悯之心而创作的，他颂扬的是人性的美与善，否定的是革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足，这种对人性的关怀是难能可贵的。而郭文作为作者最喜爱的人物，作者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是： 在郭文看来，“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全书最精彩的就是他在就刑前的谈话。那是他和西穆尔登的一次长谈，事实上也是一次思想交锋。西穆尔登到土牢去看他时，他正在熟睡。一个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能够安然入睡，这正说明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质。但是这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虚伪的，那是他在对革命的责任发言和认罪。他的从容和安然，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更高的真理： 人道主义。他在和西穆尔登交谈时就说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而“指南针”和“良心”则是他的人道主义原则。

郭文、西穆尔登、朗特纳克，这是三种强烈的性格的对比，也是三种强大力量的较量。它们相互猛烈地撞击、斗争，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他们也都有一个非凡的结局： 朗特纳克因救三个孩子而自投罗网；郭文在良心获胜的同时自知对革命有罪，泰然上了断头台；西穆尔登监斩了自己心爱的学生，痛不欲生，也饮弹身亡。在这非凡的结局中凝聚着雨果最深沉的思索。

除却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外，雨果的浪漫主义手法也在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比如开篇几笔勾勒出的索德烈树林，“这座树林是一个悲剧的舞台”，即为全篇笼上了悲剧的阴影。当然，更为精彩的当属描写战舰大炮的段落。可以说，雨果用他那令人叫绝的丰富想象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波诡云谲的氛围。

关于小说结尾的处理，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不是雨果本人，很难了解他创作时的真实心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恐怖与宽容、战争与人性之间，雨果一直在徘徊、犹豫，可能至死都没有思考清楚。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整个人类的两难选择。在小说的最后，雨果没有急于下结论： 他在18世纪法国革命的伟大历史的大门口停下来深思熟虑……正因为他没有给我们一个终极答案，反而更增添了《九三年》的艺术魅力。因为不同时代的读者会站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来解读它，从而获得不同的认识。可以说，《九三年》带给读者极大的想象与思辨的空间，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话题： 战争与人性。即便是在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人类也时常挣扎在战争与人性之间，但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性始终是人类的终极关怀目标，如果脱离了人性，人与兽就沦为一路了。

(周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