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文·僧伽何国人》原文与赏析

苏 轼

《泗州大圣僧伽传》云： “和尚，何国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从来，云 ‘不知何国人也’。”近读 《隋史·西域传》，乃有何国。

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吊余曰：“此固前定，无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 ‘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余以谓事之前定者，不待梦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与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见 《东坡志林》卷二，明万历间茅维编印《苏文忠公全集》卷七二题作《僧伽同行》，个别异文择善而从)

垂暮之年的东坡老人贬居岭海，以豁达超俗的心境承受住迁谪流离之苦。在这篇寓庄于谐的小品文中，他记述了同僧伽有关的两件事。

僧伽祖籍何国，少而出家，始至西凉，次至江淮。唐龙朔初(661)，经中原至临淮传教有成，建普光王寺。中宗景龙二年(708)，尊为国师，诏赴内道场;四年圆寂于长安，归葬淮上，起塔供养。传其能显灵：“乞风者分风，求子者得子。”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诏加谥“大圣”，敕重盖塔，务从高敞。这就是著名的泗州僧伽塔(参阅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八)。

宋·刘攽《中山诗话》记载：“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上碑，道兴国中塑僧伽像事甚详。退之诗曰：‘火烧水转扫地空。’则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极工巧，俗谓塔顶为天门。苏国老诗曰：‘上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讥在位者。”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为之题吟，东坡也写过《泗州僧伽塔》诗和《僧伽传》，纪念这位来自遥远西域的高僧。

关干僧伽的国籍、姓氏等，曾有种种讹传。能文善书的唐代李邕撰《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著名宋释赞宁撰《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均有不实之辞，贻笑大方。佛学造诣较高的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九《痴人说梦梦中说梦》条，揭示了致误缘由：

僧伽龙朔中游江淮间，其迹甚异。有问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问：“何国人?”答曰：“何国人。”唐李邕作碑，不晓其言，乃书传曰：“大师何姓，何国人?”此正所谓有对痴人说梦耳，李邕遂以梦为真，真痴绝也。僧赞宁以其传编入《僧史》，又从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犹康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详何国在碎叶东北，是碎叶国附庸耳。”此又梦中说梦，可掩卷一笑。

这是讥讽李邕之碑、赞宁所传，皆不解僧伽的应对机锋，为其玄言妙语所骗，以梦为真矣。刘后村《用旧韵赠莹上人》云：“笑煞僧伽改姓何。”即本冷斋语而戏之了。

相比之下，倒是未尝皈依佛门的苏东坡，治学态度更为谨严，既纠正了世俗对僧伽姓氏来历的误解，又正确指出“何国”于史有征。他的根据见于《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之族类，字敦。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按《北史》、《新唐书》及杜佑《通典》卷一九三均记述过昭武诸国之一的“何国”。其故址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西北。苏轼《僧伽何国人》的第一节是严肃而朴实的读书札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二节的描写很有戏剧性。从惠州贬往海南儋耳，是新党章惇等人对苏轼进一步的政治迫害。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太守方子容亲自带来“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任命状。方子容是绍圣三年秋代詹范出守惠州的，他对苏轼很友好，苏轼为他撰写了《野史亭记》(见《苏轼文集》卷十二)。苏轼即将去国投荒，流放海外，定然悲观凄凉，于是方子容前往吊问时，编织了其妻沈氏的一个梦，让僧伽的幽灵伴随东坡渡海，保佑东坡一帆风顺。实际上这是用宿命论的说教劝慰东坡“可无恨”。苏轼认为“事之前定者，不待梦而知”，足见他并不轻信无稽之梦。但在一系列政治倾轧中，东坡一踏入岭南大地，便发出“人间何者非梦幻”的感慨(见《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如今面临诀别亲人无望北还的窘境，方子容妻沈氏之梦确也鼓舞人心，于是苏轼欣然接受了友人善意的祝福，宁愿与僧伽结伴同赴海南了。苏轼的另一位僧友参寥获悉此事，写了首诗：“临淮大士亦无私，应物长于险处施。亲护丹航渡南海，知公盛得未全衰。”(见《施顾注坡诗》卷三《泗州僧伽塔》题注)后苏轼在儋耳熬磨三年竟遇赦北还，莫非要感谢僧伽的护佑与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