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诗论· 艺苑卮言》新诗鉴赏

诗论，十二卷，明王世贞撰。世贞见《弇州山人四部稿》。

王氏为“后七子”之一，论诗主盛唐，盛唐以下，晚唐、宋人皆在排斥之列，但不像李梦阳等公然言“宋无诗”“不读唐以后书”，对于非盛唐诸家采取宽容态度。

他主张：“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才。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因此历代诗人也都可以作学习对象。作者注重学习古人，但反对模拟。他说：“书画可临可摹，文于临摹则丑矣。”“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他批评江西诗派剽窃古人成句，还标榜为“点铁成金”。王氏认为这些往往实际上是点金成铁的;他列举了陈师道许多袭取杜甫成句的例子，但风采远不如杜。因此他强调从事创作要“师心独造”，“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有境必穷，有证必切”。

世贞比较准确地论述了格调才思之间的关系，“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从这一点上说，他把北方诗坛自李东阳以来强调的格调和吴中诗人们倡导的才思结合了起来。这可能与王世贞既是“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又是吴人，长期生活在吴中诗坛有关。

书中对历代诗人和明诗人的评论品藻，也多中肯之论。如谈到李白与杜甫时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扬之则高华，抑之则沉实;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吾不能不伏膺少陵。”指出杜诗法度森严，流于艰深，要反复玩味才能深入理解。而李白飘逸轻俊，读者易于接受，但因变化少而造成的意象重复，则容易使读者生厌。

对于明代诗人，王世贞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对明诗人风格的描述，大多是符合实际的，如言：“高季迪(启)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茜妆，巧笑便辟。”“杨孟载(基)如西湖柳枝，绰约近人，情致之语，风雅扫地。”

王氏对于当时北方(以北京为中心)诗风和吴中诗风的不同说有所认识。论及徐祯卿诗风变化时说：“昌谷少即摛词，文匠齐梁，诗沿晚季，迨举进士，见献吉(李梦阳)始大悔改。其乐府、选体、歌行、绝句，咀六朝之精旨，采初唐之妙则，天才高朗，英英独照。律体微乖整栗……今中原豪杰师尊献吉;后俊开敏，服膺何生(何大复);三吴轻隽，复为昌谷左袒。”徐氏早年生长吴中，吴诗风耳濡目染，受影响颇深。后中进士入京，为“前七子”之一，尽弃所学，改师李梦阳，诗风为之一变。这些是论明代文学者还没有注意到的。

关于杨慎对杜诗和宋人“诗史说”的批评，王世贞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如刺淫乱，则曰‘雝雝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骨髓干’也。其言甚辩而核，然不知向往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劝乐而曰‘宛其死矣，它人入室’;讥失仪而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应该说王对杨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诗经》中也有许多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的作品，王氏为杜诗富于战斗性的作品辩护是正确的。

全书正编八卷，评论诗文;附录四卷，分论词、曲、书、画。收入《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有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四部丛刊》本。

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历代诗话续编》本，只收正文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