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主要思想内容
《诗经》多被视为文学作品，人们重视用文学鉴赏的方法阅读诗篇，把握其艺术特色与文学价值，特别是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及其现实主义风格方面的意义。但是，《诗经》也内蕴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经》诗篇，特别是变风变雅之作所反映的对天、上帝的怀疑，人文精神的觉醒等，在现当代先秦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备受人们关注；一是《诗经》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从先秦开始，《诗经》便成为思想家、哲学家构建思想的重要资源，这种构建形成了《诗经》学持续不断的发展历史。
首先，《诗经》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追溯。
作为乐歌集的《诗经》，在传唱中记录和传播着某段历史、某种观念以及某些情感情绪，这是它能兴起人志意，使人振作有所作为和欢愉的地方。关于周代社会的原始遗风，孙作云在《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中认为“熊”是周人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图腾，《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所谓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弃（后稷），就是姜嫄履熊迹而生弃”，并认为“大人”说法是对“熊”图腾避讳的结果。
《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好）氏，祖以玄鸟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论衡·奇怪篇》：“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这两部汉人的著作，都记载了关于上古或三代始祖起源的传说，记录了一些历史的影迹，其中除禹母的传说不见于《诗经》外，其他两种分别见于《商颂·玄鸟》与《大雅·生民》。周始祖分为男女二人，最早的女始祖姜嫄，不过是姜族的女性罢了，作为始祖，是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万年之前，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及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和中期；而作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的后稷，也不过5000年前，周人之所以将二者视为母子关系，不过在表明社会的发展次第和他们对上古历史的茫然。《生民》诗造句夸张，但显示了两点：一是后稷不同寻常的降生方式；一是后稷对农业的重大贡献。诗歌作者毕竟未将后稷作为完全的神人来写，只是突出他出生的传奇性而已，这可能是作者对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种猜测，其中蕴含着对周代历史的追溯。《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尚书·舜典》“帝（舜）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此）百谷。’”，大抵是说虞夏时代已有后稷的活动，约距今4000余年。据考古学的资料，4000年前的渭水流域，已属农业社会。所以，与其说后稷是具体的某个人，还不如说是一个时代与社会转型的标志和代表，即父系氏族社会与农业时代。
图腾崇拜后，由后稷开始，祖先崇拜便粉墨登场，而周的历史和世系沿革也渐渐明朗，尽管中间也有不少跳跃与遗漏的地方，可参见《史记·周本纪》。《诗经》中明确提到后稷（《生民》）、公刘（《公刘》）、古公亶父（《緜》）、太伯（《皇矣》）、王季（《大明》《皇矣》）、文王（《文王》）等。由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的发展。而且由此也大约可以看出周民族迁移的历史，公刘迁豳，约经500年，古公亶父（文王称王以后，追尊为“太王”）时，周人又由豳地（陕西旬邑）迁都于岐（陕西岐山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民族同“姜”姓（羌族的一支）的稳固的婚姻联盟，如《生民》《閟宫》《緜》《思齐》等，表面看是族外婚的形式，实际上蕴含着明确的战争联盟意图。“周王和羌族的通婚，是为了在西北方找寻同盟者，借此共同防御戎狄，并共同反抗商国。”而与商朝之间的通婚，则是曲折发展的。直到王季时，“挚仲氏任”，才娶了挚国姓任的女子（《大明》），排行第二（《毛传》“挚，国；任，姓；仲，中女也”），生下文王。挚是商的属国，地在今河南省汝南县。此时周的势力已经壮大，向西征伐戎狄，向东咄咄逼人。文王被人称道的地方很多，《大雅》和《颂》中有许多称颂他的诗篇，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与有莘国（夏的后代所建）联亲（《大明》），意义非同寻常。
《诗经》的历史意识别具特色，其中战争场面描写以及战争观念等，是《诗经》的重要内容，如《皇矣》《大明》《东山》《破斧》等。对奴隶主剥削的控诉，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小雅·大东》等。
其次，《诗经》的人文精神。
《诗经》中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这是因为《诗经》作为乐歌集，不仅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产物，而且是礼乐文明的表征，反映了当时各类人群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比如重视生命，体现在对生的歌颂、对爱情的向往、对婚姻的赞美、对礼仪的重视、对人格的反思等方面，实开诸子风气之先。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文精神和西方在经过对中世纪神学反思基础上提出来的人文精神内涵不同，不是侧重对个体价值与人身自由的重视和强调，而是在礼乐背景与宗法前提下对人的重要性的认定，常常表现为“大我”形象，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具有一种不无悲剧色彩的昂扬精神。对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强调，使这种人文主义色彩更加明显。《诗经》的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了对礼和现实人生的重视，它是建立在对人的人格和社会属性及礼仪属性肯定的基础上的。
《召南·甘棠》本是怀念召伯的，尽管这位召伯可能并非西周初年的召公奭，而是宣王时期的召虎，前者《诗经》中称召公，后者才称为召伯。《韩诗》和《史记·燕召公世家》指认为前者。“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茇，假借为，《说文》“舍也”，《郑笺》“草舍也”；败，摧毁；《郑笺》“拜之言拔也”；“说”“同”“税”，停马解车而歇。对高大茂密的棠梨树的爱惜，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树，而是人的德行与功业。只因为这具体的事物与人有了某种关联，才倍受重视，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力量。
人的价值地位的确立，往往典型地表现在对男女性别的看法上，而在《诗经》时代，还没有分明的男尊女卑观念。即使神圣的祭祀仪式，女性也可参加，从采集祭祀物品到烹煮加工、安放祭奠、主持礼仪等。女性因为出嫁，甚至可以亲自直接祭祖（《召南·采》）。诗《小雅·斯干》容易引起男女尊卑的看法，实际上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同时伴有古人对男女、阴阳的认识。“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朱熹《诗集传》：“熊罴，阳物，在山，强力壮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阴物，穴处，柔弱隐伏，女子之祥也。”《郑笺》“男子生而卧于床，尊之也”，“卧于地，卑之也”，实际上是不确切的，这渗透了汉人的观念。
当时有些女性性格决绝，傲然不可侵犯，甚或可以申诉婚姻上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召南·行露》就是女子拒婚的诗。《邶风·柏舟》所写女主人公在满腹委屈无处倾诉、漂泊一身无可凭依的情况下，依然态度坚决、绝不苟从，并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体现出自强、自尊、自爱的鲜明人格。《鄘风·鹑之奔奔》就没有汉以后明显的三纲思想，而是表现出对兄、君的斥责和厌恶，说明这个时候三纲的思想还没有形成。
《鄘风·相鼠》体现了礼的重要性，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卫风·淇奥》则直接表达了君子修养场所、方法和性格的正面形象，并成为后世儒者异常熟悉的诗句和向往的境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
最后，对现实和“生”的重视。
《秦风·权舆》是没落贵族回忆昔日生活、感慨今不如昔的诗，能反映出社会的变动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化。变动冷酷的现实促发了某些人的觉醒，他们在痛苦中甚至羡慕植物的无知无觉，借此麻醉自己，曲折反映了关切现实而又无能为力的处境。“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初，尚无庸”（《王风·兔爰》）。“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桧风·隰有苌楚》）。“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唐风·山有枢》）。这些思想倾向和术语，后来被道家所继承和吸收，因此，《诗经》也孕育了某些道家的思想观念。
对生命的重视，不能不提到诗歌作者对当时“人殉”的看法，见《秦风·黄鸟》：“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恰恰反映的不仅仅是惋惜自然的生命，而是富有更丰富多彩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内涵。这体现了《诗经》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需要人们进一步探讨。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重要源头之一。《诗经》诗篇反映了人们丰富的感情世界，并以其鲜明的人文理性精神，开辟了中国经典与思想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关于《诗经》的研究，在海外也比较发达，如日本、韩国等。在日本，有源远流长的《诗经》研究传统。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刻影响，并为世界文化交往与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