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使人温柔敦厚》

德行的修养需要一生的努力，而审美的意境却是随手可得的。只要熟读《诗经》，不难享受这样的意境。



如果请教孔子，《诗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学习《诗经》有什么用处？他本人在《诗经》的教学上如何温故知新？我们可以从《论语》提供的材料，试着综合孔子所表达的观点。

《论语·为政》记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即：《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称之为—无不出于真情。由于许多学者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无邪，使这句话的意思产生争议，从而误会了《诗经》的主旨。

“风、雅、颂”与“思无邪”

《诗经》是古代的诗歌合集，主要包括民间歌谣、王朝政治诗与祭祀所用的歌舞曲，亦即“风、雅、颂”三部分。“风”有风俗、教化、讽刺之意，收集了十五个诸侯国的歌谣，称为《国风》，占了全部《诗经》三百零五篇的一半以上。“雅”为正，描述王政兴衰的缘由，政有小大，所以“雅”又分为《小雅》与《大雅》。“颂”为容，为样子，显示歌舞的盛况，有《周颂》、《鲁颂》、《商颂》三者。

这些诗歌的写成时间是西周初年到春秋末期，约六百多年之间，其中也收入了几首商诗（如《商颂》）。而周朝由盛而衰的过程则皆在这些诗歌中有所反映—《周颂》描述宗庙祭祀的庄严典礼，彰显文王受天所命的责任，他卓越的德行与国家光明的远景。到了《小雅》与《大雅》，我们看到统治阶级渐趋腐化，社会上的仁爱与正义已经模糊难辨。至于《国风》则更反映了每况愈下的社会现象，百姓面对战争、徭役、赋税的重重压力，深感人生之无奈与无望，同时也向往平安、自由、幸福的生活。亲情、爱情、友情，家国之思与呼天求神的至诚信念一并涌现，交织而成动人的诗句。

既然如此，这样的《诗经》—其来源多样而复杂，其作者为数众多又难以分辨—如何谈得上“思想纯正无邪”？思想必须有个主体，那么，是“谁”的思想要接受这样的检验？不是作者，也不该是编者，当然更不会是读者了。事实上，“思无邪”与思想无关。

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是借用《鲁颂·駉》中的一句话。原诗是歌咏鲁僖公牧马之盛。原诗共四章，各章的结尾是：“思无疆，思马斯臧”（没有止尽啊！马的这种美质）；“思无期，思马斯才”（没有边际啊！马的这种才具）；“思无斁，思马斯作”（没有缺失啊！马的这种昂首）；“思无邪，思马斯徂”（没有偏斜啊！马的这种奔行）。这里八个“思”字都是语首词，没有实指的意义，这种用法在《诗经》中十分常见。因此，“思无邪”，邪与斜通，是描写马向前奔行时没有偏斜。以此概括全部《诗经》，则是指这本诗歌集“直抒胸臆之真挚的情感”。文学作品最怕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与堆砌词藻，亦即最怕虚情假意。这个基本原则不容置疑。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意即《关雎》这几首诗的演奏，听起来快乐而不至于耽溺，悲哀而不至于伤痛。“乐”与“哀”是真挚情感，但抒发合乎节度，则形成诗教。《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以其真情而感动人心，使闻者亦以真情待人，其所造就的风气即是温柔敦厚。

不学诗 无以言

《论语·阳货》记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亦即：孔子对其子伯鱼说，如果不认真学习《诗经》中《国风》的前两部分，就会像面朝墙壁站着的人。他的意思是：《诗经》这两部分谈的是人伦之理，亦即人与人如何相互尊重与关怀。人在社会上，除了真诚还需感通，互相了解对方心意，否则将如面墙而立、无路可走。

《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教导伯鱼：“不学诗，无以言。”即，如果不学好《诗经》，说话将少了凭藉、难以得体。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都要熟读《诗经》，用以委婉表达心意与情感，显示人文教化的水平。

对《诗经》还需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由此可知，孔子认为学习《诗经》可了解人情世故、明察政教得失，然后顺利完成君主交待的任务，并且在担任使臣时，懂得应对进退之道，可以独当一面。

孔子更公开提醒弟子们：“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提及学习《诗经》的三大作用：首先，引发真诚心意、观察个人志节、感通群众情感、纾解委屈怨恨。“兴、观、群、怨”四者皆合乎前述“思无邪”之旨，亦即环绕真挚情感而言，其效果也合乎“温柔敦厚”之说。其次，要知道如何侍奉父母，并推及如何侍奉国君，亦即出乎真诚而敬爱父母与尽忠国事。至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指认识自然界。根据统计，《诗经》中，草有一百一十三种，木有七十五种，鸟有三十九种，兽有《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六十七种，虫有二十九种，鱼有二十种。读之可以增广见闻，丰富常识，又可亲近大自然，何乐而不为？
《诗经》以其真情而感动人心，使闻者亦以真情待人，其所造就的风气即是温柔敦厚。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诗经》展现人间真挚的情感，而一切情感的源头皆在于亲情。亲情包括夫妻、父子、兄弟三种关系，其中父母的慈爱与子女的孝顺，自然位居核心。因此，《诗经》用于教化百姓时，最为普遍有效的就是强调孝顺。

譬如，《大雅·文王》在缅怀周文王取代商朝而获享天命时，鼓励臣民尽忠职守以维持天命，所说的是“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意即：你能不念及你们的祖先，好好修养你们的品德吗？到了幽王，国家陷入危亡之际，则有《大雅·瞻卬》在认真呼吁：“无忝尔所生，式救尔后。”亦即：不要辱没您的祖先，努力救救您的子孙。这种以诉诸亲情来要求人们修德的观点，在古代应该有其一定的效果。

由于天子失德，百姓对天已经失去信心，所以出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雨无正》）、“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小雅·正月》）、“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秦风·黄鸟》）之类的诗句。人间失去仁爱与正义，能够维系社会的力量似乎只剩下亲情了。像“夙夜匪懈”一词经常出现，就是描述情况危急，以至早晚都不得松懈。《小雅·小宛》中出现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诗就是“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意即：从早上起床到夜晚睡觉，都不要辱没那生你的人啊！这句诗提醒人要常想到父母与祖先，告诫百姓不可因为自己的恶劣言行而让先人蒙羞。

人应该孝顺，但这并不表示父母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宋朝学者罗仲素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如果是指“父母无不爱护子女”，则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是指“父母的作为都对”，则未必尽然。父母是凡人，是众多百姓之一，自然也有智愚之分与贤不肖之别。那么，万一自己的父母出现偏差的作为，子女又该如何？

孟子分析相关的诗《小雅·小弁》，提出精辟的观点。诗的大致内容应是周宣王时，名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原因是吉甫娶后妻，生子伯邦。后妻谮伯奇，使吉甫听信谗言，将伯奇逐出家门。伯奇受此冤屈而作《小弁》。诗中充满忧思，不知自己如何得罪了天，要受这样的苦？“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他对父亲未能详察真情而枉屈了他，也有直接的抱怨，如“君子信谗，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意即：君子听信谗言，好像有人敬酒就接受；君子不照顾人，不肯从容考察真相。而全诗出现五次“心之忧矣”一语，更让人伤感。

那么，孟子对此诗有何看法？他认为，父母的过错太大的话，子女如果不抱怨，就等于决心疏远父母，就此断绝关系似的，而这即是不孝。若是表达适当的抱怨，说不定可以让父母觉察真相而有补救机会。孝顺应该包含委婉地使父母走上人生正途。《孝经·谏诤章》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可见这是儒家的基本立场。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他以《诗经》教诲弟子，期许他们温故知新，将来可以继志述事，成就儒家的教育传承。

孟子认为，父母的过错太大的话，子女如果不抱怨，就等于决心疏远父母，就此断绝关系似的，而这即是不孝。若是表达适当的抱怨，说不定可以让父母觉察真相而有补救机会。孝顺应该包含委婉地使父母走上人生正途。

子贡请教老师有关处身贫富的正确心态，孔子鼓励他由消极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提升到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此时子贡引述《诗经·卫风·淇澳》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回应，表示精益求精之意。孔子立即肯定他的正确联想，表示以后可以同他谈论《诗经》了。（《论语·学而》）

子夏不明白《诗经·卫风·硕人》所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语。孔子回答他“绘事后素”，意即“绘画时，最后才上白色”。他的意思是：一位丽质天生的女子，穿上白衣就很亮丽；而古代绘画的方式是先上各种颜色，最后以白色分布其间，使众色突显出来。先上众色是指天生丽质，犹如人性向善之美质，而白色指白衣，表示真诚朴实将使向善的美质充分彰显。子夏听后得到灵感，立即说：“礼后乎？”他问：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孔子此时颇为震撼，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讨论《诗经》了。子夏的“礼后乎？”原有不确定之意，但使孔子大受启发，领悟到：礼是白色的，真正美丽的是向善的人性。这一段师生对话值得我们赞叹。

因此，学习《诗经》可谓其用无穷。孔子本人还作过一次示范。依《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时，遭遇并不顺利，于是他以《诗经·小雅·何草不黄》中的一句话来测试子路、子贡与颜渊三人对自己的看法。他引述的是“匪兕匪虎，率彼旷野”一语，意即：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顺着旷野奔走。他接着说：我的理想有错吗？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这句引文清楚显示了孔子自觉委屈，但希望弟子能够明白他的理想。结果呢？子路质疑孔子，要他想想自己是否“未仁、未智”；子贡提醒孔子，要他降低标准来适应世俗需要；颜渊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言外之意就是：这是那些诸侯国君主的责任，而不是夫子的问题。当然，颜渊的答复最合孔子心意。贤人流落在外，国君错过人才。百姓受尽苦难，只能向天呼救。

赋、比、兴中的美与善

《诗经》有赋、比、兴三种写法，其中赋是叙述史实的部分，但更多的是运用万物作为比喻与象征，委婉表达人间各种情绪、感受、意愿、渴求。翻阅这样的一本书，可以体验自然界与人的亲密关系，既然万物有情，人又何必过度自怨自怜。书中丰富的意象与隽永的词句早已成为嗣后文学家无尽的灵感泉源，我们也难以想象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如果少了《诗经》，会是什么样子。念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能不企盼高明君子吗？念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能不感觉愁怅满怀吗？念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能不坚持美好的初衷吗？

儒家有关《诗经》的论述，显示其学说承先启后的特色：一方面把握“思无邪”的要旨，肯定真挚情感之可贵，认为“真诚”能引发向善的力量，由此建立适当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则聚焦于亲情，亦即由子女对父母的孝顺为出发点，推广到各种人际关系。有关系则必生情感，喜怒哀乐若是发而中节，表示修养抵达理想层次，人生的快乐也将如影随形。

《诗经》代表古代文学，总能引发审美情操。这种情操造就了温柔敦厚的性情与作风，其实这正是导人于善行的好办法。不过，美与善的融合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关键即在于正确诠释孔子与孟子的学说。

德行的修养需要一生的努力，而审美的意境却是随手可得的。只要熟读《诗经》，就不难享受这样的意境。《易经·兑卦·大象传》说：“君子以朋友讲习。”若是转换到《诗经》，则会想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何不互通音讯，彼此鼓励？等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岂不快慰？


傅佩荣
现任中国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