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今南京)，在明、清两代一直是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不但秉承了六朝古都的非凡气象，也集中了当时整个南方中国的繁华与富丽。这里不但大小官员川流不息，各路商贾聚散如云，三年一度的江宁会试也使得大批名冠一方、才气纵横的文人士子出入于这座文化名城内外。政治、经济生活的发达，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繁荣与奢糜，各种勾栏瓦肆、舞榭歌台，秦楼楚馆纷纷建立起来，以至“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纷芳，行酒纠觞，留髠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开平之乐国也。”(余怀：《板桥杂记》)特别是蜿蜒于金陵城内的秦淮河更成为其风月繁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溱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崖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客称既醉，至日未归……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 顿波心……喧阗达旦。”(同上)当时有人写诗盛赞这种情景：“遥指钟山树色开，六朝芳草向琼台，一园灯火从天降，万片珊瑚驾海来。”“梦里春红十丈长，隔帘偷袭海南香，西霞飞出铜龙馆，几队蛾蝞一样妆。”“神弦仙管玻璃杯，火龙蜿蜒波崔嵬，云连金阙天门回，鹤舞银城雪窖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记述和夸赞之中领略到当时的盛况。

到明末清初的大动荡时代，金陵更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政治人物渗透、活动、交锋的场所。在声乐歌舞的喧闹声中潜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许多貌似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的活动，已经多多少少地同现实政治牵涉在一起。往来交错的杯影之中已经折射出了时代的沧桑。正是在这热闹繁华，喧阗尘嚣、纸醉金迷而又山雨欲来的环境中，产生了冒辟疆和董小婉之间流传千古的爱情。这不仅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代名妓和一位文名才气冠盖天下的才子之间的风月佳话，更是一位痴情、忠贞、秉性高洁的年轻女子顽强追求自己理想的感情生活的动人故事。其中强烈渗透出来的执着精神和悲剧色彩，浓烈的结局，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不断引起人们的惆怅和感叹，至今也依然激动着许多读者的心灵。

一

明清之交的著名文人余怀尝在国破家难的痛定思痛之中，追忆过昔日金陵的如锦繁华，尤其是对于当年秦淮两岸青楼楚馆的格局体制作过精细的描述：“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回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猧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环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缪宛转。纨袴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板桥杂记》)他接着以极其艳羡和思慕的口吻继续追忆道：“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性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满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搊筝,，梨园搬演，声彻九宵。”这两段华美绮丽的文字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眼中的温柔繁华地，却为我们再现了董小宛生长的环境。

董小宛，名白，小宛是其字。她还有一字曰青莲。象其他所有托籍乐户、身陷青楼的女子一样，她自幼便接受了成为一名招揽高等顾客的高级妓女所应受的全部教育。“七八岁时，母陈氏教以书翰，辄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艳发，窈窕婵娟，无出其右。至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她还跟着张卯官、管五官、苏昆生、张燕筑等清客学音乐、戏曲、歌唱，又跟着杜茶村，白仲调余淡心等名士学文艺。经过多年的培养与训练，董小宛已经成为一名容姿艳妍，气质非凡，修养全面的少女了。当时，她与柳如是、马湘兰、卞玉京、寇白门、李香君、顾横波，陈圆圆等名妓并称为“金陵八绝”。当其艳帜初张，门庭之内就热闹非凡，以至宴无虚夕，常来走动的名公巨卿、达官贵人、富豪子弟络绛不绝。但是名动一时的董小宛，却拥有一种娴静、温婉、清丽的天性。她生性好静，向往和依恋静谧、清幽的环境和气氛，每“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余怀《板桥杂记》)可见，只有在远离世嚣、隔绝红尘的山水自然之中，她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寻找到契合自己心性的一方园地，而“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同上)，甚至常常匆匆离去。这不仅是一种内在天性的驱使，更是其内在情志向着污秽、拥挤、喧攘、嘈杂的现实环境所发出的无声抗议。她的确像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青莲，静待着真正爱花、惜花、护花的采撷人;她也像一只幽远而清渺的古歌，袅袅地追寻着真正的知音，在众多浓妆艳抹的金粉佳丽构成的秦淮风月图中，董小宛像是一个孤独而忧郁的索居者，只向那些心志高洁、情趣高雅的来访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因此，她被誉为“秦淮乐籍中奇女。”

董小宛常常面对自己的镜中倩影和茫茫难卜的未来发出低沉的叹息和忧虑：“吾姿慧如此，即诎首庸人妇，犹当叹彩凤随鸦，况作飘花零叶乎?”她所顾惜的不仅是自己姣好的面容，而是更顾惜自己不同于一般歌伎舞姬的心智才情，她所希冀的不是依附，栖身于某位富甲天下的名公巨贾的金屋琼楼之中，而是企盼着在充裕，富足的精神生活中觅到一个温暖而惬意的巢。她接触过许许多多名流臣子，然而真正使她芳心萌动、不能忘怀的，是在文人士子们宴集之时屡屡听到的冒襄的名字。在人们的大量议论、称颂中，她了解到，冒襄乃“今之高名才子，负气节而又风流自喜者也。”关于冒襄的才气、品节的种种传闻恰恰契合了她心中关于自己未来前程的种种憧憬与设想。她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了。

冒襄，江苏如皋人氏，字辟疆。出身于富甲邑内的显宦世家。自幼即游历甚广，见闻博洽。诗文神采飘逸，十四岁时即被一代艺术巨匠董其昌称为“诗之王勃”。家世和游历的锤炼，诗才文名的累积，以及时代风气的浸染，使他形成了一种自由萧洒、无拘无束的狂放性格，他不但恣游大江南北，穷览山水风光之胜迹，还常于歌楼酒肆之中，纵谈前代名卿，党逆门户，排击是非邪正之事;他不但性喜交友，急公好义，而且还极其热衷于当时的政治现实。他曾多次来到当时江南几省的舆论中心南京，积极参与东林党人的活动。在朝野震惊的黄门北寺之狱发生后，整个文人和官僚集团是一种“内廷畏祸而莫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明史.杨涟传》)的沉闷状态。而冒襄却协同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等义激而起，为杨涟、左光斗等死难者大声疾呼，是为名动天下的明末四公子。冒襄的逼人才气和咄咄清名，加上他“姿仪天出，神清彻肤”的仪容，致使“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但是冒襄却“顾高自标置，每遇狭斜，掷心卖眼，皆土苴视之。”这固然表现了冒襄心高气傲，自负睥睨的品性，但同时表现出来的宁虚侧室，以待其人的审慎态度也为他后来引董小宛为红粉知己的爱情发展奠定了主要基础。崇祯十二年(1639)，冒襄赴江宁(南京)应制，再步秦淮，于文人宴集之际，也屡次听到方以智，侯方域等人对董小宛的啧啧称赞，了解到这位妙龄歌妓不仅具有艳丽的外表，更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于是萌动了前往寻访，以求佳丽的意念。这样，一场以冶游蓄妓为发端，却以两情真正相合相契为终结的爱情故事展开了自己的序幕。

二

冒襄在闻知小宛的芳名令行之后，遂约同方以智等人屡屡登门造访，以求得睹芳颜。但是，天性好静的董小宛，由于不堪秦淮两崖繁乱嘈杂的困扰，也许是为了躲避狭邪子弟的纠缠和权势熏天的贵胄们的要挟，已经迁移到苏州，以求身体和心灵获得憩息和休养。冒襄下第之后，也到苏州逗留，闻知小宛居住在半塘，于是又屡次前往探访，但是又屡次扑空。因为时值夏季，小宛爱静求僻的天性又使她无法忍受夏日的炎炙和人境的喧闹，故多闭门谢客或外出避暑。然而，终于有一天，屡访不值的冒襄又一次来到小宛门前。禀报之后，尽管小宛刚刚因醉酒而呕吐不久，但小宛的母亲一听说是小宛仰慕已久的冒氏公子门外求见，还是急忙扶出小宛与之相见。显然，小宛已多次向周围的人们吐露过自己的心事，并博得了与其同样“慧倩”的母亲的赞许。

张明弼在《冒姬董小宛传》中描绘了冒董首次相会的情景：

(冒董)相见于曲栏花下，主宾双主有光，若月流于堂户，已而四目瞪视，不发一言。盖辟疆心筹，谓“此入眼第一，可系红丝”，而宛君则内语曰：“吾静观之，得其神趣。此殆我委心塌地处也。”但欲自归，恐太遽，遂如梦值，故欢旧戚，两意融液，莫可举似。但连声顾其母曰：“异人!异人!”

这段文字以极简省的笔墨描摹了两位才貌俱佳的青年男女如珠玉有光，如明月泻地的俊秀风神和非凡气质，又勾勒了二人相互惊异于对方的、凝目结舌的情态。尤其可贵的是，张明弼用明清纪传文中不多见的心理描写手法，揣摹，外化了二人内在的心理活动，突出表现了二人心中急剧变化的心理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强化了他们一见钟情、相互倾倒的感情效果。简省的笔墨、和谐的叙述语调、平稳的叙述态势同巨大的容量间产生了相当的张力，使人在阅读、体味这寥寥数语之时，能够受到较强的感染。

但是，此时冒董之间的相互倾心，主要还是为对方的外貌，风度和气质所征服。他们谁也没有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炫耀自己，而是一种天然的契合，是冥冥之中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们在茫茫人海之中走到了一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冒董之间还不是那种铭心刻骨、超乎死生的爱情，因为他们二人在爱情上所付出的生命筹码是不相等的。冒襄还只是从“可系红丝”的婚姻角度来选择一位可意的侍妾，而董小宛却是从整个生命的寄托来选择自己终身的归宿。当她将感情的绣球在心底抛向这位风流才子时，就已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同他联在一起了。她在冒襄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委心塌地处”。

浮浪、游荡的生活态度使冒襄在结识小宛不久便离开了苏州。在以后的三年中，他每岁到苏州一次，但董小宛由于各种原因“自西湖远游于黄山，白岳间”，致使两人未能再次相会。就在这一期间，冒襄却又“在吴门(今苏州)有某姬，亦倾盖输心，遂订密约。”也许他已将董小宛从自己的记忆中剔除掉了。但是时代风云的巨变使冒襄的个人生活轨道并不能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设计延伸。他的父亲因同农民起义军作战而将身陷兵火之中。冒襄抛开了自己的感情生活，泣血上书，倾动朝堂，终于使其父被调离了最危险的主战场。当他于崇祯十五年(1642)春再至苏州“践某姬约”时，他的新意中人已在旬前被当地的豪门“万金劫去矣”。虽然冒襄顿时因此而陷入了终徬徨无计的境地，但又认为“以急严亲负一女子无憾也，”又一次表现了他对于感情生活的轻浮态度。

在百无聊赖，无所寄托之际，冒襄于一个明月当空、玉宇无尘的夜晚，驾起一叶扁舟，随着微微起伏的轻波柔浪漫无目的地任意飘荡。小船顺水来到桐桥以内，冒襄发现一座精巧如鱼的小楼矗立在水涯之上。冒襄像是被它的清幽与美丽撼动了心弦，不由地向岸上的人询问这座小楼的主人是何许人，岸边人“云此秦淮董姬，自黄山归，丧母，抱危病，鐍户二旬馀矣。”冒襄听后，一阵狂烈的惊喜立刻攫住了他的心头。他弃舟登岸、坚叩其门。这座久鐍不开的画阁终于为这阵激烈而执着的敲门声而敞开了。《冒姬董小宛传》再一次以简省而优雅的笔墨展示了冒董二次相会的情景：

比登楼，则灯炧无光，药铛狼藉，启惟见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见辟疆，倦眸审视，泪如雨下。述痛母怀君状，犹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疾!”

这里只是简洁的白描手法，摒除了任何心理的剖析，仅剩下最直接的线条勾勒，然而却将昏暗幽惨的气氛和小宛气息奄奄的病况以及悲苦凄凉的心境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作者只是着力于小宛的描写，通过突出她当时的凄凉境地，使读者去联想她三年以来由于思念冒襄而产生的痛苦，甚至可以使人相信她三年来的外出远游和二旬来的闭门谢客都是为了冲淡相思的痛苦和避开他人的纠缠。

小宛一见到冒襄，就如同被注入了生命的活力，重新焕发了青春的光彩。初见之时，她还是气息奄奄的久病弱躯，待心中积郁的痛苦倾诉一空之后，却立刻“披衣遂起”，宣告“吾疾愈矣”!作者然后用小宛自己的陈述来证明这段描写之中所寓含意义：

(小宛)正告辟疆曰：“吾有怀久矣。夫物未有孤产而无藕者，如顿牟之草，磁不之铁，气有潜感，数亦有瞑合。今吾不见子则神废，一见子，则神立。二十日来，勺粒不霑，医药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当于我，我岂无当于君，愿以此刻委终身于君。”

这是董小宛内心愿望直陈无隐的显示，是一名沦落风尘的少女对于意中人的请求与呼吁。但是此时的冒襄已经开始严肃地考虑这一问题。他站在小宛的立场上，替小宛考虑道：“天下固无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从知余?又何以知余闺阁中贤否?乃轻身相委如是耶?”他指出了同小宛的两次接触都是在小宛身体状态不正常的时刻，这种极其有限的接触，使小宛难以真正了解自己和自己夫人的为人。他想要小宛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作出串慎的选择。显然，经过了更多人生风雨和感情磨炼的冒襄也不再仅仅是选择一位倾国倾城的侍妾，而是在面对自己崭新的爱情了。

三

重逢的第二天，冒襄又是因为“严亲”之故，必须离开小宛，返归故里。董小宛见百般挽留也难使其回心转意，便靓妆鲜衣，收拾行李，决意同冒襄一起返家，并誓不复返。她不想再放弃这一次机会。上一次的分别，使她在痛苦的屈辱中苦熬了三年。她不是不能再等待，而是感到难以把握行踪和心境都飘忽不定的冒襄，担心在又一次分别中冒襄的爱又转移到别人身上。她跟随冒襄渡浒野，游惠山，历毗陵、阳羡、澄江，抵北固。在江边的金山之上演出了他们爱情历程上第一个万众瞩目的高潮。冒襄多年之后回忆道：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坚欲从渡江归里，余辞三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边，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以退红为里，为姬制轻衫，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时四五龙舟，冲波激盘而上。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凡我两人所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时。至今谈者侈美。(《影梅庵忆语》)

这动人的一幕，为当时许多文人艳羡不已。张明弼、余怀在为小宛所立之传中，都对此加以称道。但是这种“观竟渡于江山最胜处，千万人争步拥之”的盛况，并不能缓解小宛心头的忧惧。她亦步亦趋，紧随自己心爱的人的举动，并未化作冒襄为了爱情而义无反顾的动力。事实上，冒襄要小宛继续观察、了解、等待的背后，固然是为小宛着想，但同时还因为这位敢于慷慨激昂、纵横论天下事的名公子，在未得到家庭的允诺之前是不敢贸然迎娶小宛回家的。冒襄还是将士大夫的名节、地位置于自己的感情选择之上，其不检细行、独行无拘的行为举止，也只能和恰恰是这种名节和地位的附属和补充，晚明弥漫于社会之上，特别是士林阶层的，有悖于传统礼教观念的风气，虽然将出入秦楼楚馆、纵情声色犬马吸纳为士人形象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某些人扬名天下、翘首士林的凭资，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并未成为文人士子的立身之本。对于昌襄来说，获取文名、孝名、功名才是他活动的中心所在。纳妾蓄妓的风流韵事，只能是添在功成名就之锦上的花朵，而绝不能成为自己进身升阶的障碍，即使同姬妾的关系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所以，在小宛追随其归里的二十七天里，他“二十七度辞”。小宛为此沉痛不已，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堕入绝望的深渊。冒襄向她解释说：“吾大人虽离虎穴，未定归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沉舟冀一当，子盍归待之?”这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使董小宛无法进一步坚持自己的行动，她也认为自己的感情必须附属、屈从于冒襄的尽孝和猎取功名。她说：“余归!长斋谢客，茗碗炉香，听子好音。”冒襄的好音也就是她自己的佳音，冒襄归来之日也就是她自己脱离苦海之时。

于是，她又回到了半塘，闭门茹素，静候佳期。在此期间，她的周围充满了诱惑的陷井和威胁的利刃。各色人等对她依然是垂涎三尺，以至“短缄细札，责诺寻盟，无日不数至。”特别是当地的豪门霍、窦两家更是相逼甚急。小宛在各种催逼、挟迫、利诱之中，苦苦支撑到八月之初，终于在百般无奈中，孤身挈一妇，从吴地买舟沿江而行，到金陵去寻找冒襄。这次旅行虽然是秘密和隐蔽的，因为现实环境对于一位孤弱无助的年轻女子来说是过于险恶了。从苏州到金陵，这并不漫长的路程却充满了千难万险。途中，小宛的船只曾经同强盗相逢，迫使其到芦苇丛中躲避，“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停舟郭外，候辟疆闱事毕，始见之。”

董小宛之所以迫不急待地冒险前来寻找冒襄，是因为她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危险：一是自己处于各种恶势力的包围之中，长此以往，恐难脱身，其次是冒襄地处人欲横流，物性膨涨的金陵胜地，一旦秋试完毕，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恐怕也难恪守自己的诺言。董小宛不想只是消极地等待着别人来拯救自己，而是尽可能地将命运的航船掌握在自己手中，掌握在自己主动的努力和追求中。她做出了一个旧时代孤弱无依的少女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她的痴情痴举使许多人为之感动不已，并一时在士林妓行中传为佳话。冒襄回忆道：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影梅庵忆语》)

在他们二人爱情历程的第二个令时人艳羡的高潮中，董小宛悲喜交集，万千往事齐集心头，不由泣下如雨。满座宾客在颂扬叹羡三馀，也都感慨唏嘘不止。董小宛的眼泪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而流淌，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流淌。

然而，好事多磨。冒襄家中又因其父的缘故而产生了变故;董小宛也因自己父亲的放荡无行而负债累累，前来索债逼欠者甚众。在此种情形下，冒襄又将小宛劝回了苏州，结果，致使她险些落入债主们手中。幸得有“风流教主”之称的钱谦益和柳如是特至半塘“亲为规画”，不但使债主们满意而去，而且托人将董小宛的乐籍脱去，并将其送至如皋冒氏家中。

经过了三年多的风风雨雨、波波折折之后，董小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时年，董小宛十九岁，而冒襄为三十一岁。

四

当董小宛的芳魂化作缕缕青烟袅袅散尽之后，在无限的悲恸之中，冒襄饱蘸着自己的感情浓墨，写下了情真意切，哀恻动人的《影梅庵忆语》，追忆了他与董小宛时仅九年的共同生活。不但记述了他们二人在新婚之后，于画苑书圃之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的生活雅趣，也记述了小宛于兵荒马乱、铁血战火之中坚贞、贤顺的动人品性。《忆语》中的每一则记述，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侧面，都是小宛音容笑貌、心性情怀栩栩如生的展示。《忆语》不仅在当时传颂一时，至今也依然是追逝悼亡文字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这部作品，除了其中强烈渗透着的感情色彩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其雅致的笔调、精洁的叙述和优美的文字，给读者一种清新、俊雅、宁静的感觉，使人在淡淡的忧愁和哀婉之中，体验到文中所记之人和文章自身的美。它通体散射出来的是一种美丽的忧伤。

可以说，这部《忆语》集中了明末清初小品文和纪传文的各自优点。它像纪传文那样将董小宛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片断和生活侧面提取出来加以强调，却又以小品文的笔法加以精当的剪裁、组织和叙述，使几十则各不相关，独立叙述的记述文字，共同展示了董小宛的整体形象，从而避免了写成一部面面俱到而又不分主次的平庸传记。

《忆语》中的董小宛不仅资质非凡，而且精书翰，通诗律，文采斐然。她绝不像其他落藉从良的普通歌伎那样，仅仅充当名公贵子极声色之娱的工具，而是在许多方面能够同冒襄保持相同的爱好和趣味，这也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冒襄曾花费数年时间“裒集四唐诗，购全集，类逸事，集众评，列人与年为次第”，董小宛则终日佐其“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以至于“等身之书，周回座右。午夜衾枕间，犹拥数十家唐诗而卧。”董小宛是在用自己的才智和心血不断强化自己的爱情。

冒襄还记述了许多他们生活中近乎琐屑的事情，但就在这些细微小事的追忆中，他和董小宛之间的伉俪深情以及他自己的痛惜之怀也就徐徐展示在读者眼前了。例如《忆语》中记述二人品茗道：

“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片芥。……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炊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对鼎䥶”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尤为精绝。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沈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忆语》中最为美丽动人的部分是描写小宛赏月、观花的几段文字。

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过去，复卷幔倚窗而望。

余家及园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来蚤夜出入，皆烂熳香雪中，姬于含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相受，或隔岁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采入供。即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浓艳肥红，则非所赏也。

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梳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画。

这几段文字最为鲜明地展示了小宛的丽质柔情。霜缟冰净的夜阑明月、春梅秋菊的冷韵幽香，天然凑合了她冰清玉洁的秉赋性情。读者在人月相对、花面交映的优美意境中，领略到了董小宛形象中最为本质的东西。

明清鼎革带来的时代风暴击碎了多少人的温柔富贵梦，也击碎了冒，董二人极其短暂而宁静的雅致生活。冒氏一家随着明王朝的彻底土崩瓦解而被战争的巨浪抛入了流徙失所的洪流。董小宛也开始了她一生中的第二次艰难跋涉。

弘光乙酉(1645年)，已经征服了北方中国的清兵迅速南下，使偏安东南一隅仅一年的南明小朝廷覆亡。冒襄全家避难于浙江盐官等地。其间冒、董二人离乱奔走，于骨林肉莽之中阅尽了种种残酷杀戮的景象。在长达百日的流漓中，二人几至永诀。每到危急关头，小宛总是鼓励冒襄以家中他人为念，而不必牵挂她自己。她不止一次地表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牵君之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我……苟可自全，誓当匍匐以待君回，脱有不测，与君纵观大海狂澜万顷，是我葬身处也。”但是，艰辛和惊惧使董小宛的病体日甚一日，“惊悸瘁暗，至矣尽矣。”

逃离盐官后，冒氏一家渡江北归，暂栖海陵。其间冒襄卧病不起达一百五十日，辛赖小宛悉心照料，方得痊愈。而小宛自己的身体却更加病弱不堪。冒襄在《忆语》中沉痛地回忆了这动人肺腑的一幕：

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与吁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之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

真是字字泣血!董小宛这时所维护的已经不只是自己的爱情，不只是自己生命的寄托，而是在维护自己对于正义和忠贞的信念。她所身体力行的决不是媚主邀宠的侍妾之道，或是隐忍柔顺的为妇之德。她对冒襄说过：“我入君门整四岁，蚤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毫发几微，不邻薄恶，凡君受过之处，余敬之亮之，敬君之心，实逾于爱君之身，鬼神赞叹畏避之身也。”这一番话道出了她对冒襄爱情的全部秘密。她对冒襄人格，精神力量的敬佩是支撑她的忠贞信念和坚毅行为的基石。

等到战乱平息，冒氏一家回归如皋水绘园后，董小宛的这种信念更加坚定和明确了。因为江山易主之后的冒襄，于宅内“就朴架亭，与鹳鹤同栖”，并称其住处为朴巢，自号巢民，(见《同人集》卢香《昌巢民先生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这时冒董二人赏月品茗、读书课子、辑文校诗、耽于翰墨的种种活动，已经在爱情之外染上了政治的含义，具有了特定的时代内容。但是，就在他们貌似平静的和谐生活之中，一种种深深的忧惧和恐慌也时时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常常感到有些不详的征兆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三月之杪，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于皇、园次过慰，留饮。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虑。旋归，则姬固无恙。因闲述此相告。姬曰：“甚异!前于是夜梦数人强余去，匿之幸脱。其人狺狺不休也。讵知梦真而诗签咸来相告哉。(《忆语》)

这种恐惧不仅来自小宛娇弱多病的躯体，而且来自冒襄的政治节操所招致的社会压力。新朝统治者的利刃随时会斩断他们的爱情和生命。他们二人在同一时刻进入同样不祥的梦境，表明他们都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不幸发生。当然，小宛最为担忧的还是自己在战乱之中被拖垮的身体，她经常一次次地感到死神在叩响她的生命之门：

客岁新春二日，即为余抄选全唐五七言绝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读七岁女子“听嗟人异难，不作一行归”之句，为之凄然下泪。至夜和成八绝，哀声怨响，不堪卒读。余挑灯一见，大为不怿，即夺之焚去，遂失其稿。(《忆语》)

到了顺治八年(1651)的又一个新春第二日，董小宛走完了她匆匆二十八年的人生旅程，溘然长逝。许多人对于她的华年早逝痛悼不已。除了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之外，还有不少人也写下了哀悼的歌诗。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能正确理解冒、董之间爱情的实质，只是着眼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或将小宛的痴情义举视为宠姬侍妾的应尽人道，将冒、董之间的美满生活视为冒襄的“艳福”。这说明董小宛的爱情经历已经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理解水平，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而在人类爱情这一亘古常新的历史篇章中占有永恒的一页。

在众多的追悼诗文中，只有吴伟业的几首绝句写得较为清新动人，较好地了反映了小宛一生中的几个生活片断。其一云：“珍珠无价玉无瑕，小字贪看问妾家，寻到白堤呼儿出，月明残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按歌，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又云：“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苍黄过渡头，钿盒金钗浑抛却，高家兵马在扬州。”又云：“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均见《梅村先生诗集》)

五

有清一代，人们似乎对于董小宛的哀艳故事犹感不足，于是穿凿附会，比拟勾联，将董小宛等同于顺治皇帝的宠妃董鄂妃，并以各家诗文中寻出“蛛丝马迹”以为佐证，还认为顺治手书的《董妃行状》即是叙述小宛入宫以后之事。这样，董小宛，冒襄和顺治皇帝之间的所谓关系便被演绎成为“满清开国第一艳史”。许多野史，笔记对此多有记述，其中影响最大、演说最详的是署名相因的《董小宛别传》。它详细描绘了董小宛于顺治四、五年(1647—1648)间与冒襄相失，并于顺治十年至十—年(1653——1654)间辗转入宫的故事，清兵征服江南地区以后，出任两江总督的明朝降臣洪承畴于秦淮旧地四处搜寻金粉佳丽，尤其是渴慕董小宛等名姬。此时董已归冒襄所有。鉴于冒氏的盛名，洪承畴未敢轻举妄动。洪手下惯于攀鳞附翼的将领佟某窥破了洪的心事，率兵以进讨流贼盗寇为名，于冒襄流寓其中的邗沟绿杨村将董小宛劫持到洪承畴帐中。洪将誓死不从的小宛囚于楼阁之中。一年后，洪承畴北上，将小宛随身带往京城。冒襄密潜侠客冯小五于中途劫救董小宛。因各种原因，错将另一女子挟回水绘园，后来，洪承畴发现了冒、董的往来密信，从中得知冒襄准备行贿满族御史，使其劾奏洪氏横行不法，强占民女。于是，洪将小宛送进宫掖，献给了顺治皇帝，欲借其手杀害冒襄。不料，顺治对小宛宠爱异常，并给以淑妃之号。洪只好到太后面前谎奏顺治耽于酒色，使国政荒坠。太后遂将小宛贬入西山玉泉寺，可顺治还是经常借狩猎之名到西山与小宛相会。后来，小宛谎称冒襄为其失散多年的兄长，承顺治同意，使昌襄得以进入玉泉寺与其见面。不久，董小宛，忽然失踪。顺治寻觅不得，思之成疾。一日，顺治于奇幽险怪的梦境中，见到小宛已经化成了一尊金光灿灿的菩萨，遂顿悟。立诏传位太子，而自己却循入五台山为僧。

这部作品情节曲折，跌岩起伏，波澜丛生，可惜作者的组织，剪裁能力不高，致使头绪繁多、叙述也较为零乱。而且作者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史”不在“文”，限制了作品的进一步想象和发挥。但是，其中冯小五受命劫救小宛的过程却描述得比较精彩。其它有关董小宛与顺治帝关系的记述散见于诸家笔记、野史，但都十分简略，聊作茶前饭后的谈资而已，无甚文学价值可言。到是近年来有关董小宛的文学作品多有出现，而且都采纳了“入宫为妃”说，以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统观冒襄、董小宛的爱情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朵在畸型的社会风气和肮脏社会土壤之中萌发，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夹缝中顽强生长、成熟的爱情奇葩。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又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就更是一个奇迹;能在那样的现实环境中存在就更是奇迹上的奇迹。董小宛对爱情的忠贞和热烈追求，在引起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赞颂的同时，她的华年早逝也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痛惜。

当然，最为沉痛的还是冒襄，在董小宛去世四十年后，冒襄于八十二岁的耄耋之年，手书一绝，以寄托对董小宛的哀思：

冰丝新扬藕罗裳，

一曲当筵一举觞。

曾唱阳关洒离泪，

苏州寂寞当还乡。

引文出处：

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余怀《板桥杂记》，俱见于张潮辑《虞初新志》(有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

相因《董小宛别传》，见于《清代野史》第四册(巴蜀书社1988年排印本)野史，笔记之代表性记述见《清代野史大观》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

《影梅庵忆语》、《同人集》未见解放后排印本。

另，孟森《董小宛考》(收入《心史丛刊》，有岳麓书社排印本);小说《董小宛》(香港董千里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董小宛别传》(花城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