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纮纲，投足不获安。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二子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
魏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异常激烈，西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在后党贾氏与赵王司马伦的争权斗争中，张华、裴頠、潘岳、石崇、欧阳建等一批名士被司马伦诛杀。这首诗是欧阳建临刑时所作。
诗的前十二句，诗人叹悔自己身处乱世，不能明哲保身而招致祸难。首先，诗人叹悔自己不该离家游宦。“伯阳适西戎”。“伯阳”，老子的字。“适西戎”，据传说，老子去过流沙(我国西北沙漠地带)之西。“孔子欲居蛮。”“蛮”指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亦称夷；《论语》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欧阳建是渤海(郡名，在今河北南皮县一带)人，其地近海，远离中原，比较荒僻，他以老子、孔子的故实发端，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家乡也不“陋”。“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四方志，经营四方之志。一个人若有这样的志向，什么地方不能有所作为呢？言下之意，自己也应该留在乡梓，不该到京师去游宦。通观四句诗，虽无悔字而悔意豁然，用典贴切深婉，起到以少总多的效果。“屯”“蹇”，《易》二卦名，都是艰难困苦之意，后因称挫折不顺利为“屯蹇”。古人，指春秋卫国的大夫蘧伯玉。据《左传》记载，卫献公无道，于鲁襄公十四年被大夫孙林父所逐，至二十六年又由大夫宁喜迎回复位。孙林父流亡国外，宁喜后也因专权为卫献公所杀。孙、宁二人在谋变时，都曾同蘧伯玉商议，伯玉两次都预见到祸乱将起(即“达机兆”，明达事物变化的先兆)，“从近关出”。近关，距离国都最近的边关，取道近关，可见他急于出国避乱。这两句，是赞赏伯玉的识时务、明哲保身，以对比出自己的无见识。“抱责”以下四句，自悔没有激流勇退，反而因谋诛赵王伦不成而终遭杀身之祸。“抱责守微官”，语本《孟子》：“有官守者，不得其责则去”(有固定职务的，如果无法尽其职责，就可以不干)。诗人这里化用其意，说自己处在这种乱世，按孟老夫子的教导，早该弃职隐退了，却执迷不悟，死抱着官职不放。与古人的“达机兆”相比，诗人不由得深沉地自叹自责了。咨，叹。“冲且暗”，年幼而不明事理。“潜图”，密谋，指谋诛赵王伦。关于欧阳建遇害事，王隐《晋书》说：“欧阳建为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太守，赵王伦之为征西(征西将军)，挠乱关中，建每匡正，不从私欲，由是有隙。及于伦篡立(指司马伦废惠帝自称帝事)，(建)劝淮南王允诛伦，未行，事觉，伦收建及母妻无少长皆行斩刑。”是为“咨余”四句诗很好的注释。也可以知道欧阳建的“守微官”，并非贪图爵禄，而是为了对时局有所匡正。一个正直之士为自己的正直叹悔，益发令人痛感这个黑暗时代的是非颠倒。
中间十二句，诗人慨叹仕途险恶，人心难测，并抒发豁达的人生观。“恢恢”四句，空间的宽阔广大与“投足不获安”的局促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世道极端阴森恐怖。“投足不获安”五字，语虽平实，却是全诗最为精策之处，因为它表现的不仅是欧阳建一人的喟叹，也凝聚着魏晋文人普遍的忧患情绪。通览魏晋诗歌，至迟从何晏、阮籍起，这种情绪就在文人诗中广泛传染，直到“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风大畅时，才趋于式微。紧接着，诗人通过两个比喻，揭示仕途之艰险。第一个比喻，化用孔子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极言时势之严峻恐怖，笔法灵活有深致；第二个比喻，用涉太行道说明、映衬仕途之险，语简理明。“真伪”二句隐含对屠杀者、抑或告密者的愤慨之情。自然，作为在统治集团各派系激烈倾轧中的牺牲品，欧阳建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到罹难根源的，因而对于自己的悲剧命运，他尽可能作出豁达的解释，并以豁达的态度处之：“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在统治集团的内讧中丧身，现在看来并无什么价值可言，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此达观之辞，欧阳建还算不失名士风度。
诗的最后十句，写诗人对亲族牵连被刑的至哀至痛。欧阳建尽管对自己的悲剧命运还能处之豁达，但在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感情的普通人，因而当他念及与自己同赴刑场的老母及儿女时，满腔悲痛喷涌而出，一连用“摧心肝”“心中酸”“如循环”“五情塞”“涕汍澜”五个词组，淋漓尽致地抒吐了他的深沉悲痛。尤其是“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环”两句，古直悲凉，意绪绵远，令人千载之下，犹生凄然之情。
欧阳建写成这首诗，便死在刽子手的斧钺之下。如何评价魏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系及其参与者的是是非非，那是史学界的工作，兹不置论。作为文学作品，这首临终抒情诗，真实完整地表现了诗人临刑时复杂的思想感情，从而反映了魏晋时期“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的险恶现实，无疑是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