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中，凌濛初塑造了罗惜惜这一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为晚明文坛增添了异彩。

“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小说中的罗惜惜，是一个“钟情(情种)”的艺术典型。她和张幼谦青梅竹马，两情相爱。十五岁时，情窦初开。罗惜惜父母将女儿关进深院闺房，不让她出门四处走动。张幼谦屡到罗家门首探望，始终未见罗惜惜的身影。然而，罗家父母关得了女儿的身，却怎能够关得女儿的心。罗惜惜和张幼谦在丫环蜚英的帮助下，互相暗递心迹。他们的情感在封建专制的夹缝中急剧地向前发展。

孰料，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事却遭到了意外的波折。当张家央人向罗家提亲时，罗父佯以待张幼谦“及第做官”之后再结亲答之，其实，这是一句谎言。他在虚晃一枪后，把女儿许配给同村的一个巨富辛家公子，择日就要行聘。其根本的原因是嫌张家贫困落拓。这位贪爱财势的家长，置女儿的终身幸福于草芥，欲活活地拆散热恋中的一对“鸾凤”和“鸳鸯”。罗惜惜得知消息后， “只叫得苦”，张幼谦又不在家，欲死不能，只得“暗暗纳闷”。但她对张幼谦的挚爱，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因为她爱上张幼谦，不是如通常的许多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是邂逅相遇、一见钟情式的感情冲动，而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两人年貌相当，自幼同馆求学，密自相认为夫妻， “又各写了一张券约，罚誓必同心到老”，你贪我爱，亲密无间。长大后，张幼谦曾作两词一诗寄给罗惜惜，表达了朝朝暮暮“怎不思量”， “愿早成双”的热烈情感。罗惜惜回赠以十枚金钱和一粒相思子，以取团圆之象，思恋之意。张幼谦把它系在着肉的汗衫带子上，不时抚摸，真是情真意切。这一点，连张幼谦的母亲也看得十分清楚：儿子“与罗氏女幼年同学堂，至今寄着物件相来，必是他两情相爱”。正因为如此，罗惜惜在父亲用“做官方许”回答张家的提亲后，托杨老妈带信给张幼谦： “我自一心一意守他这日罢了。”面对残暴专制的父亲，她向蜚英表白心事说， “我与张官人同日同窗，谁不说是天生一对?我两个自小情如姊妹，谊等夫妻。今日却叫我嫁着别个，这怎使得?……只是不曾会得张官人一面，放心不下”，表示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张幼谦闻知罗惜惜已受辛家之聘， “大恨”罗惜惜负情，并寄去《长相思》词，责问她“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何忘却人?”罗惜惜对张幼谦的误解毫不责怪，只是央托杨老妈去向他禀明： “我只是未曾面会得张郎，所以含忍至今。若得张郎当面一会，我就情愿同张郎死在一处，决不嫁与别人，偷生在世间的。” 并相约张幼谦于夜间登梯而入。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描写男女幽会私通的作品不在少数。著名的如元杂剧《西厢记》，张生为获得崔莺莺的爱情和婚姻的幸福， “逾墙而入”在后花园。小说中的罗惜惜，为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采用和崔莺莺相类似的斗争方式。但是，和崔莺莺相比，罗惜惜的思想更为大胆，行动也很坚决。她蔑视封建礼法，反抗包办婚姻，敢于违抗父命，甚至不惜以死殉情。她对张幼谦说： “奴自受聘之后，常拼一死”，“我此身早晚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张幼谦也表示： “死则俱死。”他们都表现了反封建思想的勇敢精神。小说一再肯定罗惜惜爱情的“欢娱”，这种肯定情欲和现世享乐的思想是对提倡主张“灭人欲”的封建理学的否定。正是在这些生动传神的艺术观照中，凸现了罗惜惜的鲜明性格。一个维护自由婚姻权利，大胆追求理想幸福的青年女性，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喜剧性的结尾，是罗惜惜和张幼谦的胜利，为完成罗惜惜的艺术形象又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歌颂“真情”，是“二拍”中许多爱情故事的核心思想，这显然体现了晚明文学的新特征。当时杰出的市民思想家李贽，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的私欲，主张每一个人应按照自己的愿望，为自己的利益去活动。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提倡“真情”，它带有近代民主、自由思想的萌芽，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性质，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在罗惜惜身上体现出来的反封建思想，是凌濛初在这种新思想潮流影响下的产物。要求爱情自由，也意味着市民们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惜惜这一艺术形象身上焕发出的思想光辉，至今仍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