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兄弟：
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它打动了我的心，读着它，我不禁热泪盈眶。我曾经打算写一封回信，可是没有时间。再者，且不说用法文写信对于我已是多么困难，我还得非常详尽地答复您的那些问题，而它们大多又是出于误解。
您问我： 为什么手工劳动是真正的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否应该自愿放弃智力活动，不再从事在您看来与手工劳动不能并行的科学与艺术？
我曾经尽我所能地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一书中答复这些问题。我听说这本书已经被译成法文。我从来没有把手工劳动看作独立的原则，而始终认为它是道德原则的最普通和最自然的运用方式，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会最先想到这种方式。
在我们这个腐化的社会里(在所谓有教养者的社会里)，我们所以必得从事手工劳动，唯一原因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弊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在于让自己脱离这种劳动，又无偿地享用那些贫穷、无知而不幸的阶级的劳动，而那些阶级是奴隶，与古代世界的奴隶相去无几。
要看属于这个社会并且信奉基督教、哲学或人道原则的人是否真诚，首先便要看他是否尽可能努力摆脱这个矛盾。
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可行的办法，首先就是从事照料自己个人的手工劳动。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
最简明扼要的道德准则是，尽可能少地迫使别人为自己服务，尽可能多地为别人服务；尽可能少地有求于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予别人。
这个准则给予我们的生存以合理性和由此而来的幸福，也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其中包括您所遇到的这个难题： 智力活动、科学和艺术的命运将待如何？
基于这个准则，我只在坚信我的活动对他人有益的时候才能够幸福和满足。(人们因我为他们做事而获得的满足，在我已是一种附加的东西，一种额外的幸福，我并不指望它，它也并不能影响我对自己的行为选择。)我坚信我做的事并非毫无益处，并非恶行，而是为他人造福，这就是我的幸福的主要条件。
正是这一点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一个有道德的真诚的人宁可去作手工劳动，而不去从事科学和艺术的劳动。我写一本书，为之我需要排字工人的劳动。我作一首交响曲，为之我需要乐师。我做一些实验，为之我需要制造实验仪器的人进行劳动。我画一幅画，为之我又需要别人来制颜料和画布。所有这些事情可能是于人有益的，但也像多数情况下那样，它们同样可能是完全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可是，当我做着所有这些益处大可怀疑，而我还得迫使别人为之工作的事时，在我的四周却有许许多多需要去做的事，它们无疑是于他人有益的，我也无须任何人来帮着我做，例如帮疲乏者搬运重物，替病了的当家人耕田，给人包扎伤口。这样的事用不着任何人帮助，而且您为谁这样做，谁就能直接获得满足。种树、喂牛、淘井这些事无疑于他人有益，并且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一定会宁可做这些事，而不去从事在我们这个世界中被鼓吹为人类最崇高最高尚的使命那一类可疑的事。
先知的使命是崇高的使命。但是我们知道那些神父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自己是先知，只不过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因为他们有可能冒充先知罢了。
受着先知教育的人并不是先知，只有那种内心坚信自己是先知、应该是先知并且不能不是先知的人才是先知。这样的信念很少有，而且只能被人为自己的使命作出的牺牲所证实。
对于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来说也同样如此。任何一个为献身于小提琴演奏而知难不畏地放弃了厨子差使的吕里，都以他所作的牺牲证实了自己的使命。而一个音乐学院的或大学生的唯一职责，只是研究人们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使命，他们不过是利用他们认为是有利的地位而已。
手工劳动是所有人的职责和幸福，而智力活动则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只是那些具有这种使命的人的职责和幸福。只有在一个科学家或艺术家为奉守自己的使命而牺牲了自己的平静和福利的情况下，才能说明并且证实他赋有这种使命。一个人始终履行着自食其力这一职责，并且还废寝忘食地寻求在智力领域进行思考和有效工作的机会，这样他就证明了自己的使命。而一个不守人人应尽的道德职责，并以爱好科学和艺术为借口给自己安排一种寄生虫生活的人制造出来的东西，除了伪科学和伪艺术之外再不会是别的。
真正的科学作品和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人所作的牺牲的产物，而决计不是这样那样物质利益的产物。
但是这样一来，科学和艺术将会怎样？我已有多少次从那些无论与科学还是与艺术都毫不相干，并且对何谓科学和艺术甚至没有一丝一毫明确概念的人们口里听到这个问题了啊！也许可以认为，这些人无论对什么也不会像对人类的福利那样珍重，而这人类的福利，照他们的理解，正在于他们所谓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然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竟有这样的狂人，要否定科学和艺术的用处？世上有手艺人，有农夫。谁也不曾想到过要对他们的用处提出异议，而一个做工的人也永远不会想去证明自己的劳动的用处。他生产着，他的产品是必需的，是对他人有好处的。人们享用着这产品，谁也不会怀疑它的用处，更不会去证明它的用处。
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下。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们要竭心全力来证明自己的用处呢？
问题在于，真正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并不赋予自己任何权利，他们献出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些产品是有益的，因此他们丝毫不需要任何权利和肯定自己权利的证据。但是极其众多的是那些自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抵不上他们所要求的东西，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像各个时代的僧侣们那样千方百计地设法证明他们的活动对于人类福利是必要的。
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像所有其他各种人类活动一样，从来就存在着，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否定或是证明它们的必要性都是不可能的和徒劳的。
科学和艺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起着虚伪的作用，这是由于那些以科学家和艺术家为首的所谓有教养人士，构成了一个与僧侣相似的特权种姓。这一种姓具有各个种姓所固有的全部缺陷。这一种姓的缺陷在于它玷污和辱没了它赖以形成的那一原则本身。结果，伪宗教代替了宗教，伪科学代替了真正的科学。在艺术上也是如此。这一种姓的缺陷在于它压迫群众，并且还使群众丧失了那本应在他们中间普及的东西。而这一种姓最主要的缺陷，还在于其成员所信奉的原则与他们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却令他们感到快慰。
除了那些捍卫着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荒谬原则的人之外，文明的拥护者都不得不断然地说，科学和艺术是人类的洪福。
这福表现在哪里？那些可以据以将福和善区别于恶的特征又是怎样的呢？科学和艺术的拥护者千方百计规避着答复这些问题。他们甚至断言，给善和美下定义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善”，他们说，“善和美，是不可能有定义的。”但他们是在撒谎。人类在自己历来的前进运动中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给善和美下定义。善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定义。但这定义却不讨这些人的喜欢，因为它表明，他们的所谓科学和艺术很渺小，甚至产生与善和美对立的恶果。善和美都在许多个世纪以前就有了定义。婆罗门和大智大慧的佛教徒，中国的、欧洲的和埃及的贤人，以及希腊的斯多噶派哲学家，都给它们下过定义，而《福音书》则给它们下了最准确的定义。
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和美，一切使人们分离的就是恶和丑。
这个公式是尽人皆知的。它已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对于人类，善和美就是使人们团结的东西。因此，如果科学和艺术的拥护者真的关心人类的福利，他们就会懂得人的福利何在，而懂得了这一点，他们就会专去从事那些通向这一目标的科学和艺术了。此外，法学、军事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也就不会有了，因为所有这些科学的目的，不外是一部分人在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获得福利。如果福利真是科学和艺术的标准，那么，对于人类的真正福利全然微不足道的那些精密科学研究，就绝不会获得它们现在具有的意义，特别是我们这些勉强只供有闲人士解闷用的艺术作品，就更不会获得这样的意义了。
人类的明智不在于认识事物。有不计其数的事物是我们不可能认识的。明智也不在于认识得尽可能多一些。人类的明智在于认识一种秩序，我们根据那种秩序去认识事物才有好处。人类的明智是一种善于按照自己的知识的重要程度来支配它们的本领。
然而，在人可以并且应该了解的各门科学当中，最主要的一门是关于怎样才能生活得尽量少作恶和尽量多行善的科学；在各种艺术里，最主要的一种是善于尽量自然地避恶扬善的艺术。可见，在所有自命为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和艺术中间，那门最重要的科学和最重要的艺术非但不存在，而且根本被排斥在科学和艺术的清册之外。
我们这个世界谓之科学和艺术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大humbug，无非是我们通常一经摆脱旧的教会迷信便会陷入其中的另一种巨大的迷信。为了看清我们应循的道路，必须从头开始做起，必须摘掉那顶戴着觉得暖和但却遮住了两眼的风帽。诱惑是巨大的。我们生下来，然后凭借劳动，或者毋宁说凭借某种机智，我们逐步迁升，跻身于特权阶层，当上了文明和文化的祭司。因此，我们必须对真和善抱有极大的真诚和极大的爱，正如婆罗门和天主教教士必须这样做一样，才能对我们赖以得到有利地位的那些原则发生怀疑。对于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像您这样给自己提出了生命问题的人，这里不存在选择的余地。要对事物获得清晰的认识，他必须抛弃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有利。这是一个Sine qua non条件。哪怕只在某一点上和一个固执于某种信仰的人进行议论，都是徒劳无益的。
要是他的思想并未完全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无论他怎样推断，也不能向真理靠近一步。他那先入为主的信仰会使他的所有推断中止和发生歪曲。有人信仰宗教，也有人信仰现代文明，这两种信仰完全相同。天主教徒说：“我可以推断，但只限于我们的经书和传说所教给我的范围之内，这些经书和传说包含着十全十美而永恒不变的真理。”文明的信奉者则说：“我的推断决不侵越文明、科学和艺术的根据。我们的科学是人类真知的总和，如果说它还未掌握全部真理，那么它将会掌握它。我们的具有古典传统的艺术是唯一真正的艺术。”天主教徒们说：“在人之外存在着一个如德国人说的物自体，就是教会。”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们说：“在人之外存在着一个物自体，就是文明。”我们很容易看出宗教迷信的推断错误，因为我们不同意这些迷信。但是任何一种肯定的宗教的信奉者，甚至天主教徒，都深信，真正的宗教只有一种，并且恰恰是他们信奉的那一种。他甚至觉得，他那种宗教的正确性可以用推断来证明。我们这些文明的信奉者也是同样，我们也深信只存在一种真正的文明，它正是我们的这种文明。我们几乎不可能发现所有我们这些推断中的逻辑缺陷，因为这些推断力图证明，在各个时代和所有的人中间，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和在被称作欧罗巴的半岛上生活的那么几百万人，才享有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构成的真正文明。
要认识这极为简单的生活真理，无需任何肯定的，东西也无需任何哲学和深奥的科学，只需要有一个消极的品质就够了，即不迷信。
应当使自己处于孩提状态或笛卡儿的状态，对自己这样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相信，我想要做的仅仅是认识生活的真理，因为我必须度过这一生。
而答复早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作出，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
我的内心情感对我说，我需要福利、幸福、为我、为我一个人。而理智却告诉我，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希望得到的也正是这个。这一切像我一样寻求自身幸福的会压制我。很清楚，我不可能享有我所希望的幸福。然而我的一生却正是在于追求幸福。如果因为不可能享有幸福就不去追求它，这意味着不去生活。
那么，我不可能生活了？
判断告诉我说，在一切生物都只追求自身福利的世界结构中，我，一个抱着同样希望的生物，不可能获得福利，我不可能生活。然而，尽管这个判断如此明确，我们还是生活着，我们还是追求着幸福，追求着福利。我们对自己说： 只有当一切别的生物都爱我更甚于爱它们自己的时候，我才能获得福利，成为幸福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虽然这样，我们仍旧生活着。我们的全部活动，我们对财富、荣誉和权力的追逐，无非是仍想迫使别人爱人爱我们比爱他们自己更甚。财富、荣誉和权力向我们提供了类似的东西，我们几乎就满足了，我们有时竟忘记了这只是类似，而非现实。一切生物都爱自己甚于爱我们，幸福因而断无可能。有一些人(他们的数目正与日俱增)因为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便开枪自杀，认为生活只是一个骗局。
其实，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也十分自然。只有当这个世界上有了这样一种结构，使一切生物都爱别人甚于爱自己的时候，我才会幸福。如果一切生物都不能不爱自己而爱别人，普天之下就都是幸福的了。
我是一个属于人类的生物，理性为我揭示了一切生物的幸福的规律。我应该遵循我的理性的规律——我应该爱别人甚于爱自己。
一个人只要一作出这个判断，生活在他看来就会立即显得与以前不一样。一切生物都在互相残杀，一切生物又都在相爱和互助。维系着生活的不是残杀，而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同情，这同情在我心中表现为爱的感情。我刚开始领悟出这个世界上事物发展的进程，我就发现，唯有相互同情这一原理才决定着人类的进步。全部历史不是别的什么，而无非是这团结一切生物的唯一原则越来越趋于明确，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因此，这个判断为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所证实。
但是一个人往往不用判断，就能在自己内心情感里给这个判断的正确性找到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最大幸福，他是最自由、最幸福的状态，乃是自我弃绝和爱的状态。理智给人揭示出唯一可行的幸福之路，情感则驱赶他往这条路上奔去。
如果您觉得我试图向您表达的这些思想还不明确，请不要过于严厉地责备它们。我希望您将来能读到它们更为清楚和准确的表述。
我只是想就我对事物的看法向您作一些说明。
列夫·托尔斯泰
1887年10月3、4日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宋大图 译)
注释：
罗曼·罗兰于1887年4月16日写给作者，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科学与艺术的问题。因为没有得到回信，他于5个月后再次写信，请作者就这些问题加以阐明。作者为此写了这封回信。原信有法文及俄文两种手稿，收在《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64卷第84至98页。
吕里(1632—1667)： 法国音乐家，少时曾在巴黎做过厨子，后以提琴演奏博得路易十四的赏识，主持其宫廷乐队。
英语： 欺骗。
拉丁语： 必须的。
【赏析】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出身名门望族，其谱系可追溯到16世纪，是彼得大帝时代承袭下来的贵族，世袭伯爵。他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的创作从写自己开始，到写自己而终了，共有90卷文集出版。
罗曼·罗兰是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一生中所接触到大文豪数不胜数，雨果、歌德、甘地、里尔克、斯宾诺莎……而一直作为他精神导师，影响他一生的则非托尔斯泰莫属。在给托尔斯泰所作的传记《托尔斯泰传》中，他这样开头：“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精纯的光彩。在19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托尔斯泰是罗曼·罗兰最景仰的大师，他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更是达到了疯狂崇拜的程度。他说：“阅读托尔斯泰，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这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启示，是开往广大宇宙的一扇门。”而最令罗曼·罗兰感动的是在他们之间有过一次真诚的书信交流。那是在托尔斯泰推出新书《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以后，面对书中托翁对莎士比亚和贝多芬及现代艺术的成就的不屑一顾乃至唾弃，年轻的罗曼·罗兰有些糊涂了。他不知道托尔斯泰为什么会对他当成生命的艺术进行如此强烈的抨击，他无法理解他这位精神导师的意思。年轻的罗曼·罗兰控制不住心中的焦躁和冲动，提起笔来给他敬爱的导师，远在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不解和困惑。半年后的一天，本已忘记此事的罗曼·罗兰万分惊喜地收到了托尔斯泰的这封亲笔长信，即《给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在信中托尔斯泰说：“最简明扼要的道德准则是，尽可能少地迫使别人为自己服务，尽可能多地为别人服务；尽可能少地有求于别人，尽可能多地给予别人。”“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最大幸福，他是最自由、最幸福的状态，乃是自我弃绝和爱的状态。”
托尔斯泰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是和苦难作斗争的一生。贵族出身的他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在5岁那年就感悟到：“人生不是一次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少年时代的他就想卖掉自己的车，送给穷人，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他蔑视上流社会奢侈糜烂的生活，一生最苦恼的事情就是不能和那些贫苦的人一起生活。
1847年，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回家，在自己的庄园尝试改革。他到庄园5个村子里最穷苦的一个，给农民送茅草，修房子。农奴表示不理解，更重要的是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使得这位年轻伯爵的幻想成为泡影。
为了寻求俄国社会的出路，他曾两度出国考察。在法国他看到了法国发明了用于杀人的机器，内心受到极大冲击。离开法国去往瑞士，他亲眼目睹了一些有钱人如何虐待一位流浪艺人，托尔斯泰以同情心请这位艺人到饭馆吃饭。回到家他连夜赶写小说，破口大骂这个西欧社会。
托尔斯泰还在他的庄园办起了学校，对农民的儿子进行普及教育，担任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和平调节人与陪审员，以期维护农民的利益。他一生不满俄罗斯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和沙皇封建农奴制的残暴统治。为此他受到了沙皇当局的迫害，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1910年，俄国教会最高当局宣布托尔斯泰为“邪教徒和叛教者”并开除他的教籍。他并不屈服，仍然为正义而斗争，用实际行动来为善和美下定义。
“我应该爱别人甚于爱自己。”托翁毕生的所作所为，正对此作了“更为清楚和准确的表述”。
(杜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