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瑞宣，老舍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主要人物，一个困囿于“北平文化”中徘徊、迟疑、苦闷的现代知识者。《四世同堂》包括《惶惑》、 《偷生》、 《饥荒》三部，涉及了十七、八个家庭，一百三十多个人物，而以祁家四代为描写的中心。作者通过对祁瑞宣这一人物形象复杂性格的揭示，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和批判。

祁瑞宣，祁家的第三代，维系着四世同堂的长孙和家长的继承人。他温文尔雅，自然大度，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才华。他办事认真，但不剑拔弩张;才华横溢，但不咄咄逼人;俭省，但不吝啬;在行动上则总求全盘的体谅，整个地是从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人。他并不热爱韵梅，但他不忍看祖父和父母的眼泪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这样他就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为了得到全盘的体谅，他只好娶了韵梅。他思想上清醒而深刻，行动上却软弱而迟疑。

已经听得到日军侵华的隆隆炮声了。中日战争的爆发必定使世界的历史与地理大大改观。瑞宣知道，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应去为国家做些什么。尤其是在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可是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了。他又需要求得全盘的体谅。于是，当北平的街头已震响着日军的坦克声，三弟瑞全准备南下抗日，并力劝瑞宣一起出走时，瑞宣是叹了一口气：“我永远走不了。”中国式的家庭结构、伦理关系，沉重的家庭义务像一块巨石坠着他的衣襟，压在他的背上，使他不能自由飞翔、搏击。他不能像瑞全那样慨然出走，南下抗日，也不能像日后的钱默吟先生那样只身赴敌。因此，在家庭意识与国民意识的冲突中，瑞宣选择了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尽孝而放弃了为国尽忠的义务!这在瑞宣，这在现代知识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艰难的、痛苦的抉择。他们为此而常常自省、自责，有时甚至到了非常激烈的地步。

小说中另一位也因家庭所累而滞留北平的知识者在瑞宣面前这样自我谴责： “我简直是个妇人，不是男子汉!再抬眼看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瑞宣听罢，也长叹了一声：“我也是个妇人。”这一声长叹里，饱含着瑞宣的多少辛酸、多少痛苦、多少自责、多少忏悔。不断地与自己过不去，不断地看不起自己，几乎把瑞宣连头带脚地埋住了，成为会思想的废物。他知道： “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都没有。”他秘密地资助了瑞全南下抗日，他赞叹钱先生的抗敌壮举，他本人却犹豫不决，徘徊不定;诚然，他也消极地保持住了自己的民族节操，他拒绝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游行，他拒绝出任日军管制下的学校校长的伪职，他坚持做到不食周粟，但他仍然缺乏更为积极的抗争行为。是正在腐烂的“以柔克刚”似的北平文化窒息了他，是“敷衍”“苟活”的环境包围了他，使他不能有所作为而成为一个“苟活者”、“偷生者”。他和他那个“什么都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的祖父的一段精采的对话，维妙维肖地揭示了他那种软弱的性格及其渊源：

“老大，这一家子都仗着你呀!你怎么好，就怎么办! 好吧歹吧，咱们得在一块儿忍着，忍过去这步厄运!反正我活不了多久，你还不等着抓把土埋了我吗!”

……听祖父说得可怜，他勉强地笑了： “对了，爷爷!咱们就在一块儿苦混吧!”

多么令人战栗!瑞宣似乎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全部品性和气质，于是他就这样苦混着、苦忍着、苦熬着，即便是北平城被日军残酷地践踏着，即便是城里缺煤断粮时，即便是他本人身陷囹圄时，即便是无数的无辜百姓诸如小崔等人的被虐杀时……

但是瑞宣并不麻木。他毕竟是现代知识者、思想者，他不可能像其他市民人物那样糊里糊涂，对于他来说，能够糊涂以至于麻木或许是一种幸福。因此，他在经常的自责之中，又时时处于一种“惶惑”之中， 一种“耽想”之中。他往往能认清自己的长处。不再以为自己是废物，同时，他认清自己的短处，知道如何去坚强自己。可是临了，他又思前想后，左顾右瞻，决定不了什么，越决定不了什么，他就越焦躁。确实，瑞宣没有决定，没有信心，没有一直可以走下去的道路!他或者永远不会被捕，不会受刑，可是他永远没有快乐!他的“心”受着苦刑。

但现实毕竟是严酷的。它逼使着祁瑞宣从他的沉思默想中走出来，试图摆脱家庭重负的羁绊，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钱先生的那首“滴着血”的诗像极锋利的针刺着他的心。而他的入狱，特别是最老成、最谨慎的父亲也被迫投河，给了他更深的震动。因此，在《饥荒》收束的时候，瑞宣见到了那个不属于四世同堂一环的，而是属于独当一面的新中国人瑞全，他终于答应了瑞全的请求，准备以实际的行动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他告诉自己： “说不定，我会跟老三一样有用。”祁家大院的长房长孙瑞宣终于迈出了他的最艰难，最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