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知止不耻，知足不辱，与吾流浪湖海，战惕风涛。

【译注】

知道适可而止的人，不会因为做事过分而感到羞耻；知道满足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耻辱。与我一起流浪江河湖海，战胜惊涛骇浪。

辑自休宁《汪氏统宗谱》卷168。

【感悟】

这是明成化嘉靖间休宁商人汪勋说的一句话。徽商从商的终极目是的为了生计、养亲和显亲，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因此当他们在商场上打拼致富后，特别是遭到不公平的打击后，往往选择重返故里，买田置产，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

【故事链接】

长期在商场上拼搏，尔虞我诈，远涉边陲，栉风沐雨，特别是遭到不法势力的欺压，政府的巧取豪夺，徽商渐感失望、疲惫，力不从心。儒家的乐天达命、知足不辱的保守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因而，徽商往往在事业辉煌之际，心生归隐之意，原来锐意进取的情怀也渐趋消褪。“（江）南能公，字元表，号彦宣，玉吾公长子。……日后业鹾淮南，致资累万。兄弟同居，不忍分析。”明末关津丛弊，九江关蠹李光宇等把持业务，盐舟纳料多方勒索，停泊羁留，屡遭覆溺，莫敢谁何。公毅然叩关陈其弊，奸蠹伏诛，而舟行者始无淹滞之患。至今公之名犹藉藉于江淮楚豫间。事载《盐法志》中。公缘此案，费用不赀，家业亦渐中落，乃退守田园，琴书自适，优游以终。（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处士南能公传》）

【延伸阅读】

徽商的进与退

徽商的进与退，不是以纯粹的利益驱动为转移，而是以儒家的“孝悌”伦理为归宿。徽商在致富之后，急于抽身，将大量的资本带回家乡，用于买田置产，修墓建祠，以作长久之计。徽商缺乏欧洲资本主义商人那种始终如一的进取之心、逐利之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徽商的封建性本质。在贾与儒之间，他们在服贾的同时，始终忘不了业儒的情结，最终视业儒为正道。这种业儒情结，无形中在思想上束缚了徽商的发展，使他们摆脱不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在与政府关系上，徽商忠于王权，维护王权，并与王权相互利用。他们之间既有互相利用也有矛盾。徽商以其极大的耐性忍受着来自王权的压榨，即便是忍无可忍，他们的反抗也是间接的、微弱的，反应了这一时期商人在政治上依赖性和软弱性。

在进与退之间，徽商虽具备了欧洲商业革命时期商人所具备的“冷静、刻苦、勤勉、努力”和所谓“清教徒”式的进取精神，但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强调社会责任感、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国家观念。

这些观念使得徽商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为社会、家庭、家族、国家服务上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徽商的盈利之心，分散了他们财富的积累。他们更多承担了“社会人”角色，而非“经济人”的角色。“社会人”的责任感，冲淡了“经济人”的财富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