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诗歌与散曲》鉴赏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两宋时期，随着赵宋王朝结束了我国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文坛上又一次出现了繁荣景象。诗词、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都比唐代有了新的开拓与发展。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诞生并成长于唐五代的词(包括民间词和文人词)，至此，已臻于全盛，并成了两宋一代的主要文学样式，宋词与唐诗并驾齐驱;还有具有特殊意义的宋杂剧的出现，使我国首次拥有完整意义的戏剧，更有划时代意义。这些都说明，两宋文学的全面繁荣，使长期跋涉的中国古典文学，又跨上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高峰。
两宋国寿虽然长达三百二十多年，但却是一个“积弱积贫”的朝代，备受屈辱。就其疆域和国力而论，确实不能同封建盛世的汉、唐时代相比，而且两宋三百多年间，虽然不少仁人志士力图振兴国势，可是一直未能改变国家、民族的贫弱命运，以至最后丧亡于异族跌蹄之下。
这里所说“国力贫弱”，是指“综合国力”而言。如单以国家“经济力”来说，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是不低的。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得到了空前的开发，全国涌现了大批工商业繁荣的大都会和一些港口城市，浙东的明州和浙南的温州等地，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重要商埠。
新的经济活力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全面高涨。借助造纸术与印刷术的空前进步，文化知识得以迅速传播，学术研究与撰著之风普遍兴盛。有宋一代，除了理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之外，经学、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等领域，也都有卓绝的建树。理学的深于思辨，史学的精于考订，经学的富于创新和科学技术的昌明，都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文学艺术以极大影响。两宋文学作品的富有哲理、注重人学、体察入微和描述细腻，都烙着它们、特别是人文精神的鲜明印记。
宋朝初期，文坛因袭五代旧风，诗尚雕琢，文崇骈俪，很少创意。后来随着政治革新的开展，文风也随之一变，逐步确立了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宋代文艺。两宋的主要文学样式宋词，更是彪炳千秋，足以与汉赋、唐诗媲美。宋诗，是在唐诗极盛难继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但它仍有所开拓和创新，最后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宋诗特色。因此，对宋诗的评估，应当破除旧见，作出公允的结论。一般都认为，宋诗高于元、明各代，仅次于唐诗(或与唐诗并列)。唐诗极其盛，宋诗极其变，宋诗非胜于唐，却异于唐。唐宋两代诗歌相异之处是——
唐诗以韵胜，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贵深析透辟;唐诗丰腴，主情致风韵;宋诗瘦劲，主气骨理趣;唐诗之美有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腔，宋诗之美有若食橄榄，初尝觉涩，而后想味不尽。总之，唐诗显得博大，宋诗显得精深;唐诗之弊在于肤廓平滑，宋诗之弊则在于生涩枯淡。正如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所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
两宋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按照清人陈衍的分期，即：
(一)北宋前期诗歌(北宋开国至英宗末期，约100年)
这个时期之初，主宰诗坛的是“西昆体”，其代表是杨亿、刘筠和钱惟演。它得名于他们的诗集《西昆酬唱集》。这是一种因袭晚唐遗风，崇尚典丽辞藻而内容空泛的诗风。但它却统治北宋初期整个诗坛。
与此同时，文坛也涌现了柳开、穆修、石介和王禹偁等人，起来反对“西昆体”。他们主张学习杜甫、白居易和韩愈、柳宗元，继承唐诗优良传统。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王禹偁。他诗学白居易，能得其精而不得其俗，开了北宋诗文革新的先河。
宋诗的真正奠基者，是活动于仁宗、英宗时期的苏舜钦、梅尧臣和欧阳修。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富有内容的力求摆脱唐风的诗歌，深深地影响当时文坛。后来的宋诗，基本上沿着他们开拓的道路走下去。
欧阳修是当时文坛领袖，兼善散文和诗词，但以文章负一代之盛名。他的密友梅尧臣在诗歌方面更为突出。梅尧臣打起“复古”旗帜，矛头直指“西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很有建树，创造了诗歌反映现实的古淡深远的新诗风。后来，经过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努力，巩固发展了诗文革新的成果，从而奠定了富有自己特色的两宋诗歌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南宋诗人刘克庄高度评价梅尧臣的开创之功。说他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二)北宋后期诗歌(神宗到北宋末年，约60年)
宋诗至此，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这时诗坛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三人。他们各自成家，被称为“荆公体”、“东坡体”和“山谷体”。但他们的共同倾向是：诗歌反映现实，富有内容;诗风上引人散文因素，诗多议论，且以文为诗，在诗体上多选古体，少用近体。他们均为欧阳修诗派的后继者，不是欧阳之门生，就是受其推举的晚辈。其中黄庭坚最为突出，成为当时主流诗坛的开创者。仅次于黄山谷(庭坚之字)的陈师道，在该派中也很有影响，特擅五言古诗;张耒、秦观等人的成就，也很引人。
“靖康之难”后，北宋亡于女真族的金国。动乱的时代改变了文人的生活，也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因而，有一些深受江西派影响的诗人，如吕本中、陈与义等，也面向现实，写出不少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思的好作品，诗风为之一变。
(三)南宋前期诗歌(南宋初至宁宗开禧末，约80年)
这是宋室南渡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偏于江左的南宋时期。政坛上出现了苟安与恢复，主和与主战的严重对立。反映在文学上，也产生了以“批判投降，力主恢复”为共同主题的爱国诗文。在前段，除了在戎马倥偬之际写了一些激励斗志的壮烈诗词作品的抗金将领岳飞、宗泽和李纲等人之外，还出现了著名的“中兴四大家”，即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他们中除尤袤诗集已佚(清人尤侗辑有《梁奚谷遗稿》两卷)之外，其余三人均有大量作品传世。他们的出现，代表了宋诗发展史上的第二个繁荣时期。
特别值得提出的陆游，不仅是南宋诗坛的杰出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不朽的大诗人。他在世86岁，创作时间达70多年，曾作诗二万余首，现存诗歌9300余首，是我国诗史上活动时间最长、著作最勤、产量最高的作家之一。
(四)南宋后期诗歌(宁宗嘉定初至南宋末，约70多年)
这时，宋、金隔江对峙已成定局，社会比较安定，诗人爱国热情日趋低落，文学创作脱离现实的倾向日益严重。此时江西派诗歌虽然呈现衰败现象，但仍然风行。“永嘉四灵”(即永嘉籍诗人徐玑、徐照、翁卷和赵师秀等四人，因他们字号中均带“灵”字，故名)，应运而生，使宋诗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它原是作为卑靡的江西派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南宋后期一种诗歌创作倾向的代表。对于这个在当时具有相当大影响的诗派，其功过如何，有待进一步探讨。我认为，他们的诗歌学习晚唐，专攻近体五言，气度虽嫌狭小，但诗作尽量少用典故，不发议论，不以文为诗，且少用古体，力求精工，一反当时诗坛主流，另树“唐诗复行”旗帜，并诱发稍后的江湖诗派的出现，给南宋后期沉闷诗空吹起了一股新风，使宋诗经历几百年后至此一变，应当是一件可喜的好事，其功不可没。
因临安书商陈起录刻《江湖集》而得名的江湖诗派，都是一批江湖诗人，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们的诗作，兼用古体和近体，气格虽不及宋诗大盛诸家，但他们比较真实地反映宋末一批地位低微士人的思想、生活及感情。江湖诗派以戴复古、刘克庄等人最有成就。
南宋末年，当宋、元易代之际，剧烈的社会大变动，促成爱国文学思潮的再度兴起，造就了不少爱国遗民诗人，涌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其中主要代表有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和谢枋得等等。文天祥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光辉诗篇，最为感人，万古长存。
(公元960—11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