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己缅。鸟弄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既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关于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上，鲁迅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之间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论战。那场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广，中心分歧是：朱先生认为“陶潜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反驳：“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了，凌迟了。”并进一步指出陶诗中也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证明诗人并不是整天飘飘然。但是，朱先生之所以会得出陶渊明浑身静穆的结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凭空臆造，其依据恰好是陶渊明确实写过大量寄情田园的作品；而且，这意见也并非为朱先生所首创，早在隋朝的王通就在《文中子》中讲过：“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宋代的汪藻在其《浮溪集》中则说：“山林之乐，士大夫知其可乐者多矣……至陶渊明……穷探极讨，尽山水之趣，纳万境于胸中，凡林霏穹翠之过乎目，泉声鸟哢之属乎耳，风云雾雨，纵横合散于冲融杳霭之间，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为诗酒之用。盖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虽宇宙之大，终古之远，其间治乱兴废，是非得失，变幻万方，曰陈于前者，不足以累吾之真。”而明代的何湛之在《陶韦合集序》中则说得更为简明：“晋处士植节于板荡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诗冲夷清旷，不染尘俗，无为而为，故语皆实际。”
这种评价自然有失于片面。实际上，陶渊明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实在是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以冲淡洒脱的笔触，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优美静谧的田园风光图画，东篱南山、青松奇园、秋菊佳色、日夕飞鸟、犬吠深巷、鸡鸣树巅，再伴以主人公那隔绝尘世、耽于诗酒的情愫，它所构筑成的艺术境界是那么高远幽邃、空灵安谧！不过，细心的读者不也会从中时时体察到陶渊明在诗中所流露的那种不得已才退居田园、饮酒赋诗，而实际却正未忘怀现实、满腹忧愤的心情嘛！
我们不妨读读他的《怀古田舍》。这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在这里，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它的极至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就这样，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是的，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朴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首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本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据《栗里谱》记载：“有《始春怀古田舍》诗，当时自江陵归柴桑，复适京都宅，忧居家，思湓城，故有《怀古田舍》也。”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四中指出：“是年公卅九岁，犹为镇军参军，故曰怀也。每首中间，正写田舍数语，末交代出古之两人，而以己怀纬其事，惟未得归，故作羡慕咏叹，所谓怀也。”在写这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