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出塞的女子不少，而且大多是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事迹很少有人传颂，而“良家子”出身的宫女王昭君，却引起历朝历代人们的同情与歌颂，虽经历史潮汐冲洗，至今仍留下许多文彩绚丽的佳作。仅清人胡凤丹编辑《青冢志》中就收录诗歌达四百多首，记载昭君事迹所涉及的书达二百多部。为什么昭君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同情和歌咏呢?因为她个人的悲剧，在封建社会中有普遍意义，她的一生不仅引起封建时代广大妇女的同情，她被统治者剥夺人身自由的屈辱遭遇，同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也有共通之处。同时，她的事迹又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民族命运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能牵动人们复杂的情思，引发出强烈的共鸣。

一、历史上的昭君

王昭君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她是西汉元帝刘奭时(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人，家居南郡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据云昭君村已划归兴山县)的农村，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廷，后又奉元帝之命远嫁匈奴呼韩邪稽侯珊为阏氏。有关昭君的记载最早见东汉·班固《汉书》，在《元帝纪》中云：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多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在该书《匈奴传》中又作了补充：

单于自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照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从这两则史料可知，昭君的一生从个人生活的角度上说，基本上是悲剧性的。她先被强选入寂寞而又森冷的汉宫，失去自由;后又强迫婚姻，被汉元帝当成一种礼物赐与呼韩邪单于，远出塞北，嫁给一个比她大二、三十岁的人，而且做妾(匈奴贵族一夫多妻，阏氏不仅是妻的称呼，也是妾的称谓，呼韩邪有过五、六个阏氏，最后一个是宁胡阏氏王昭君)。婚后不满三年，呼韩邪去世。昭君想重返故里，但汉成帝不允，再度强迫婚姻，逼她从胡俗“子烝其母”，嫁给呼韩邪之子雕陶莫皋(第二阏氏所生)，在伦理观念、感情上受到摧折。所以，昭君一生是充满了屈辱、不幸的。她的悲剧，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命运，以致她的家乡“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炙其面”(宋·曾慥《类说》卷二《逸士传》)。

关于昭君的记载，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匈奴传》中渐离历史真实，增添民间传说色彩，有了更多渲染和同情：

昭君字樯，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这段记载比《汉书》中增加二项内容：一是对昭君美丽的姿容加以生动描写;二是添上“积悲怨”负气出走的新内容。这就使王昭君的故事带有文学色彩了。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历史学家，但不能排除他撰写《后汉书》时博采野史和民间传说，有失实之处。因为比他早一些的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里，就博采民间传说，对王昭君的美丽和不幸做了发挥。古人对史和小说往往界限不清，许多汉魏六朝小说如《穆天子传》、《西京杂记》、《搜神记》等，最初列入史部，故范晔将小说或传说当成信史，不足为奇。

王昭君，又被人称作王明君，《古今乐录》曰：“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触文帝(指晋文帝司马昭)讳，故晋人谓之明君。”(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9)后，又被称作王明妃，以致乐府有《明妃曲》。

二、昭君出塞的历史背景

王昭君远嫁漠北，对汉、胡两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在客观上起到促进的作用，但决不能过分夸大，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昭君个人，而是两族广大人民的良好愿望。要使这良好意愿成为现实，则又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西汉初年，由于汉、匈奴间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状态，汉朝政府为暂避匈奴隶主的侵扰，不得已而采取和亲政策。从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派“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汉书·匈奴传》)，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开始，到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发动对匈奴战争止，其间惠帝、文帝、景帝均“复与匈奴和亲”，“遣翁主如故约”(《汉书·景帝纪》)。和亲条款大致有三项：第一，汉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一次赠金千金，另外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第二，汉、匈奴“通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之间交易往来。第三，汉、匈奴结为兄弟，约以长城为界，分疆自守，互不相犯。在汉文帝时，为争取今后“匈奴无入塞”，“可以久亲”(《汉书·匈奴传》)，还不惜忍受较大牺牲，大增奉送种类，而且多是金帛、丝絮等贵重物品。但和亲政策并未收到实效，汉朝虽把广大中原人民生产的财富年年大量进献匈奴奴隶主的庭帐，使匈奴贵族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匈奴人民并未获益。由于公主、财物和关市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的贪欲，无补于两民族间的友好。故汉武帝在国力充实，足以抗拒匈奴时，为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便以积极防御的战争方针代替了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狠狠地打击了匈奴贵族的气焰。所以，有识见的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诗中云：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诉为辅佐臣。

晚唐诗人胡曾在《汉宫》诗中亦讽刺云：

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

由于汉武帝实行一系列军事、政治、边防和经济上的重要措施，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决定性的战争中沉重地打击了匈奴贵族(见《史记·匈奴传》、《汉书·武帝纪》)，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自单于以下各级贵族都有恢复和亲的想法，遂把扣留十九年的汉使苏武放回，企图缓和与汉朝的敌对关系。尽管和亲的念头在他们思想上盘旋，入侵的恶念仍很顽固。从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起，匈奴又数侵边境，并联合车师共侵乌孙，直逼汉朝，气焰十分嚣张。于是汉朝组织五路大军，与乌孙联合，在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出击战，结果匈奴惨败，从此力量大为衰弱，北方渐渐平静。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就生活在这特定的历史年代。呼韩邪是匈奴头曼单于七世孙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本应继承为单于，不幸被右贤王屠耆堂(握衍朐鞮单于)阴谋夺位，亡命于左地。屠耆堂后兵败自尽，呼韩邪单于始立。不料又遭日逐王薄胥堂(屠耆单于)袭击，仓皇败走。不久，匈奴中贵族纷纷自立为单于，即史称“五单于争立”。混战的结果，呼韩邪获胜。当呼韩邪正拟着手恢复残局时，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在西边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在东边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郅支不久杀掉闰振，又击破呼韩邪兵，占据单于庭。呼韩邪被迫再次出走，在这艰难处境下，他决心归附汉朝，打开自己新的政治出路，借重汉朝之力平定郅支，统一匈奴地区，挽回阽危之局。自从冒顿单于称雄塞北之后，在一百五十年间，匈奴经常与汉朝分庭抗礼，汉朝主动遣公主，岁岁送财物，企求匈奴暂不入侵。后经武帝、宣帝用兵，沉重地打击了匈奴主，他们仍不肯称臣。呼韩邪因势穷力竭，恐不附汉有遭两面夹击之险，才不得已遣子入侍为人质，自称蕃臣，接受中央统一领导的。呼韩邪附汉后，郅支亦甚不安，深恐遭呼韩邪与汉朝联合进攻，故亦遣使入汉奉献，并送侍子入朝。汉朝对他们双方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均实行羁縻。郅支见汉朝帮助呼韩邪，自料无力统一匈奴，就西迁至伊梨河一带，并北降呼揭、丁令，西破坚昆，势力渐强盛，当郅支觉得自己实力已雄时，就索还侍子，困辱汉使，并杀死护送侍子还归的汉使谷吉，进侵乌孙、大宛，结果在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被汉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所刺杀。在汉朝的帮助下，呼韩邪终于统一了匈奴。郅支被杀后，呼韩邪又喜又惧：喜的是政敌已亡，匈奴一统;惧的是郅支作为牵制汉朝的力量已不存在，自己势孤力单，今后或不免因得罪汉朝而遭郅支的下场。因为当时汉朝力量强大，促使他决心进一步倒向汉朝以求存。所以，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呼韩邪入朝汉，并“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他希望通过“和亲”搞好与汉朝中央的关系，借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汉朝为了边境安宁，改善汉、匈奴两民族间过去紧张关系，亦愿通过“和亲”对匈奴新政中统治阶层加以怀柔。但由于当时汉朝强盛而匈奴力弱，呼韩邪又是依赖汉朝之力复政的，故汉元帝没有按照旧例以公主下嫁，而仅以后宫良家女王樯许配他，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说不是对呼韩邪在政治上的一种轻蔑，但为形势所迫，有政治头脑的呼韩邪却表示高兴，号昭君为“宁胡阏氏”。呼韩邪还上书愿为守卫自上谷以西至敦煌一带地方，请求撒去边备及塞卒，以便天子、人民休息，借此解除汉朝对匈奴的威胁。汉朝素对匈奴有戒心，又听取郎中侯兴的建议，本着“安不忘危”的精神，婉言拒绝了呼韩邪报效之请。呼韩邪深知汉朝实力雄厚，又始终戒备自己，终生不敢萌其他之念。所以，呼韩邪生前一直教育子女和大臣，要坚持与汉朝的友好关系。到了“王莽陵篡”之后，“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又“乘闲侵佚，害流傍境”。后来因“匈奴争立”，内部倾轧，势力大减，“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又“奉藩称臣，永为外扦”(《后汉书·南匈奴传》)。从上述史实可窥知，尽管这次“和亲”是出于汉、匈奴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政治行为，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两个民族间的团结，因此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亦需指出：和亲政策是否有利于民族间的团结，应看所处的历史环境，特别是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任何夸大个人作用的看法，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昭君出塞，之所以在两个民族友好关系史上增添异彩，不纯是她个人之功，而是历史形势使然。这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阿金》所说的：“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鲁迅先生这话虽亦有别的含义在内，但他不同意夸大一个妇女在封建社会作用的看法，是历史的、科学的。

三、历代文人笔下的昭君

在历代文人的诗文、笔记、小说、变文等中，几乎都是对昭君同情或歌颂的，只有专搞“倾陷之辞”的唐人韦瓘除外，他在《周秦行纪》写政敌牛僧孺，夜至鸣皋山下“薄后庙”内，遇薄后、戚夫人、潘妃、绿珠、杨贵妃、王昭君，薄太后为“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事征求诸女的意见，几乎都加以反对，最后薄太后对昭君云：

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殊累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

而昭君觉得无辞以对，“低然羞恨”，只好领牛僧孺“入昭君院”住了一宿。在韦瓘的笔下，昭君是品行较差的女人。

历代文人对昭君的同情或歌颂，大体上说有四类：

第一，文人、作家从个人角度上对昭君予以同情，他们通过咏叹昭君的青春美丽和被埋没在异境的不幸遭遇，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人生坎坷和天涯沦落之感。此类作品产生较早，它为尔后的昭君作品的创作定下了悲剧的基调。这虽属是文人之兴叹，亦未尝不在一定程度上唱出广大人民心头的哀伤情绪、不满情绪。《昭君辞》亦作《明君词》，是这类咏唱中出现最早的诗歌。据《旧唐书·音乐志》载：

《明君》，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耸动左右，天子悔焉。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

在《新唐书·礼乐志》亦载此曲，注曰“汉元帝时作也”。汉代乐曲的基调，深深地影响了后代文人的情思，因而使“怜其远嫁”几乎成为一种定格。六朝时北周诗人庚信作有《昭君怨》和《<昭君辞>应昭》诗，在《<昭君辞>应昭》诗中云：

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

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

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

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

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

庚信续汉代《昭君辞》之后，进一步将昭君出塞吟唱为悲剧的主题。他不仅“怜其远嫁”，不仅抒发其思乡念国之情绪，还寄寓了自己在动乱的年代里的凄凉感伤情怀。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二首咏叹《王昭君》诗，其中第二首云：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

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李白诗昭君出塞时的孤寂、悲凉的情景描摹得极为生动形象，将昭君永没“胡沙”的悲剧写得令人辛酸泪下，从中亦曲笔表达了诗人复杂的哀思，对人生之咏叹。唐代另一个大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中诗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在诗中讥讽汉元帝的昏庸无能，为昭君的不平遭遇鸣不平，并在这千载传怨的主题中，抒发了诗人经“安史之乱”后对身世、家国之深沉感喟。在唐代歌咏昭君的诗人极多，除李白、杜甫外，还有白居易、李商隐、骆宾王、卢照邻、沈佺期、上官仪、刘长卿、令狐楚、戴叔伦、崔国辅、储光羲、郭元振、李端、王偃、僧皎然、东方虬、戎昱等二、三十人，收入在《全唐诗》内。在唐代还出现《王昭君变文》(《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昭君入塞后的生活情况：

单于见明妃不乐，唯传一箭，号令口军。且有赤狄白狄，黄头紫头，知筞明妃，皆来庆贺。须命缧驼柘(拓)駞，菆菆作舞，仓牛乱歌。百姓知单于意，单于识百姓心。良日可借(惜)，吉日难逢。遂拜昭军(君)为烟脂皇后。

明妃既筞立，元来不称本情，可汗将为情和，每有善言相向。“异方歌乐，不解奴愁，别城(域)之欢，不令人爱。”单于见他不乐，又传一箭，告报诸蕃，非时出腊(猎)，围遶烟山，用昭军(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昭军(君)一度登千山，千回下泪，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见追来。当嫁单于，谁望喜乐。良由画匠，捉妾陵持，遂使望断黄沙，悲连紫塞，长辝赤县，永别神州。虞舜妻贤，渧(涕)能变竹，玘良(杞梁)妇圣，哭烈(裂)长城。乃可恨积如山，悉盈若海。单于不知他怨，至夜方归。虽还至帐，卧仍不去。因此得病，渐加羸瘦。单于虽是蕃人，不郍(那)夫妻义重。

最后，昭君留下“妾死若留故地葬，临时口(请)报汉王知的“遗言”，含恨死于塞外。变文似是就事描述，基调仍是充满了同情与衷怜。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作有《昭君村》诗云：

昭君本楚人，艳色照江水。

楚人不敢娶，谓是汉妃子。

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

人言生女作门楣，昭君去时忧色衰。

古来人生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

苏轼不仅在诗中对照君的不幸深表同情，亦借此自鸣不平，表达了他对屡受人生颠沛、坎坷的不满情绪。在文人凭吊昭君的诗文中，以宋代的大政治家、散文家兼诗人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情调最为特别，曾引起轩然大波，其诗云：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无语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砂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据郭沫若先生《王安石的〈明妃曲》》一文考：“这两首诗，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系著于嘉祐四年已亥，时荆公年已三十九。据云名贵一时，欧阳修、刘原父、司马光皆有和篇。”当时王安石还未执政，但已表现出他力排众议的独特思想。谴责王安石《明妃曲》的历代文人甚多，其中以罗大经、李雁湖最为激烈。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荆公论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其咏昭君云云，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其视乐天所作，盖天渊悬绝也。”又云：“至于‘汉恩自浅胡自深’云云，则悖理伤道矣。”李雁湖注解此诗时引范冲对宋高宗说的话，认为“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斥王安石此诗为汉奸的自供状。其实这些议论，都根本未了解到王安石的思想，他在第一首诗中“人生失意无南北”，深切道出昭君的家人和乡民对于统治阶层的怨恨心理。女儿被征入宫，在老百姓并不以为荣耀，无宁是陷入深渊之中，与和番差不了许多。而且无论是在汉家的宫廷，还是在匈奴单于廷，广大宫女、嫔妃，等待她们的只能是“长门闭阿娇(汉武帝失宠的妃子)”的命运，供统治者玩弄，一旦色衰，便遭遗弃。他在第二首诗中，不仅同情昭君的际遇，还表达了力图突破封建正统的观念，突破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寻求人生中真正“相知心”的苦闷心情。王安石的诗对“怜其远嫁”的定格有极大突破。

第二，以儒家正统的观念为基调，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上同情昭君，刻意编造出有关昭君的故事传说。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琴操》云：

昭君，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门户。穰以其异于人，求之者皆不与。年十七，献之元帝。元帝以地远不之幸，以备后宫。积五六年，帝每游后宫，常怨不出。后单于遗使朝贡，帝宴之，尽召后宫。昭君盛饰而至，帝问欲以一女赐单于，能者往。昭君乃越席请行。时单于使在旁，惊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纵酒作乐。遣使报汉，白璧一双，騵马十匹，胡地珍贵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单于死，子世达立，昭君谓之曰：“为胡者妻母，为秦者更娶。”世达曰：“欲作胡礼。”昭君乃吞药而死。(见《乐府诗集》卷59转载，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有刘孝标注引《琴操》，文字有出入，在金溪何辉远校《汉魏遗书钞本》所收《琴操》内容较丰)

蔡邕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不忍令这薄命的美女蒙受失节之名，遂编造出昭君仰药而死的新传说，并引起一些文人的关注。晋人葛洪不仅是炼丹士，而且是小说家，他在《西京杂记》卷二云：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世，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敝，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见《中华书局校点本《西京杂记》，在《太平广记》卷210“毛延寿”条与此文字上略有出入)

葛洪可能搜集民间传说，遂凭空添出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等人贪鄙误人事，但并未明确指出，为昭君绘画者是这些画家中的那一个人。唐代书画家、书画史研究家张彦远，在他的《历代名画记》卷4“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条，据《西京杂记》为这些画家写了小传。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中亦简录此事。由于文人的推波逐浪，遂使这一传说以假乱真，引起后世作家的极大创作冲动，并在这贪鄙的几名画家中，逐渐集中为毛延寿一人所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过许多首歌咏昭君的诗，他在十七岁时作《王昭君》二首，将昭君与汉元帝之间关系说得颇有情意，别后仍恋恋不舍：

其一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殊黛脸销

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其二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但白居易并没有使自己的思想和诗作，停止在这一基调上，在他经历了宦海风波之后，又作《昭君怨》时，则突破了前面的格调，流露出对人生、社会不满的情绪：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他不仅同情昭君的不幸遭遇，批评了汉元帝的种种做法，而且唱出了“君恩薄如纸”的愤懑之情，流露出自己在宦海浮沉中对人生的感叹。其实历史上的王昭君，仅仅是一个普通宫女，她与汉元帝之间根本没有过亲密的生活，并无“恋恋不忘君之意”(罗大经《鹤林玉露》)，白居易写的《王昭君》二首、《昭君怨》，乃至《青冢》、《过昭君村》等诗，只是白居易借古抒怀，曲笔反映他不同时期的不同心情。但自白居易《王昭君》二首诗开了先河后，将昭君与汉元帝之间在感情上凭空架出了云桥，响应者颇多。关于毛延寿与昭君的传说，在李白、杜甫等人诗中虽提到“生乏黄金枉图画”事，那仅是用《西京杂记》典故，并未指明道姓为毛延寿一人所为，而在唐代诗人李商隐《王昭君》诗中，则对毛延寿指名加以谴责：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

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

李商隐的诗虽题曰《王昭君》，其内容重点却在批判毛延寿的罪行，有点喧宾夺主，由此可见李商隐写此诗是在发泄他对毛延寿之流的痛恨。李商隐在仕进途中被人排挤、压抑，悒郁不得志，所以他借王昭君际遇抒怀，借骂毛延寿而骂那些压制他的权贵。李商隐的诗也别开生面，于是有不少人学他，将同情昭君和谴责毛延寿作为新的主题。从此，毛延寿的形象在诗文中发展，给人的印象越来越坏，它渐渐地不仅是陷害昭君的坏人，而且成了陷害忠良的奸佞。明代诗人唐龙在《〈明妃篇〉并引》中，把毛延寿与陷害屈原的上官大夫、陷害伍子胥的太宰嚭并提，为千古奸佞。其诗云：

美人如花还如云，自恃不肯抛黄金。

画工怪不施丹青，空有颜色倾人城。

单于书至强索婚，美人以图索当行。

天子见之光鉴人，欲留又惧单于嗔。

流泪拥出昭阳门，琵琶马上呜呜鸣。

康瓠朝饮天马酥，毳被夜宿穹庐冰。

虽将一死委黄草，可怜万古汗黄尘。

吁嗟不独画工尔，自古谗憸皆如此。

上官鼓舌三闾沉，宰嚭游辞子胥死。

天生尤物国之魔，蔽人之貌犹足多。

方正倒植天地塞，蔽人之贤将奈何!

唐龙在诗中一方面对昭君被画工所陷，以致“一死委黄草”，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说她是“天生尤物国之魔”，加以贬斥。此诗实是借昭君事抒愤，重点在于谴责“蔽人之贤”的权奸，同时也对历史上的昏君加以批评。在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明妃曲》中，对毛延寿的批判达到极点，其诗云：

金殿葳蕤锁汉宫，单于谈笑借东风。

黄沙已作无归路，犹愿君王斩画工。

他继唐人崔国辅《王昭君》诗之后，再次提出要斩首毛延寿，以平民愤。

第三，从狭窄的民族立场出发，将昭君出塞“和亲”，说成是对汉族的“屈辱”，反映出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晋人石崇在《王明君辞》中首倡这种评议，其诗云：

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

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

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

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

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

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

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

苟生亦何聊，积恩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

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

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

朝华不足嘉，甘与秋草并。

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

石崇在诗中对昭君不仅“怜其远嫁”(《旧唐书·音乐志》)，“多哀怨之声”(《古今乐录》)，还把昭君出塞和亲说成是民族屈辱，将匈奴说成是“殊类，尢其是对昭君再嫁事，更多微词，对其“默默以苟生”加以批评，宣扬狭的民族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石崇在诗中流露出来的倾向是偏颇的，不健康的，但它对后世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在隋·薛道衡《昭君辞》、唐·东方虯《昭君怨》等诗中，亦流露了这种思想。后来，在宋代理学思想的推波助澜之下，甚至有人将王命、君恩以及妇女贞节观念等内容都添了进去，使昭君出塞的思想内容变得异常灰暗。但与此同时，在宋、元之际，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使民族矛盾加剧，因此有些人受石崇《王明君辞》中所宣传的汉民族观念之启示，又将昭君出塞事升华为爱国主义的崇高创作主题，使历史上有关昭君的传说赋予新意。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由于金兵入犯，民族矛盾异常激化，在宋室内部争议甚烈，当时主战派领袖李纲在《明妃曲》中借古论今：

宁辞玉质配胡虏，但恨拙谋羞汉家。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明妃曲》中亦云：

双驼驾车夷乐悲，公卿谁悟和戎非。

李纲和陆游借汉初昭君出塞事曲笔写心，他们反对和亲政策、妥协政策，认为这是民族的屈辱，并将讽刺的锋芒指向公卿大臣乃至皇帝，抒发了爱国主义的激情。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和中斋韵》诗云：

俯眉北去明妃曲，啼血南飞望帝魂。

在《二月晦》诗又云：

塞上明妃马，江头渔父船。

新仇谁共雪，旧梦不堪圆。

文天祥在诗中借用古代昭君事以喻今事，表达了他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怀。身遭屈辱、磨难的宫中艺人汪元量，因为他亲从宫人、后妃们被押往北地，目睹宫女、嫔妃的悲惨遭遇，他用血与泪写成《湖州歌》：

宫人清夜按瑶琴，谁识明妃出塞心;

十八拍中无限恨，转弦又奏广陵音。

汪元量在诗中借用昭君事唱出自己和广大人民心头的“无限恨”!从北宋末年起，关于宫人、后妃被掠抢、凌辱的记载甚多，如宋人徐梦《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五十三引《封氏编年》载宋室送宫女与金人议和事：

是日，解内夫人及戚里女使犹未已，午刻，方以车载数百，近南薰门。时官吏亦候驾于南薰门内。而女使辇车上斥骂，大呼曰：“尔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诸公回首缄默而已。

这真实的悲惨的情景，比之传说中昭君出塞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在北宋末年连宋高宗赵构的母亲微宗韦贤妃，都被迫嫁给金国贵族盖天大王为妾;钦宗之妻朱后，因押解北上，不堪金将绎利调戏、凌辱，惨死于路上。至于其他公主、郡主被奸淫蹂躏，被掠卖为奴为妾者甚多，在宋人黄冀之《南烬纪闻》一书中就充满了这血泪的纪实，读之令人发指。后妃们如此悲惨入塞，对汉民族来说是一种耻辱。至于一般百姓妻女被金人掠抢，更不计其数。因之，一些有正义感的文人把昭君出塞渲染上更凄凉悲壮的气氛，以倾泄胸中悲愤，它符合时代的精神，唱出了中原人民的心声。在南宋末年，不仅宋后妃、宫女遭元蒙凌辱，夏国、金国也同遭此命运。夏主虽“纳女请和”(《元史·太祖本纪》)，终不免于一亡;金主守绪兵败自焚死，叛臣崔立献汴城降元，后妃嫔女及其他宗室五百馀口被蒙古兵押解“赴北”(《金史·哀宗本纪》)，“诣青城，皆为北兵所杀。如荆王、梁王辈、皆预焉、独太后、皇后、诸妃嫔宫人北徒”(金·刘祁《归潜志》)。张天锡身为金朝大臣，痛心于贞祐二年(1214年)向蒙古请和“奉卫绍王公主归于大元太祖皇帝”(《金史·宣宗本纪》)，遂作《题〈明妃出塞图〉》诗，有“玉颜胡沙”之恨。金朝诗人王元节哀吊金主后妃、宫人北徙之惨剧，更作《青冢》诗以写恨：

环佩魂归青冢月，琵琶声断黑山秋。

汉家多少征西将，泉下相逢也含羞。

元代诗人徐履方，在山河变色、故国沦亡之后，以偏激的民族感情写下《明妃曲》：

汉家威德震八区，槁街权致穷单于。

村官驺发一当百，郅支桀黠干先诛。

呼韩生全恩已殊，翻令画史图名姝。

佳人饮恨心语口，事有倒置令人吁，

粪溷飞花尚可惜，久矣胡人轻汉室。

肯援骨肉馁饿狼，长主辛存缴姥力。

当时隆准岂孱主，忍许娄敬开下策，

赂遗犬马古有之，贵贡何尝及颜色，

殷勤为托舅甥恩，不见头曼毙鸣镝!

徐履方的诗中，有诬蔑少数民族之语，流露出大汉族主义的民族立场，是偏激的情绪，应予批判，但他的诗是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元代，是写在汉民族正值沦亡之秋，往往又与当时的所谓爱国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又有它值得肯定的因素。综上所述可知，昭君的悲剧，不仅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汉族人民的悲与恨，也反映了夏、金旧地各族人民的悲与恨，它跨跃了狭窄的汉民族界限，反映了在元统治者铁蹄下喘息的中原各族人民的悲与恨。

第四，根据民间传说，文人加工整理有关昭君的神话传说。关于这方面内容，在近代较多，而在古代有文字记载又流传下来的极少。据南宋·谢庄《琴论》记载，当时有《平调明君》、《胡笳明君》等六种乐曲，这些乐曲大都散佚了，但从仅存的一首胡笳五弄《明君别》，还可窥其梗概。《明君别》的曲辞也已经失传了，但知全曲分做：辞汉、跨鞍、望乡、奔云、入林五段来演唱。从五段的小标题目推想，辞汉、跨鞍、望乡三段，基本上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实，叙述昭君辞别了汉宫，跨上征鞍，怀着难以割舍的心情遥望着故乡，含恨而去。奔云、入林两段，大胆地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幻，它让昭君化为异物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飞鸟，从异域飞向云间，飞入桑林，得到极大的解脱。因为人民同情昭君，不愿见到昭君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的理想破灭，于是便借助神话的世界，使昭君摆脱羁绊，自由地飞回久别的家乡，在桑林鸣唱。《明君别》在结局透出了一线光明，但宛如“魂兮归来”，仍不能改变整个乐章主弦的悲调。

在以上四类中，对后世戏曲、小说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类民族情感，元人马致远在《汉宫秋》杂剧中，将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升华为爱国主义的崇高主题，并且写得慷慨悲壮、感人至深，在明代无名氏《和戎记》传奇、清初尤侗《吊琵琶》杂剧和雪樵主人《双凤奇缘》小说中，延续了这种新的定格，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均未达到《汉宫秋》的水平。

四、从《汉宫秋》到《双凤奇缘》

在元代，昭君出塞这一与现实社会生活能发生某种联系的历史题材，引起了许多文人、艺术家的兴趣。如诗人徐履方在《明妃曲》中激烈地反对“和亲”政策，而在元室为官荣显的虞集在《题〈昭君出塞图〉》则诗中云：

天下为家百不忧，玉颜锦帐度春秋。

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离离永未休。

虞集认为昭君远嫁并不可悲，劝人们不必为此大作文章。在如何处理这一传统题材上，反映了两种人、两种思想的斗争。马致远生逢元朝统治的黑暗年代，在种族歧视与挤压之下，际遇坎坷。他在宦海沉浮中生活约二十年，先为小吏，后为江浙行省儒学提举的闲散差事，夙志未酬，饮恨终生。他曾长久痛苦地徘徊在仕进与隐退的交叉路口，最后一切希望都幻灭了，他退居林下，借戏曲这杯苦涩的酒，浇胸中块垒，安慰自己不甘寂寥的心。马致远生活在山河遽变的元初，又久屈下层，备尝民族压迫之苦，遂在思想上极易受到中原广大人民情绪所感染，所推动，接受了带有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强烈民族意识的这份遗产的影响。于是，他借用这传统题来影射现实，曲笔唱出了中原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心中的哀歌!

马致远在《汉宫秋》杂剧中，把昭君的故事在旧有的各种传说的基础上做了极大的改变，它大大地超出了《西京杂记》、《王昭君变文》和《琴操》的范围，她不再是单纯的凄凉远嫁，或不愿“子烝其母”仰药而死，她充满了义勇和正气，甘赴国难至匈奴和亲，以悲壮之举来表达她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并通过这一历史题材，怒斥朝臣卖国求荣的罪行，表达中原各族人民对故国沦亡，民族衰微的深挚哀思。同时，马致远还大胆地发展了白居易《王昭君》诗中“恋恋不忘君之意”，将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感情，写得情意绵绵，成为感人的爱情悲剧，激发起后人无限遐思。

马致远成功地塑造了昭君动人的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概括了我国古代妇女应具备的高贵品质。昭君美丽、聪明、善良、勇敢，又深明大义，当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她能克制一已之私情而服从国情，如在昭君在决定和番后多次对汉元帝说：

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与陛下闱房之情，怎生抛舍也!

(《元曲选》，中华书局版)

在灞桥饯别，即赴番邦时，她将“汉家衣服都留下”来，悲痛作诗云：

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

马致远借用李白《王昭君》五绝中的三、四句为此诗一、二句，又补出二句，成为新的五绝。在这短短二十字内，语浅意深，借用抒怀，将昭君远嫁之悲写得入木三分。正因为昭君是毅然决然地牺牲个人的一切，慷慷以赴国难的，是一种高尚的情感，所以当她走到番汉交界处黑龙江时，她向番王“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家”做奠酒道：

汉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尚待来生也。

然后悲壮跳江而亡，决不屈膝以色事敌。昭君死得那么坚定，那么从容，又那么感人。昭君短暂的一生，简直像一曲美丽凄婉而又壮烈的绝唱，永远闪烁着迷人的艺术魁力，使人为之留恋、低吟、赞叹、哀惋……

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形象，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塑造得比较成功。汉元帝在杂剧中是主要角色，着墨比昭君还要多出一倍以上。他迫于形势，万不得已才送昭君和番，故对文官武将的无能异常悲恨，在[牧羊关]曲中他唱道：

兴废从束有，干戈不肯休。可不食君禄，命悬君手。太平时，卖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递流。你们乾请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忧?

当昭君辞汉宫在灞桥饯送之后，他更悲痛难遏，在[梅花酒][收江南]二曲中唱出动人的哀歌：

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这两支曲读之令人回肠九转，凄然下泪!在昭君入塞后，汉元帝思念她更切，竟致彻夜难宁，听到那孤雁声声在云间哀鸣，“叫得慢一会儿，紧一会儿，和尽寒更”，凄楚动人，那“伤感似替昭君思汉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横，凄怆似和半夜楚歌声，悲切似唱三叠阳关令”，汉元帝那刻骨铭心的思念与哀伤，给后世留下难忘的印象。在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因由人间帝王的感情升华了，成为情感专一的真挚的情郎，故而能引起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同情与哀怜。

《汉宫秋》是将缠绵的爱情与抨击政治腐败结合在一起，又写得极能拨动人心弦的杰作。在《汉宫秋》中的毛延寿与《西京杂记》中不尽同，他不仅是贪鄙的画工，而且是汉元帝驾前的宠臣，后又堕落成民族败类，出卖了故国与良心。马致远不仅谴责毛延寿叛国，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那些文臣、武将，正因为这些大臣食君禄而贪鄙无能，所以才在匈奴单于的大兵压境危机情况下，以昭君出塞和番，造成了这大悲剧。在剧中汉元帝怒斥以五鹿充宗为首的大臣：

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

五鹿充宗却诡辩道：

他外国说陛下宠昵王嫱，朝纲尽废，坏了国家。若不与他，兴兵吊伐。臣想纣王只为宠妲己，国破身亡，是其鉴也。

汉元帝又愤怒讥讽道：

您众文武商量，有策献来，可退番兵免教昭君和番。大抵是欺娘娘软善，若当时吕后在日，一言之出，谁敢违拗!

五鹿充宗又诡辩道：

不是臣等强逼娘娘和番，奈番使定名索取;况自古以来，多有因女色败国者。

五鹿充宗明明是饱食终日、贪生怕死之徒，他却大言不惭地为自己昏庸无能作辩解，还把他逼娘娘去和番说得有根有据，似乎是在为国为君着想，真可谓无耻之尤。马致远一步步深入地揭示了这位大臣的卑鄙心灵，以期引起人们的痛恨。

马致远将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爱情，写得缠绵、悱恻、凄凉、悲壮，在情绪上比较激昂，尤其是以哀雁声声惊醒残梦作结，更能增加无限的愁怀，催人泪下。

在元代除了马致远外，描写昭君的戏曲还有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等杂剧，惜已散佚，无法论其短长了。

从爱情与婚姻的角度来描写昭君，是明清戏曲、小说的主要内容。由于明清的戏曲不再是以汉元帝为主唱的“末本”戏，而是以昭君为主角的“旦本”戏，所以昭君的形象更突出了。

明清时的昭君戏比较流行，今存比较完整的剧本有明人无名氏《王昭君出塞和戎记》(简名《和戎记》)传奇、陈与郊《昭君出塞》院本和清人尤侗《吊琵琶》杂剧、薛旦《昭君梦》杂剧、周乐清《琵琶语》杂剧五种。尚存明·陈宗鼎《宁胡记》传奇残文。至于坊间流传的《青冢记》、《昭君》二个残本，写的是“送昭”、“出塞”事，即《和戎记》第二十九出中内容。

《和戎记》三十六出，有万历间富春堂刊本，《怡春锦》选入，别题《青冢记》，《尧天乐》选入，则又题《和番记》，实皆一种。此剧内容庞杂，思想比较复杂。作者认为昭君与汉元帝之间是“凤友鸾交”，感动天地，而她远嫁沙陀国王，则是前生造孽、今世还报的“恶姻缘”，所以他不允许昭君走入单于的帐幕，让她投江而亡。作者还将昭君被选入宫，看成是“一家洪福与天齐”的大喜事，为了能“父母兄弟都有高官爵位”，昭君在别后还给汉元帝写血书，请他“看念同衾枕，好看我爹娘”。同时，作者还想方设法来补足汉元帝的遗恨，如先让貌似昭君的宫女萧善音替昭君和番，后又有酷似昭君的昭君之妹赛昭君来慰藉汉元帝孤寂的心。作者的这种庸俗、低级的奴才思想，实在有点令人生厌。但作者让昭君在国难关头，“宁别夫妇”“舍一人”之命，保全万载之邦，数万民之难”，表现出高尚的爱国主义激情，令人称颂。

陈与郊《昭君出塞》为一折院本。陈与郊对昭君出塞和亲深为惋惜，他认为这是“似仙珠付魔王”，“耽误了纸上王嫱”。但同时，他又通过宫人向昭君传达和番的圣旨时的对话，流露出对宫人、后妃不幸命运的同情。如在剧中，昭君知圣旨后，悲伤地说：“

兀的不闷杀人也。这时宫人问她：

娘娘!向来情绪如何?

昭君据实以答道：

只粉泪香魂消共长。这分明琐定，沉沉金殿鸳鸯。凤吹鸾笙霞外响。

宫人又进一步追问：

娘娘，人人道六宫中是阆苑蓬莱，人间天上哩!

昭君不胜其悲地说：

羞杀人蓬莱天上。

陈与郊通过这段生动对话，对历来被统治者美化的皇宫内院生活作了暴露，表达了他对这些女性的真切同情。

尤侗《吊琵琶》杂剧，它的情节基本上与《汉宫秋》相同，突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剧中汉元帝的形象很灰暗，他无计可施，送昭君去和亲，又感情难舍，哭哭啼啼，以致昭君问他：

陛下，你堂堂天子，不能庇一妇人，今日作儿女子涕泣何益?

于是，汉元帝更悲凉地自嘲唱道：

可叹你无愁天子，小胆官家，薄幸儿曹。枉涕泣女吴齐景，漫咨嗟娶舜唐尧。

本来昭君被逼送入匈如和亲，就是个耻辱，可辞宫时文武官员还争作应制诗饯送，显得极其无聊，极其可鄙，故昭君忍无可忍，怒斥道：

亏杀你诗篇应诏，贺君王枕席平辽。

真是一针见血，辛辣极了!在剧尾作者忽引出入胡的蔡文姬出场以祭祀昭君，并力辩云：

昭君!你投入而亡，生为汉妃，死为汉鬼，后人乃云：先嫁呼韩邪单于，后为复株累单于妇，父子聚麀，岂不点污清白乎?

又指责历史学家班固、范晔，不该“将汉宫人扭入《匈奴传》”。尤侗在剧中流露出来的浓烈民族情绪，与清初的民族歧视政策有关，是有感而发的。焦循在《剧说》评云：“尤西堂作《吊琵琶》，前三折本东篱(马致远)，末一折写蔡文姬祭青冢，弹胡笳十八拍以吊之。虽文人狡狯，而别致可观。”

薛旦《昭君梦》杂剧，描写昭君远嫁绝域后，悬念汉元帝，梦中由氤氲大使指引其逃入玉门关，重返汉宫，故曰《昭君梦》。周乐清《琵琶语》杂剧，收入他撰写的《补天石传奇八种》中，正名：“春风图画反明妃”，写昭君得从匈奴再归汉室事。这两种杂剧异曲同工，为了补上这“天地间”的大“憾事”，表达作者对昭君的同情。

清代中期的小说家雪樵主人，因为受到了《汉宫秋》、《和戎记》和《西游记》小说的启事，撰写了《双凤奇缘》 (又作《昭君传》)八十回通俗小说，叙述昭君及其妹赛昭君的故事传说。汉元帝夜梦越州女子王嫱貌美，醒后派毛延寿下去寻访。毛延寿至越州后，向王嫱之父越州太守王忠索贿五百两黄金，王忠无钱，他就在昭君画像点了一颗黑痣，破坏了美人图。毛延寿又找美女鲁金定，向鲁家索贿千两黄金，带昭君、金定进京面君。元帝因先看美人图，见昭君有黑痣，毛延寿又说是丧夫滴泪痣，遂仅封鲁金定为西宫，将昭君贬入冷宫，其父王忠充军辽东。昭君夜弹琵琶，被林皇后发现，并得以昭雪。元帝下令擒拿毛延寿全家，延寿幸免，携昭君画图逃奔番邦。鲁金定自尽，昭君充任西宫，她父亲也被调进京师荣升。毛延寿原是番帮丞相卫律的门人，他献美人图并挑唆番王起兵夺汉家天下。番将石庆真率十万精兵入侵，老将李广被困雁门关。番王为得昭君，又派番相娄里受率兵出征，因有番僧以妖术相佐，竟火烧雁门关四城，渡黄河，兵困京师。元帝用一宫女冒充昭君送入番营，才算暂时解厄。假昭君入塞后，被毛延寿识破，娄里受几被番王斩首，带罪立功，率二十万精兵，又兵困雁门关。元帝无奈，只得送昭君和番。出关后，昭君在九姑庙梦见九姑仙女赠仙衣，并预言日后其妹赛昭君为她报仇雪耻。昭君入番后，先要番王归顺汉朝，后又要他杀了毛延寿。昭君因有仙衣护身，番王被扎得十指鲜血淋漓，无法亲近。其情节与《西游记》中仙人张紫阳赠朱紫国皇后仙衣，穿上便周身有刺，使赛太岁金毛犼怪不敢与她贴身的情况相似。昭君哄番王在白洋河造浮桥还愿，历时十六年，桥才造成。昭君将她给汉元帝、林后和父母的绝命书交使者王龙带回，然后投河而亡。昭君死后，魂托王龙带自己尸身南归，王龙至京时，在永华门河内浮出昭君尸体，汉元帝亲自伴昭君灵四十九日，以为隆重吊念。在昭君坟上，汉元帝见赛昭君貌美心动，纳为妃子。一年后，林后去世，赛昭君晋升为皇后。塞昭君得九姑仙女在花园传艺，欲杀入番邦替姐姐报仇。适值番王派土金浑入侵，她保汉元帝至雁门关助战。李广杀了石庆真，李广妻子铁花夫人擒杀了土金浑。赛昭君力敌番僧，因得九姑仙子之助，使番僧力穷现形为角端兽。赛昭君又擒杀了番王御弟，攻破番王龙城，因昭君显灵说情，才饶了番王性命。这部通俗小说，因为主要叙述昭君姐妹在爱情与婚姻上之奇遇，故名之曰《双凤奇缘》。在小说中不仅揭露了番王的暴戾、贪色、昏庸、误国，亦讽刺了汉元帝的贪色、薄幸、昏愦、无能。它将历代有关昭君的故事传说和文学艺术作品中创造性的内容，大量采纳，并将其中离奇的情节加以恶性发挥，使全书内容荒涎，观念陈腐，较之《汉宫秋》逊色多多了。

在内蒙的广阔草原上，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有关昭君及昭君墓的神话传说，其中最动人的是如下故事：传说昭君原是天上的一位仙女，她受玉帝的派遣，下到凡间来平息汉与匈奴间的干戈。匈奴单于从漠北来迎接昭君，二人在路上冒着漫天风雪，来至黑水河边。只见朔风怒号，走石飞沙，马不能前。这时，昭君下马弹起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彩霞如练横天，地上的冰雪也消融了。万物复苏，长满了绿草，开满了鲜花，不仅近处的黑水澄清了，远处的阴山也变绿了，还飞来无数的百灵、布谷、喜鹊、在昭君和单于的头顶上飞翔歌唱。单于和匈奴人民高兴极了，就在阴山定居下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昭君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兴旺。昭君还有玉虚洞仙女赠给两个锦囊，里面藏有一把金剪子、一张黄纸，她用剪子将黄纸剪成羊、牛、水草、野花，又取出锦囊中的种子撒在漫漫沙土上，使塞外有了庄稼，有了溪水，有了花草，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羊群、牛群。许多年过后，一天的夜里，天空闪过一片红云，接着一声巨响。第二天，就在巨响处平地长出一个小土山，山上飘着五彩的浮云。至今人们仍传说着，昭君在完成了玉帝交给她的使命后，又飞回到天上，这座小山就是昭君墓。(参看林斡等编《昭君与昭君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陈民牛编《中国古代美人的传说》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透过这美丽动人的传说，不仅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对昭君的热爱，也体现了汉、蒙两族人民之间长久以来的真挚情意，它比之雪樵主人《双凤奇缘》中宣扬的狭窄民族观念，实有天壤云泥之别!

五、现代的改编演出

在现代不仅对有关王昭君的历史、戏曲、小说、传说的研究出现高潮，发表了数十篇严肃认真的学术论文，并有林斡等编写的《昭君与昭君墓》专著问世。同时，还有从新的角度和新的观点出发歌颂昭君的话剧一再出现在戏剧舞台，赢得不同历史时期观众的赞赏与关注。在1923年至1925年间，郭沫若先生先后创作了描写聂嫈、王昭君、卓文君的三个剧本，名之曰《三个叛逆的女性》，其中《王昭君》为两幕话剧。郭先生的创作意图，正如他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序话》中云：“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即借“历史剧”的形式来发表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新见。他一反历代戏曲、小说中对汉元帝的同情与怜悯，将汉元帝与毛延寿、龚宽写成一丘之貉，并把这种揭露、批判与对私有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如通过毛延寿的女儿淑姬揭露毛延寿的罪恶时说：

这是我父亲的头首!父亲哟，你作伪一世，只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但是我如今也醒了，我当初以为你的作恶是你自己的罪过，我现在才知道是错怪你了。在这天下为私的制度之下，你喜欢要钱;在这一夫可以奸淫万姓的感化之下，你喜欢渔色。这个我们何能怪你!

他笔下的昭君的真正悲剧不是她坎坷的际遇，而是她的叛逆性格，如他抗拒毛延寿的淫行，打他耳光，她违背汉元帝的“圣旨”，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她对毛淑姬说：

我一刻不能忍耐了，淑姬，你引我去吧!不则我引你去，引你到沙漠里去!

她甘愿投身荒漠，也不愿生活在罪恶的宫廷。在1934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青海先生写了三幕话剧《王昭君》，他通过揭露汉元帝宫廷的荒淫、腐败、国势黯弱来抨击时政，流露出爱国主义的情绪。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曹禺先生创作了五幕话剧《王昭君》，曹先生从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和民族政策出发，歌颂昭君主动出塞，协助呼韩邪单于清除奸佞，为汉、匈奴两民族间的团结和睦所作的历史贡献，歌颂昭君与呼韩邪之间休戚与共的真挚感情，为了符合今天人的感情和观念，他让呼韩邪单于在妻子亡故后娶昭君为阏氏，成为一夫一妻制的典范。此剧一扫历来戏剧舞台上悲悲切切的王昭君形象，出现了融和怡人的景象。如今电视连续剧《王昭君》也已见诸屏幕，它在描写今日人们心目中的王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