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巧，是我国明代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女主人公。

王三巧，是家中三姊妹中最幼的一个，因生于七月初七，又唤作三巧儿。三巧儿容貌美丽，“娇姿艳质”，十七岁便嫁给了从小就订下婚约的年轻商人蒋兴哥。

结婚四年，丈夫尚未出外经商时，三巧儿和蒋兴哥是十分恩爱的一对少年夫妻。小两口卿卿我我，充满柔情蜜意，“真个是行坐不离，梦魂相伴”。婚后两年，兴哥意欲去广东经商，她“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而兴哥自然也依依不舍，于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推迟了出外经商的日期。又过了两年，蒋兴哥决意要去经商，她只能依依不舍送走了丈夫，但再三叮嘱“好歹一年便回”，表达了对丈夫热烈的眷恋之情。

在蒋兴哥登程出发后，三巧儿起先尚能谨记丈夫临别时的嘱咐， “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但约定的一年已过，蒋兴哥却没有归来，且杳无音讯，三巧儿不由心焦起来。急切之下，她“病笃乱投医”，不惜破费求助于信口开河、专讲瞎话的卖卦瞎子。并“欢天喜地”相信了。从此“常走向前楼，在帘内东张西望”。处于寂寞孤独生活中的三巧儿对丈夫的思念是多么深切感人。

一天，三巧儿在楼上把窗外另一个“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外貌也相近的年轻商人误以为是远道而归的丈夫。”当她发觉认错人后羞得两颊通红，忙忙把窗儿拽转，跑回后楼去了，但是那个叫陈大郎(又名陈商)的商人却自望见妙龄绝色的三巧儿后，“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顿时想入非非，情迷意荡。

在陈大郎的重金收买之下，奸诈险恶、巧舌如簧的薛婆心设计圈套，一步步地把三巧儿拉下泥坑。三巧儿毕竟年轻幼稚，又长时间寂寞孤单，自从薛婆殷勤上门后， “一日不见他来，便觉寂寞”，遂与她成了至交，不知不觉地上当受骗了。这位年轻的妇人，本和丈夫情深意笃，在蒋兴哥外出经商时，忠于妇道。但是，她也有着人的自然的正常的“情欲”，蒋兴哥的一年未归，使她寂寞孤独，陈大郎和薛婆正是看准了这一点，而拉她下水的。小说在展现王三巧的“失足”时，细致地描绘了她的思想动摇和渐变的过程。如薛婆对蒋兴哥的不归挑拨中伤时，她立即为丈夫作了辩护： “我家官人倒不是这样人。”但她经不住薛婆和陈大郎的轮番进攻，终于在她的生日之夜，彻底崩溃了思想防线，一头落入了她们的圈套之中。每天，她和陈大郎“夜来明去，你贪我爱，如胶如漆，胜如夫妇”，甚至堕落到情愿跟姘夫收拾细软一起出逃的地步，又不惜把“蒋门祖传之物”珍珠衫亲手给陈大郎穿上，亲自送他出门，“再三珍重而别”。显然，堕入情欲的三巧儿此时已经完全背弃了自己的丈夫蒋兴哥，成了道德的罪人。三巧儿的“失足”主要是薛婆、陈商的蓄意诱惑，但其性格软弱、意志不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指出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王三巧这一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

三巧儿的“失足”固然可憎，但是她同那种狂荡不羁，寡廉少耻的淫妇还是有区别的。当三巧儿一旦见到自己丈夫归来时便感到“心虚，觉得满脸惭愧，不敢殷勤上前扳话”，当她被丈夫休回娘家，父母询问起原因时，羞于开口，只是一味地“号啕大哭”，丝毫没有归罪于丈夫，为自己作一句辩解，甚至引咎自责： “是我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她感到再也无脸见人，欲吊梁自缢，幸被其母所救。蒋兴哥对于她的“失足”，不但“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为她遮丑，而且还把她的十六箱细软之物原封不动地给她送来作为她改嫁的陪嫁。这一切，更使三巧儿在良心上感到过意不去。由此可见，三巧儿还是个比较诚实，且知错肯改的人。

三巧儿怀着对自己痛悔不已的心情改嫁给一个叫吴杰的知县。蒋兴哥在重娶了平氏后复又出外经商时，不意在吴知县管辖地区卷入一场人命官司。三巧儿知晓后，想起旧日恩情， “不觉痛酸”，佯称蒋兴哥是自己的哥哥，两眼噙泪，跪下苦苦哀求后夫吴杰搭救，甚至表示： “若哥哥无救，贱妾亦当自尽。”在吴杰的解救下，兴哥被释放并同三巧儿重新相会了。相见时，三巧儿不避后夫在场， “也不行礼，也不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这哭声中既包含着彼此依然深深相恋的情感，也包含着三巧儿深切痛楚的忏悔。当后夫感到纳罕盘问时，三巧儿索性勇敢地坦率承认了同蒋兴哥的真实关系。最后，在吴知县的善意撮合下，三巧儿终于同蒋兴哥破镜重圆。

在王三巧的身上，集中体现着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原则。明代中、后期新旧思想的斗争在市民们的观念中的投影，由此亦可略见一斑。我国古典文学曾塑造了众多的妇女形象，有热烈追求自由恋爱的崔莺莺、杜丽娘;有对爱情一往情深、坚贞不渝的杜十娘、李香君，有生性懦弱、甘受玩弄的尤二姐，也有不知羞耻，色胆包天的潘金莲，但是像王三巧这样不慎一时失足却又知错肯改的妇女形象并不多见。可以说，王三巧的形象在我国文学画廊中具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