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丞相是元著名悲剧《琵琶记》中的重要角色。

在汉朝洛阳京城中，他身居高官，权势显赫，富贵重门，有所谓“势压中朝，资倾上苑……门外车轮流水，城中甲第连天，琼楼酧月十二层，绵帐藏春五十里，香散绮罗，写不尽园林景致”之称;在臣忠、子孝、妻贤和重男轻女、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社会中，他是理所当然的封建礼教代表，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他严酷冷漠、 固执虚伪，重名利、教化，严于封建礼教。

作为一国的宰相，牛丞相深知治国之道： “古人云：欲治其国，先济其家。”治国必先治家，生活在牛府中的人都必须以这不可逾越的礼法规矩准绳：且不说牛小姐，就连那自幼进入牛府的小丫头，服侍到老，都“不曾得一日眉头舒展”;至于这千金小姐，她自当继承牛丞相的衣钵，同样规圆矩方，不允许丫头们对男儿“抬头看一看”。牛丞相对身边唯一的千金小姐，以所谓“妇人之德，不出闺门”、 “习女工”作为家教严训，使她成为“贤妇”，所以他择婿的要求必须是门当户对的“读书君子”，而非“膏粱子弟”。膏粱子弟虽有钱财，却多花花公子，岂不易被他们带坏，使她难成“贤妇”。

牛丞相“势压朝班，威倾京国”，大有“转天回日”之本领，谁若得罪他，那就休想逃脱惩罚。 “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并非丞相狂言，它令人听了丧胆销魂。正是由于他权势显赫，选个女婿根本就不必费力，若是仗势强婚也不足为奇。他明知新科状元蔡伯喈有“年少之妻房”，却欲许配其女，此时此刻，他就顾不得什么封建礼教、仁义道德了;他明知伯喈借口探亲而上表辞官，本意在于拒婚，却抢先奏表皇上不准辞官;他明知女儿也怨他“强索全不顾人议，背飞鸟硬求来谐比翼”，却“苦不放过”。牛小姐许配伯喈由一国之主皇帝做主婚人，这圣旨难违固然不错，但牛丞相不容伯喈上表、辞官、拒婚，而且如其女儿所说，这“满皇都，少什么公侯子，何须去嫁状元”?他却偏要选定这有妇之夫蔡伯喈!其恃势强婚的丑恶形象，已勾画得淋漓尽致。

牛丞相为维护其豪门权贵的地位，表面上是道貌岸然的“君子”，实际上他则背弃礼教、不顾仁义道德，虚伪而无情。他早已从媒婆禀报中得知伯喈有妻室，却装模做样说什么“他自从到此，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不知为着什么”;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会在牛小姐面前大白，当她告诉父亲，伯喈已“娶妻六十日……别亲三五年，竟无消息，温情之礼既缺，伉俪之情何堪”，她欲与伯喈同归陈留以尽子、妇之道时，牛丞相原形毕露，冷酷无情地阻止道： “汝是香闺艳质，何必顾此糟糠妇，焉能事此田舍翁!”在他心目中，贵贱界线分明，世上唯牛为贵，决不能允许牛府的堂堂千金小姐与“贫贱”的糟糠之妇平起平坐，所以尽管牛小姐已意识到强婚有妇之夫的过失、意识到自身日后将被人议论，因而劝谏老牛“坐理朝纲。岂可断他人父子之恩，绝他人夫妇之义?……俾孩儿有违夫之命，不事舅姑之罪”，牛丞相还是要训斥为“胡说”。他的严酷冷漠，至此刻画得维妙维肖。

可剧情发展到后来，牛丞相由严酷冷漠一变而为大发善心。这一百八十度的突然变化，使赵五娘、蔡伯喈夫妻分离的悲剧突然出人意料地转为喜剧。当他怒斥其女“胡说”之后，却又仿佛如梦初醒，翻然悔悟，深感牛小姐劝谏之言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昨日女孩儿要和伯喈归去同事双亲，自家不肯放他回去……如今寻思起来，他的言语，句句有理，节节堪听”，进而他又被赵五娘孝行所感动，促成蔡伯喈携二妻守服，奏章圣上予以旌奖，于是这牛丞相也官赠十六勋，其亡妻赠为天水郡夫人。

牛丞相思想的突然转变，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他在《琵琶记》中代表着豪门权贵，恃势强婚，造成赵五娘、蔡伯喈的婚姻悲剧，在客观上反映了封建权贵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富贵与贫寒之间的悬殊和广大妇女的痛苦。而他的思想突变，实为作者的创作意图使然，作品第一出《副末开场》中“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即为创作宗旨，故为了宣扬“子孝共妻贤”的封建思想，他也必然要使其女牛小姐同样成为“贤妻”，以符合创作意图。然而这并不能掩盖牛丞相作为封建卫道士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