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奇书的坎坷命运（代结语）

《淮南子》自汉武帝初年问世，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年来，《淮南子》命途多舛，能够比较完整地流传至今，实在可称得上意外的惊喜。

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并不受重视。《淮南子》崇尚的是黄老思想，汉武帝即位伊始就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窦太皇太后去世后毅然“独尊儒术”，刘安献《淮南子》正在此前四年，显然不合时宜，从此注定了它的坎坷命运。刘安献书后不久就以谋反获罪，越发加剧了此书的悲剧命运。因此，《淮南子》在汉代并不流行，不是轻易可见的书。《东观汉纪》卷十七《黄香》载：“章帝诏黄香令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黄香以博学能文着称，却视《淮南子》为“未尝见书”，章帝以之给赐黄香，可见当时《淮南子》并不易得，只是在皇家图书馆庋藏。

西汉末年的刘向掌管皇家藏书，开始校定《淮南子》，这是《淮南子》学史上的重要事件。高诱《淮南鸿烈解》说“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说明刘向是第一个改名《鸿烈》为《淮南子》的人。《汉书·艺文志》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基础所着录的《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等着作，正是刘向的整理成果。刘向的《淮南子叙录》，正是对整理的说明，惜乎今已不存。刘向还大量地引用《淮南子》，体现在《说苑》《新序》《列女传》等着作中。

东汉是《淮南子》研究的第一个高峰，主要成就是注解，已知的有许慎、马融、延笃、卢植和高诱等五家。《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注《淮南子》”，惜已失传。延笃注《淮南子》，亦已失传。卢植（公元139-192年）的《淮南子》注，据高诱《淮南子注叙》说：“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会遭兵灾，天下棋峙，亡失书传，废不寻修，二十余载。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陵迟，于是朝餔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高诱所谓的先师即卢植。《淮南子》高诱注是在卢植注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天文训》“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先师说然也”；《览冥训》“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高诱注“师说如此”；《氾论训》“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高诱注“先师说云也”等。《后汉书》卢植本传说“少与郑玄俱事马融”，则高诱是马融的再传弟子，因此马融、卢植和高诱的注解是一脉相承的。

马融注、延笃注和卢植解已佚，许慎注与高诱注既是最早的注释，又是最经典的注释。现藏各本《淮南子注》，许、高二注早已混淆不清，其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诠言训》《兵略训》《人间训》《泰族训》和《要略》八卷为许慎所注；其余十三卷主要为高诱所注，亦杂许慎注在内。由于完整的许慎注已经散佚，清代以来的许多学者作了相关的辑佚工作，重要的有陶方琦的《淮南许注异同诂》四卷、《淮南说文补诂叙》，孙冯翼的《许慎淮南子注》，易顺鼎的《淮南许注钩沉》，谭献的《淮南许注举正》等。现代学者专门对许高二注进行了研究（如李秀华《淮南子许高二注研究》），使我们获得了对《淮南子》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许慎的《淮南子》注偏重于解释字词、名物、史事、礼制等。如解释字词，《缪称训》“忣于不己知者，不自知也”，许慎注“忣，急”；《诠言训》“鉴见其丑，则善鉴”，许慎注“鉴，镜也”。如解释名物，《齐俗训》“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许慎注“豫让，智伯臣。要离，吴王阖闾臣”；《道应训》“遂成国于岐山之下”，许慎注“岐山，今之美阳北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为天下号也”。如解释史事，《人间训》“蔡女荡舟，齐师大侵楚”，许慎注“齐桓公与蔡姬乘舟，姬荡舟，公惧，止之。公怒，归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胜之也”，材料来自《左传·僖公三年》；《泰族训》“师延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音也’”，许慎注“灵公进新声平公，平以以问师旷，师旷曰：‘纣以师延作靡靡之乐，纣亡，师延东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于濮上也’”，材料来自《史记·乐书》。如解释礼制，《齐俗训》“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许慎注“五缞，谓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服也”。

高诱的《淮南子》注每篇均有解题。如《俶真训》，高诱解题说“俶，始也。真，实。说道之实始于无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真，因以题篇”；《精神训》，高诱解题说“精者，人之气。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说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题篇”。高诱注的内容有：

（一）注明读音，辨析字形，释词通句。注明读音，《精神训》“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高诱注“仇，读仇余之仇也”。辨析字形，涉及异体字和古今字，如《俶真训》“若夫无秋毫之微，芦苻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圻”，高诱注“圻，垠字也”；《说山训》“呙山之璧，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高诱注“呙，古和字”。释义部分，有音训，如《说林训》“狐死首丘，寒将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诱注“哀，爱也”；有形训，如《地形训》“介鳞者夏食而冬蛰”，高诱注“介，甲”；有义训，如《原道训》“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高诱注“遗，失也”，《主术训》“冬伐薪蒸”，高诱注“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二）训解名物典章。名物如《地形训》“镐出鲜于，凉出茅卢、石梁”，高注“鲜于、茅卢、石梁，皆山名也”；《地形训》“穷奇，广莫之所生也”，高诱注“穷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两龙，其形如虎”；《主术训》“然而围于匡”，高诱注“匡，宋邑也，今陈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典章如《氾论训》“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敛人财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农”。

（三）解释史实。《淮南子》的写作中参考借鉴了若干史书和典故，高诱作注时进行了揭示。如《精神训》“子罕不以玉为富，故不受宝”，高诱注“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孙，西乡士之子司成乐喜也。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故曰不受宝也”，史实来自《左传·襄公十五年》；《精神训》“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高诱注“仇由，近晋之狄国也。晋智襄子欲伐之，先赂以大钟，仇由之君贪，开道来受钟，为和亲。智伯因是以兵灭取其国也”，“晋大夫荀息谋于献公，以屈产之马、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贪璧马，假晋道。既灭虢，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四）阐发义理。高诱生活在东汉末期，东汉学者面对繁杂的章句颇为不满，一变而专注经学大义。早在光武时，桓谭已经“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而活跃于明、章时的班固“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彪列传》）；东汉后期的卢植，“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东汉末年的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原道训》载“执道理以耦变，先亦制后，后亦制先”，高诱注“道当随事为变，不必待于先，人事当在后，趋时当居先也”；《览冥训》载“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远之则迩，近之则远”，高诱注“革之质象道，韦之质象德。欲去远之，道反在人侧；欲以事求之，去人已远也。无事者近人，有事者远人。”《本经训》载“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高诱注“乐荡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为自淫过也”。《主术训》载“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高诱注“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乱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说山训》载“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高注“同，谓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犹以水济水，认能食之，是谓同，故不可以相治。异，谓齐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当道，是谓异也，故可以成事也”。

（五）注重校勘和版本。校勘方面，如《天文训》的“星正月建营室”，高诱注“‘星’宜言‘日’……此言‘星正月建营室’，字之误也”；《地形训》的“海闾生屈龙”，高诱注“《诗》云‘隰有游龙’，言‘屈’，字之误也”。版本方面，以“或作”保留不同版本的异文，《原道训》的“冯夷、大丙之御也”，高诱注“夷，或作迟也，丙，或作白”，《主术训》的“耳能听而执正进谏”，高诱注“谏，或作谋也”。

中古时期的《淮南子》研究极为冷清。胡适《淮南鸿烈集解序》说“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指出了《淮南子》在中古时期不为人关注的状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典籍常常引用《淮南子》。根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的统计，如《宋书》《隋书》《晋书》《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史记集解》、《汉书》晋灼注和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水经注》、《山海经》郭璞注、《穆天子传》郭璞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大戴礼记》卢辩注、《文选》李善注、《说文解字注》《齐民要术》《玉篇》《北堂书钞》《艺文类聚》、《一切经音义》《白帖》《开元占经》《群书治要》等等几十种。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在《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樵却传》一篇中六次征引《淮南子》；传为南朝梁刘勰所着的《刘子》也有很多化用《淮南子》文句的地方。

诸葛亮是重视《淮南子》的政治家。诸葛亮《诫子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自《淮南子·主术训》“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句。《三国志》卷四二《杜微传》载诸葛亮答书说：“曹丕纂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这来自《淮南子·齐俗训》：“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蓟而已，夫有孰贵之？”诸葛亮也曾自比管乐，我们知道，《管子》四篇体现的是黄老思想，而乐毅先世正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传人乐巨公，因此奉行的是黄老政术。因此王利器《试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说诸葛亮的政治思想以无为为目的，以法治为手段，是汉代以来黄老之学治天下的殿军。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也说诸葛亮是“黄老道的殿军人物”。

唐代学者开始注意到《淮南子》的价值。唐刘知几的《史通·自叙》：“昔汉世刘安着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从空间和时间上对《淮南子》给予肯定。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淮南子》：“《淮南鸿烈》者，淮南王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瑰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肯定了《淮南子》的博洽，具有类书的功效。

宋代《淮南子》的研究有了新的面貌。一方面是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出现了多种《淮南子》的版本，据吴则虞的《淮南子书录》研究，宋代的版本至少有四种，分为二十八卷和二十一卷两大系统，现仅有二十一卷本尚存北宋小字本，系清代道光年间刘泖生的钞本，今收入《四部丛刊》。另一方面是对许、高二注有了深入的研究，以苏颂最为典范。苏颂面对流传过程中许慎和高诱注混杂一体，以致无法辨别的情况，敏锐地捕捉到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题篇”之语，高注又详于许注，通过“互相考正，去其重复”，整理出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

唐宋时期《淮南子》的传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成为节选的对象。唐宋类书、旧注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白氏六帖》《太平御览》《文选注》等书大量引用《淮南子》，魏徵《群书治要》、马总《意林》和陶宗仪《读淮南子随识》等节钞本的涌现，不仅保存了《淮南子》旧本的面貌，而且为《淮南子》的校勘和辑佚提供了资料。

明代开始《淮南子》的研究趋于风行。明代学者研究的特征有：一是大量版本的印行。二十八卷本有刘绩、黄焯、王蓥、范庆、吴仲、张登云、叶近山、刘宗器、王元宾等八种；二十一卷本有茅坤、茅一桂、温博、汪一鸾、张维城、何允中、吴勉学、张象贤、张烒如、汪氏述古山庄等十种。尤其是二十八卷的正统《道藏》本成为此后学人研究工作的底本。二是评点着作的增多。明代评点的代表学者有沈津、施观民、陈深、王祚昌、张榜与李柄、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李元珍、归有光与文震孟等，比如张烒如的《淮南鸿烈集解集评》以茅坤批评高诱注本为底本，进行圈点和眉批，又在每篇低一格附以评语，参引茅坤、袁宏道等评点学说。三是批校和笺释的兴起。批校类有王宗沐《评注淮南鸿烈解》、阙名《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阙名《淮南鸿烈解评点》二十一卷等；笺释类有刘莲台《鼎镌注释淮南鸿烈解》二十八卷、韦际明《淮南子注》二卷、仙作舟《淮南鸿烈补注》、王夫之《淮南子注》等，尤其是傅山的《淮南存隽》，节录《淮南子》的重要文字，根据经典来解释字义及音切，对旧注进行了考订辩驳，指示了清人的治学门径。总之，明代学人虽因“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颇受讥刺，但积累了《淮南子》研究的一些成果，开辟了清代学者的研究路径。

清代的《淮南子》学号称繁盛，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主要表现有：一是在版本上，庄逵吉利用道藏本校订通行本，校异同、定真伪，并加以疏通旁证，整理出了一部高质量的《淮南子》版本，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以其重要的影响力大大地推进了《淮南子》的研究。二是在注释和校勘上，《淮南子》的批校空前繁荣，代表学者有何焯、惠栋、梁玉绳、黄丕烈、卢文弨、钱大昕、王念孙等；《淮南子》的笺释成就巨大，代表学者有王念孙、俞樾、曾国藩、王仁俊、章太炎、孙诒让等。王念孙《读书杂志》中的《淮南子》研究，广搜文献、比勘校理，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王念孙也是继许慎、高诱后《淮南子》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三是在辑佚上，不仅收集了《淮南子》的许、高注佚文，而且注意到《淮南子》“中篇”的辑佚。

民国的《淮南子》研究，在传统的考据、义理的基础上取得了集大成的成果，代表作是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以庄逵吉校本为底本，广泛吸收前人的校勘成果，遍引古代典籍和唐宋类书进行校正，并附上自己的见解，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淮南子》注本。沈雁冰（即茅盾）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编选了《淮南子选注》，正式开始了《淮南子》的普及工作。另外，随着西方学术的渐入，新派学者对《淮南子》的成就有了新的认识，胡适称《淮南子》为“绝代奇书”，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1949年以来的《淮南子》研究取得了新的进步。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两部有影响的注本，一是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一是何宁的《淮南子集释》，至于学术着作和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在普及方面，涌现了一系列《淮南子》的简注本和白话译本，方便了不同学历层次的需要。

在此，特别感谢王紫微女士为本书提供全部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