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若晞 【本书体例】

【原文】：

泛彼柏舟⁽¹⁾，亦泛其流⁽²⁾。耿耿不寐⁽³⁾，如有隐忧⁽⁴⁾。微我无酒⁽⁵⁾，以敖以游⁽⁶⁾。

我心匪鉴⁽⁷⁾，不可以茹⁽⁸⁾。亦有兄弟，不可以据⁽⁹⁾薄言往愬⁽¹⁰⁾，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¹¹⁾。威仪棣棣⁽¹²⁾，不可选也⁽¹³⁾。

忧心悄悄⁽¹⁴⁾，愠于群小⁽¹⁵⁾，覯闵既多⁽¹⁶⁾，受侮不少，静言思之⁽¹⁷⁾，寤辟有摽⁽¹⁸⁾。

日居月诸⁽¹⁹⁾!胡迭而微⁽²⁰⁾?心之忧矣，如匪澣衣⁽²¹⁾。静言思之，不能奋飞⁽²²⁾。

【鉴赏】：

《柏舟》也是一首颇有争议的诗。《毛诗》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毛诗序》)东汉焦延寿《易林·屯之乾》亦说：“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不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齐诗》之说与《毛诗》同。但是刘向《列女传》却说《柏舟》是“卫宣夫人之诗。”刘向习《鲁诗》，这大概是根据《鲁诗》说了。可见汉四家诗除《韩诗》无闻外，《毛》、《齐》主男，《鲁诗》主女，可见今文三家也有不同意见。

自东汉郑玄笺《毛诗》以后，学者多信《毛诗》说。至宋，朱熹大反《毛序》，作《诗序辨说》，力作为妇人之作，又说：“且如《柏舟》，不知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群，此则失矣。”又作《诗集传》在此诗下注云：“《列女传》以此为妇人之诗。今考其辞气卑顺柔弱，且居变风之首，而与下篇(指《绿衣》)相类，岂亦庄姜之诗也欤?”元、明以后，朱熹的《诗集传》列为科举功令，于是学者又多信此说。但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如明之何楷，清之陈启源、姚际恒、方玉润等，对此说都有驳议。

今人的《诗经》选本，译注本虽各有所本，或主男著，或主女作，大都依违于男、女二说之间，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如高亨的《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等皆以为男子作，而袁梅的《诗经译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全启华的《诗经全译》都以为女子作。

细读全诗，主女子之诗者理由并不充分，当以卫臣不遇于君之作为是，陈子展先生说得很对：“今按：《柏舟》，盖卫同姓之臣，仁人不遇之诗。诗义自明，《序》不为误。”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说：“饮酒遨游，岂妇人之事?”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也说：“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尤无典据，呼妾为‘小’，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这些话都讲得颇有道理，从诗中的“无酒”、“敖游”、“威仪”、“群小”、“奋飞”等词来看，足以证明诗人的身分是男子，而且是卫国大臣。况且，刘向、朱熹之说理由不足，且自相矛盾。刘向虽主本诗为卫宣夫人所作，但是他在上封事，论群小陷害正人时，两用此诗仍用《毛诗》义(《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传》)，又在《说苑·立节》引此诗时，也用《毛诗》义，说“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朱熹同意刘向之“卫宣夫人”说，后又疑其为庄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至于有人以为此诗系间里歌谣，自然也不能成立。

据《毛诗序》，此诗作于卫顷公时。卫顷公即位于夷王三年，卒于厉王四年(公元前866－前855)。他在位的十二年，卫国政治极为混乱。陈子展说诗人是卫同姓之臣，此说确有道理。《孔疏》即言“与君同姓，当相据依”。这里的君就是指卫君，与诗人为兄弟。诗人谏卫顷公不听，反被加怒。反映了诗人对卫国的关心，但国君昏庸，为臣又无能无力，只好借诗抒发幽愤，暴露黑暗，这就是本诗的政治社会意义之所在。

这是一首抒情诗，其主旨是痛恨主上昏庸，群小当道，政治黑暗，诗人陷入困境，故抱有不可解脱的深忧。

诗凡五章，于复沓吟咏中抒写情怀。第一章抒写诗人因内心怀有不可排遣的深忧，而夜不能寐。开首两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既以舟喻国，又以舟喻己。以“舟喻国，泛泛然于水中流，其势靡所底止”；以舟喻己，喻忧心之沉重而飘忽，“乃见仁人用心所在”。可见诗一开始就给读者塑造出一个忧心国事的爱国之臣的形象。接着两句点明夜不能寐的原因是“如有隐忧”。这里既有关心国家之痛，又有个人不遇贤君，无法施展理想抱负之苦。“隐忧”二字贯穿全篇，成为全篇的“诗眼”。最后两句承接前两句而来，即使用美酒、遨游也不能排除内心的“隐忧”，足见其内心的痛之情。第二章仍用比的手法，写诗人不能容忍的态度和兄弟之不可靠。首二句以镜为喻，说明自己不能象镜子那样不分善恶美丑，把所有的东西都照进镜中。这就表明了诗人是非分明的态度，同时也表明不能逆来顺受之意，辞意坚决果断，态度不可改变。诗人之所以如此坚决，是由于看清了“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兄弟的不可靠，使他大失所望，但他并未绝望，爱国之情又促使他“薄言往愬保墒撬魌墓孚星橘狻便是本诗第三章的主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石匪席，不可卷也”便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呼喊。诗人以“石”、“席”为喻，表明自己的意志坚定，不可动摇，辞宏气伟，从何见出“卑顺柔弱”之处呢?正因为如此，诗人才发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的誓言，表现出凛然正气、不可侵犯的气概。于是诗人由气愤转为愤怒的控诉，第四章写自己被“群小欺侮，芃独无助”，只好捶胸自伤。这便揭露了国君的昏庸，朝政的黑暗，流露了自己的愤慨之情。第五章感叹统治者昏聩，致使自己无人同情，忍辱含垢，不能摆脱困境，欲奋飞而不能。开首二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诗人以日蚀、月蚀为喻，喻指卫顷公昏聩不明。正如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喻卫之君臣昏暗而不明之意。”诗人对此混浊的社会甚为担忧，所以中间两句说：“心之忧矣，如匪澣衣”。前句点明忧从中来，可见非一般常忧。这是忧君昏聩之忧，也是忧群小当道、国家垂危之忧，诗人爱国之情沛然而出，一个忧国如焚的爱国之臣的形象跃然纸上。后句承前句点明诗人对腐败朝政的厌恶感情。诗人把世之混浊、政之腐败比作一件脏衣裳，令人发呕，既形象又贴切，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大形象屹立于读者面前。总的来说，这两句喻写诗人忧心之深，难以摆脱困境，正如严粲所云：“我心之忧，如不澣濯其衣，言处在乱君之朝，与小人同列，其忍垢含辱如此。”对此诗人愤恨至极，末二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就表达了这种感情。其中“奋飞”一词具有双关意。既是慨叹国家衰微振兴无望，又感愤个人处境困窘，不能展翅高飞，不能施展抱负。真是意蕴丰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从创作方法上讲，《柏舟》是一首风格质朴、直抒胸臆、直陈感受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品以“隐忧”为轴心，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首章提“忧”字，二章写己不得“兄弟”同情，深忧在胸，无法排遣。三章写己持操不渝，不随俗而转。四章写群小陷己，主上不明，只得捶胸自伤。末章向最高统治者发出呼喊，抒发自己走投无路之愤懑，从而将爱国之情表达到淋漓酣畅。

善用比喻是本诗的突出特点。此诗六用比喻各不相同，富于变化。首章“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喻忧心沉重而飘忽，末章“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喻卫君为群小所谗蔽，忠奸不明，是非不分，二喻皆为隐喻也。“心之忧矣，如匪澣衣”，明喻忧不可去。“我心匪鉴”、“我心匪石”、“我心匪席”，这三句都是反喻。于此可见诗中喻法多样。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说“三‘匪’字前后错综”，又是使用比喻句的错综变化。“我心匪鉴”句为单句，“我心匪石”、“我心匪席”四句又连用为排句了。

《柏舟》的语言凝重而委婉，充满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段直接抒情，激亢幽抑，沉郁痛切，侃侃申诉，娓娓动听，感人至深，不愧为《诗经》中别具一格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