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宝是汤显祖剧作《牡丹亭》中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人物。

他是杜丽娘的父亲，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扼杀女儿个性发展的顽固家长，年届五十，尚无应门之子，他感到遗憾和悲伤，指望将来“招得好女婿，与儿子一般”，承传家业， “把家当户”。他宠爱丽娘，对她的家教也就更加苛厉。他为丽娘安排的生活场所，是四面高墙的小庭深院，院后明明有座花园，却从来未向丽娘提起。他看中陈最良老成，延请担任丽娘的老师，又亲自选定“开首便是后妃之德”的《诗经》作为教材。丽娘游园被他知道后，责备夫人： “我请陈斋长教书，要他拘束身心，你为母亲的倒纵他闲游，是何家教?”唯恐她从欣欣自然中获得自由和青春的启迪。他以为通过这种从环境到心灵层层禁锢的方法，就可以改造丽娘的性情，成为举止中规的封建淑女。这其实只是培养了丽娘强烈的逆反心理，使她对个性自由的渴望更为强烈，一经在大自然中受到蓬勃生命力的感召，青春的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就不可遏止了。对此，固执的杜宝是不会懂得的。丽娘病沉，杜母道出了真正的病根， “若早有了人家，敢没这病”。杜宝却一口否认：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呢?”认为“则是些日炙风吹，伤寒流转。便是禳解，不用师巫，则叫紫阳宫石道婆诵些经卷可矣。”正是他的这种顽固和麻木，断送了丽娘的青春和幸福。杜宝实际上充当了封建礼教迫害青年一代的执刑人。丽娘死后，他流涕痛哭，怨苦万分，却根本意识不到是自己的罪恶。封建思想融化到他的灵魂深处，使他的智慧聪明完全闭塞了。作品展示的这一冷酷事实，十分尖锐地揭示出性理之学对社会的毒害是何等深重，扼杀青年，扼杀自由的手段是何等残酷。

在对待柳梦梅的态度上，杜宝腐朽固执的个性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闹宴》一出，他拒不承认这远途奔波、来刀剑丛中看望岳丈的女婿。这固然有许多客观的理由，但“何处寒酸，敢来胡赖”的叱责，却暴露了他强烈的门第心理，他的女婿决不会是如此“寒酸”之辈。柳梦梅高中状元后，他还对女儿说： “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自身显贵却没有荣耀的家世，仍没有满足他的门第欲望，坚持要女儿“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一心要破坏丽娘与柳生的自由婚姻。对杜宝的这一性格侧面，作者站在提倡正常感情，提倡个性解放的立场，给予了严肃的批判。

除了歌颂至情，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对性理之学对人性的束缚这一主题外，作品还有一个副主题，这就是歌颂清明政治，赞扬民族气节，表达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同样体现在杜宝这一封建官僚的艺术形象中。杜宝在剧中就表现出双重的性格，他还有尽忠职守，关心民疾，勇当国难、民族气节崇高的一面。在南安太守任上，他安民息讼，务农宣化，是一个贤能的地方官。当地百姓歌颂他： “恭喜本府杜老爷，管治三年，慈祥端正，弊绝风清，凡各村乡保甲，义仓社学，无不举行，极是地方有福。”可见他卓越的政绩。汤显祖自己作过五年遂昌县令，搜捕猛虎，处死盗魁，修建学堂，资养贫士、政简讼清，一县大治。南安人民所歌唱的“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乃是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但也不能否认，个别“兼济”意识较强的官吏，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带来人民生活的局部改善。不妨把《劝农》一出视为作者当年遂昌为政的夸张了的纪实，这里的杜宝，则是宦游生活中作者的身影。

明朝一代，无时不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在它的前期和中期，蒙古贵族军事集团肇事频繁，后期女真族兴起，虎视关内，而东南沿海的倭寇骚扰始终未断。这在忧心国事的士大夫心中投下深深的阴影。汤显祖在剧中花费九出篇目来写杜宝的淮扬御敌。其中既有影射时政之意，又意在通过杜宝的抗敌行动，歌颂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剧中，杜宝是个忠公体国，有胆有识，文武兼备的抗敌英雄。丽娘初丧，万分悲痛之中，传来朝报，令他镇守淮扬，即日起程，“不许迟误”，他立即压抑失女之悲，以国家安危存亡为重，匆匆上路，赶往烽火边陲的淮扬地区。他当时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唱道： “问天何意，黯三光惨淡红旗，把烽烟吹满人间，这望中原做了黄沙遍地?猛冲冠怒起，猛冲冠怒起，是谁弄的，江山如是?中原已矣，关河困，心事违。也则愿保扬州，济淮水。”他诅咒战争，关怀敌占区被蹂躏荼毒的生灵，面对肢解分裂的河山，满腔愤怒，发出“是谁弄的江山如是”的质问，矛头直接指向朝中昏庸君臣。他深知淮扬地区“枕障江南，钩连塞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决心“保扬州，济淮水”，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淮阳，他加筑罗城，动员盐商支援军粮，以有力的措施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从陈最良那里听说夫人被害，悲痛万分，但他马上镇定自己，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借助陈最良巧施计谋，终于取得御淮胜利。

杜宝并非作品的主人公。御淮的情节与丽娘命运发展和性格成长几乎没有关联，本可以不必展开描写。应该说，这是剧作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