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蚀
8月26日夜，六时至八时将见月蚀。
早晨我们在报纸上看见这个预告的时候，便打算到吴淞去，一来想去看看月亮，二来也想去看看我们久别不见的海景。
我们回到上海来不觉已五个月了。住在这民厚南里里面，真真是住了五个月的监狱一样。寓所中没有一株草木，竟连一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游戏的地方没有，空气又不好，可怜我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他们初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见了都说是活泼肥胖；如今呢，不仅身体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变得很乖僻的了。儿童是都市生活的barometer，这是我此次回上海来得的一个唯一的经验。啊！但是，是何等高价的一个无聊的经验呢！
■《残春》
■《月蚀》
几次想动身回四川去，但又有些畏途。想到乡下去过活，但是经济又不许可。呆在上海，连市内的各处公园都不曾引他们去过。我们与狗同运命的华人，公园是禁止入内的。要叫我穿洋服我已经不喜欢，穿洋服去是假充东洋人，生就了的狗命又时常向我反抗。所以我们到了五个月了，竟连一次也没有引他们到公园里去过。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住在海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真所谓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回想起那时候的幸福，倍增我们现在的不满。我们跑到吴淞去看海，——这是我们好久以前的计划了，但只这么邻近的吴淞，我们也不容易跑去，我们是大为都市所束缚了。今天我要发誓：我们是一定要去的，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去的了，坐汽车去罢？坐火车去罢？想在午前去，但又怕热，改到午后。
小孩子们听说要到海边，他们的欢喜真比得了一本新买的画本时还要加倍。从早起来便预想起午后的幸福，一天只是跳跳跃跃的，中午时连饭都不想吃了。因为我说了要到五点钟才能去，平常他们是全不关心时钟的，今天却时时去瞻望，还没到五点！还没到五点！长的针和短的针动得分外慢呢！
好容易等到了五点钟，我们正要准备动身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朋友，我们便约他同去。我跑到静安寺旁边汽车行里去问问车价。
不去还好了，跑了一趟去问，只骇得我抱头鼠窜地回来。说是单去要五块！来回要九块！本是穷途人不应该妄想去做邯郸梦。我们这里请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个月，工钱才只三块半呢！五块！九块！
我跑了回来，朋友劝我不要去。他说到吴淞去没有熟人，坐火车去的时候把钟点错过了是很麻烦的，况且又要带着几个小孩子，上车下车很够当心。要到吴淞时，顶小的一个孩子万万不能不带去。
啊，罢了，罢了！我们的一场高兴，便被这五块九块打得七零八碎了！可怜等了一天的两个小儿，白白受了我们的欺骗。
朋友走的时候，已经将近七点钟了。
没有法子，走到黄浦滩公园去罢，穿件洋服去假充东洋人去罢！可怜的亡国奴！可怜我们连亡国奴都还够不上，印度人都可以进出自由，只有我们华人是狗！……
满肚皮的愤慨没处发泄，但想到小孩子的份上也只好忍忍气，上楼去披件学西洋人的鬼皮。
我们先把两个孩子穿好，叫他们到楼下去等着。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衬衫。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制的中国料的西装。
——“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她问了我一声。
——“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我的女人她以为我是在骂人了，她也助骂了一声：“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罢！”
——“我单看他们的服装，总觉得他们是一条狗。你看，这衬衫上要套一片硬领，这硬领下要结一条领带，这不是和狗颈上套的项圈和铁链是一样的么？”——我这么一说，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
哈哈，新发现！在我的话刚好说完的时候，我的心中突然悟到了一个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我从前在什么书上看过，说是女人用的环镯，都是上古时候男子捕掳异族的女人时所用的枷镣的蜕形；我想这硬领和领带的起源也怕是一样，一定是奴隶的徽章了。弱族男子被强族捕掳为奴，项带枷锁；异日强弱易位，被支配者突然成为支配者，项上的枷锁更变形而为永远的装饰了。虽是这样说，但是你这个考古的见解，却只是一个想象，恐怕真正的考古专家一定不以为然。……然不然我倒不管，好在我并不想去作博士论文，我也不必兢兢于去求出什么实证。
在我一面空想，一面打领带结子的时候，我的女人比我先穿好，两个小孩儿在楼下催促得什么似的了。啊，究竟做狗也不容易，打个结子也这么费力！我早已出了几通汗，领带结终竟打不好，我只好敷敷衍衍地便带着他们动身。
走的时候，我的女人把第三的一个才满七个月的儿子交给娘姨，还叮咛了一些话。
我们从赫德路上电车，车到跑马厅的时候，月亮已经现在那灰青色的低空了。因为初出土的缘故，看去分外的大，颜色也好像落日一样作橙红色，在第一象限上有一部分果然是残缺了。
二儿最初看见，他便号叫道：“Moon！Crescent moon！”他还不知道是月蚀，他以为是新月了。
小时候每逢遇着日月蚀，真好像遇着什么灾难的一样。全村的寺院都要击钟鸣鼓，大人们也叫我们在家中打板壁作声响。在冥冥之中有一条天狗，想把日月吃了，击钟鸣鼓便是想骇去那条天狗，把日月救出。这是我们四川乡下的俗传，也怕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说。小时读的书上，据我所能记忆的说：《周礼》《地官》《鼓人》救日月则诏王鼓，春官太仆也赞王鼓以救日月，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谷梁传》上也说是天子救日陈五兵五鼓，诸侯三兵三鼓，大夫击门，士击柝。这可见救日月蚀的风俗自古已然。北欧人也有和这绝相类似的神话，他们说：天上有二狼，一名黑蹄（Hati），一名马纳瓜母（Managarm），黑蹄食日，马纳瓜母食月，民间作声鼓噪，以望逐去二狼救出日月。
这些传说，在科学家看来，当然会说是迷信；但是我们虽然知道月蚀是由于地球的掩隔，我们谁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灵长，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马纳瓜母，不仅在吞噬日月，还在互相啮杀么？
啊呵，温柔敦厚的古之人！你们的情性真是一首好诗。你们的生命充实，把一切的自然现象都生命化了。你们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间以外，竟推广到了日月的身上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你们的鼓声透过了几千万重的黑幕，传达到我耳里来了！
啊，我毕竟昧了我科学的良心，对于我的小孩子们说了个天大的谎话！我说：“那不是新月，那是有一条恶狗要把那圆圆的月亮吃了。”
二儿的义愤心动了，便在电车上叱咤起来：“狗儿，走开！狗儿！”
大的一个快满六岁的说：“怕是云遮了罢？”
我说：“你看，天上一点云也没有。”
——“天上也没有狗啦。”
啊，我简直找不出话来回答了。
车到了黄浦滩口，我们便下了车。穿过街，走到公园内的草坪里去，两个小孩子一走到草地上来，他们真是欢喜得了不得。他们跑起来了，跳起来了，欢呼起来了。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只江边上的凳子坐下，他们便在一旁竞跑。
月亮依然残缺着悬在浦东的低空，橙红的颜色已渐渐转苍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黄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江心有几只游船，满饰着灯彩，在打铜器，放花炮，游来游去地回转，想来大约是救月的了。啊，这点古风万不想在这上海市上也还保存着，但可怜吃月的天狗，才就是我们坐着望月的地球，我们地球上的狗类真多，铜鼓的震动，花炮的威胁，又何能济事呢？
两个孩子跑了一会，又跑来挨着我们坐下：
——“那就是海？”指着黄浦江同声问我。
我说：“那不是海，是河。我们回上海的时候就在那儿停了船的。”
我的女人说：“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她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大儿又指着黑团团的浦东问道：“那是山？”
我说：“不是，是同上海一样的街市，名叫浦东：因为是在这黄浦江的东方。你看月亮不是从那儿升上来的吗？”
——“哦，还没有圆。……那打锣打鼓放花炮呢？”
——“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罢！吓哟，吓哟，……”
两人又同声吆喝着向草地上跑去了。
电灯四面辉煌，高昌庙一带有一最高的灯光时明时暗，就好像在远海中望见了灯台的一样。这时候我也并没有什么怀乡的情趣，但总觉得我们四川的山灵水伯远远在招呼我。
——“我们四川的山水真好，”我便自言自语地说了起来，“我们不久大概总可以回去吧。巫峡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没有的。江流两岸对立着很奇怪的岩石，有时候真如像刀削了的一样，山顶常常戴着白云。船进了峡的时候，前面看不见去路，后面看不见来路，就好像一个四山环拱着的大湖，但等峡路一转，又是别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看山顶的时候，仰头望去，帽子可以从背后落下。我们古时的诗人说那山里面有美好绝伦的神女，时而为暮雨，时而为朝云，这虽然只是一种幻想，但人到那个地方总觉得有一种神韵袭人，在我们的心眼间自然会生出这么一种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真好，那儿西部更还有未经跋涉的荒山，更还有未经斧钺的森林，我们回到那儿，我们回到那儿去罢！在那儿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筑一椽小屋，种些芋粟，养些鸡犬，工作之暇我们唱我们自己做的诗歌，孩子们任他们同獐鹿跳舞，啊啊，我们在这个亚当与夏娃做坏了的世界当中，另外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女人凝视着我，听得有几分入神。
——“啊，我记起来了。”她突然向我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什么梦呢？”
她说：“我们前几天不是说过想到东京去吗？我昨晚上竟梦见到了东京。我们在东京郊外找到一所极好的房子，构造就和我们在博多湾上住过的抱洋阁一样，是一种东西洋折衷式的。里面也有花园，也有鱼池，也有曲桥，也有假山。紫荆树的花开满一园，中间间杂了些常青的树木。更好是那间敞豁的楼房，四面都有栏杆，可以眺望四方的松林，所有与抱洋阁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罢了。我们没有想出在东京郊外竟能寻出那样的地方。房金又贱，每月只要十五块钱。我们便立刻把行李搬了进去。晚上因为没有电灯，你在家里守小孩们，我便出去买洋烛。一出门去，只听楼上有什么东西在晚风中吹弄作响，我回头仰望时，那楼上的栏杆才是白骨做成，被风一吹，一根根都脱出臼来，在空中打击。黑洞洞的楼头只见不少尸骨一上一下地浮动。我骇得什么似的急忙退转来，想叫你和小孩们快走，后面便跟了许多尸骨进来踞在厅上。尸骨们的颚骨一张一合起来，指着一架特别瘦长的尸骨对我们说，一种怪难形容的喉音。他们指着那位特别瘦长的说：这位便是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们也都是受了鬼祟。他们叫我们不要搬。说那位主人不久就要走了。只见那瘦长的尸骨把颈子一偏，全身的骨节都在震栗作声，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门去。其余的尸骨也同样地移出了门去。两个大的小孩子骇得哭也不敢哭出来。我催你赶紧搬，你才始终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变成了尸骸，也吐出一种怪声，说要上楼去看书。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楼去了。我们母子只骇得在楼下暗哭，后来便不知道怎么样了。”
——“啊，真好一场梦！真好一场意味深长的梦！像这上海市上垩白砖红的华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吗？我们住在这儿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吗？不仅我一个人要变成尸骸，就是你和我们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尸骸一样了吗，啊，我们一家五口，睡在两张棕网床上，我们这五个月来，每晚做的怪梦，假使一一笔记下来，在分量上说，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适文存》了呢！”
——“《胡适文存》？”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来往厚的四厚册。”
——“内容是什么？”
——“我还没有读过。”
——“我昨晚上也梦见宇多姑娘。”
——“啊，你梦见了她吗？不知道她现刻怎么样了呢？”
我们这么应答了一两句，我们的舞台便改换到日本去了。
1917年，我们住在日本的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邻居，是一位在中学校教汉文的先生。日本人对于我们中国人尚能存几分敬意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种便是专门研究汉文的学者了。这位二木先生人很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学而外，其余都住在楼上，脚不践地。
因为是汉学家的家庭，又因为我的女人是他们同国人的缘故，所以他家里人对于我们特别地另眼看待。他家里有三女一男。长女居孀，次女便名宇多，那时只有十六岁，还有个十三岁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经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书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庞是圆圆的，颜色微带几分苍白，她们取笑她便说是“盘子”。她的小妹子尤为调皮，一想挖苦她，便把那《月儿出了》的歌来高唱，歌里的意思是说：
月儿出了，月儿出了，
出了，出了，月儿呀。
圆的，圆的，圆圆的，
盘子一样的月儿呀！
这首歌凡是在日本长大的儿童都是会唱的，他们蒙学的读本上也有。
只消把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来比成一个圆形，宇多姑娘的脸便要涨得绯红，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后来，她的两只圆大的黑眼水汪汪地含着两眶眼泪。
因为太亲密了的缘故，他们家里人——宇多姑娘的母亲和孀姐——总爱探问我们的关系。那时我的女人才从东京来和我同居，被她们盘诘不过了，只诿说是兄妹，说是八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个人，是我的父亲把她收为义女抚养大了的。宇多姑娘的母亲把这番话信以为真了，便时常对人说：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妇，把宇多许给我。
我的女人在冈山从正月住到三月便往东京去读书去了，宇多姑娘和她的母亲便常常来替我煮饭或扫地。
宇多姑娘来时，大概总带她小妹子一道来。一个人独自来的时候也有，但手里总要拿点东西，立不一刻她就走了。她那时候在高等女学也快要毕业了。有时她家里有客，晚上不能用功的时候，她得她母亲的许可，每每拿起书到我家里来。我们对坐在一个小桌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如果要看她读的是什么的时候，她总十分害羞，立刻用双手来把书掩了。我们在桌下相接触的膝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交流着。结局两个人都用不了什么功，她的小妹妹又走来了。
只有一次礼拜，她一个人悄悄地走到了我家里来。刚立定脚，她又急忙蹑手蹑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厨房里去了。我以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会她又蹑手蹑足地走了出来，她说：“刚才好像姐姐回来了的一样，姐姐总爱说闲话，我回去了。”她又轻悄悄地走出去，出门时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里女人由东京回来了，在那年年底我们得了我们的大儿。自此以后二本家对于我们的感情便完全变了，简直把我们当成罪人一样，时加白眼。没有变的就只有宇多姑娘一个人。只有她对于我们还时常不改她那笑容可掬的态度。
我们和她们总共只相处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学校毕业了。毕业后暑期中我们打算在日本东北海岸上去洗海水澡，在一个月之前，我的女人带着我们的大儿先去了。
那好像是六月初间的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准备试验的时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声地在窗外叫，“你快出来看……”
她的声音太低了，最后一句我竟没有听得明白。我忙掩卷出去时，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并立在她家门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头看时，才知道是月蚀。东边天上只剩一钩血月，弥天黑云怒涌，分外显出一层险恶的光景。
我们默立了不一会，她的孀姐恶狠狠地叫起来了：
——“宇多呀！进来！”
她向我目礼了一下，走进门去了。
我的女人说：“六年来不通音迅了，不知道她们是还在冈山没有？”这是我们说起她们时，总要引起的一个疑问。我们在回上海之前，原想去探访她们一次，但因为福冈和冈山相隔太远了，终竟没有去成。
——“她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怕已经出了阁罢。”
——“我昨晚梦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是我们三个人在冈山的旭川上划船，也是这样的月夜。好像是我们要回上海来了，去向她辞行。她对我说：‘她要永远过独身生活，想跟着我们一同到上海’。”
——“到上海？到上海来成为枯骨么？啊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
我们还坐了好一会，觉得四面的嘈杂已经逐渐镇静了下来，草坪上坐着的人们大都散了。
江上吹来的风，添了几分湿意。
眼前的月轮，不知道几时已团地升得很高，变作个苍白的面孔了。
我们起来，携着小孩子才到公园里去走了一转，园内看月的日本人很不少，印度人也有。
我的女人担心着第三的一个孩子，催我们回去。我们走出园门的时候，大儿对我说道：“爹爹，你天天晚上都引我们到这儿来罢！”二儿也学着说。他们这样一句简单的要求，使我听了几乎流出了眼泪。
1923年8月28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