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西北，有一座南濒中条山、西临黄河湾的佛寺，这就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寺中矗立着一座十三层的方形佛塔，被群众称为“莺莺塔”，民谣曰：“普救寺的莺莺塔，离天只有丈七八;站在塔顶举目看，能见玉帝金銮殿。”佛塔而以爱情故事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这是爱情的生命力战胜宗教禁欲枷锁的结果，也是“西厢记”系列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战胜封建礼教的结果。这塔好像成了崔莺莺与张生恋爱故事的见证人，成了爱情胜利的纪念碑。
一、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
“西厢记”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世称“元白”。《莺莺传》写唐德宗贞元年间，张生旅寓于蒲州普救寺。崔莺莺的父亲已经亡逝，她这时跟着母亲郑氏往长安去，也住在寺里。正好赶上了兵乱，张生请当地的官吏保护了莺莺一家。郑氏为报答张生的恩情，设宴招待张生，并请莺莺出来与张生相见。莺莺勉强出来相见，对张生的话，却始终不答一语。莺莺的美貌使张生神魂颠倒。他想向莺莺表达衷情，但没有机会。有一次他向莺莺的侍婢红娘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使红娘惊恐羞臊而去。“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后来红娘向他介绍莺莺“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的情况。于是张生写了《春词》二首给莺莺，莺莺写了《明月三五夜》诗约张生逾墙相会。可是，等张生如约相会时，莺莺却“端服严容”，对张生的“非礼之动”数落了一顿。张生绝望了。几天之后，莺莺在红娘敛衾携枕的簇拥之下，却突然来与张生幽会了，张生飘飘然以为是神仙降临，所以张生写了《会真诗》，后人也称这篇小说为《会真记》，会真即遇仙的意思，自是，朝隐而出，暮隐而入，莺莺与张生在西厢幽会偷欢。后来，张生要赴京赶考，愁叹于莺莺之侧：
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欷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古典文学出版社《唐人小说选》)
这一次张生并没有考中，他写信来安慰莺莺。莺莺写了封很长的回信：
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
并且寄去一些物品，“因物达情，永以为好”。但是，张生辜负了莺莺的感情，抛弃了他千方百计追求到手的女子。他不仅把莺莺的信给别人看，还诬蔑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说“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后来张生另娶，莺莺嫁人，张生曾想再见莺莺，被莺莺拒绝了，当时人们还称赞张生为“善补过者”。
据宋人赵德麟《侯鲭录·辨传奇莺莺事》及近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考证，小说中的张生就是元稹自寓，所写的是元稹个人的经历。元稹早年曾骗取了表妹崔氏的爱情，幽会私通，后来又抛弃了她，另娶尚书仆射韦夏卿的女儿韦丛做妻子。但是文学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恩怨的范围，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也写出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
悲剧的主人公就是崔莺莺。显然，在小说的艺术构思中，崔莺莺处于中心的位置。莺莺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成为小说艺术价值的所在。崔莺莺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文学形象。影响莺莺性格的有两种主要因素：一是她世家大族的家庭环境，一是她对文学艺术的个人爱好。前者使她受到了远比小家碧玉为多的礼教熏陶，深知家法礼教的残酷无情，使她处处小心，“贞慎自保”。中唐时代的文艺思潮出现了新的因素，“爱情诗……成了最心爱的主题”，“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李泽厚《美的历程》)莺莺通过“沉吟章句”吸吮着时代精神的乳汁，滋养着她逐渐觉醒的人性，使她向往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这样，情与礼两种互相矛盾的因素，就共同构筑了莺莺的思想基础，使人物性格具有多面性。“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辞敏辩，而寡于酬对……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内心世界的活跃机敏与言谈举止的冷静持重，对立却又和谐地并存。莺莺是弱者，她的明察使她预感到悲剧命运的降临，却既无力改变命运的安排，又无力进行抗争，只是用她那呜咽如泣的哀歌，吐诉着一腔幽怨。莺莺又是强者。她明知封建礼教在无情吞噬着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的生命，却毅然做出了叛逆礼教的行动，与张生私相结合;当张生负心把她抛弃之后，悲剧命运并没有把她压倒，她隐含着悲愤，蒙受着耻辱，顶住了封建礼教的无情压力，又顽强生活下去了：张生另有所娶，莺莺也委身于人。这是莺莺性格的“出人”之处。把悲剧女主人公刻划成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活人，也是作家艺术手腕的出人之处。
作家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女主人公有着深深的爱恋，所以才能写出莺莺美好的心灵，让人同情;另一方面，作者自己有过与张生类似的经历，所以又极力为张生的薄幸行为辩护。张生为了追求功名富贵，对莺莺“始乱终弃”，却反而把莺莺诬蔑为能使亡国杀身的害人尤物，发了一通女人亡国的谬论，为丑恶行为进行辩护，推许张生为“善补过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这种说教不仅内容腐朽落后，也破坏了艺术上的和谐统一，使作品前后矛盾，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实在是败笔。
二、哀艳故事的广泛传播
《莺莺传》后半部分的苍白说教，并不能掩盖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它文笔细腻，情节委曲，哀艳动人，“振撼文林，为力甚大”(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人们用诗词、曲艺等各种形式进行歌咏，对莺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同情，对张生的薄情进行了谴责，抛弃了“女人祸水”的反动说教，这是西厢故事发展中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其中宋代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用鼓子词的形式，说说唱唱，敷衍了这个动人故事(见《全宋词》)，使之“播之声乐，形之管弦”，推动了故事的流传;“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明确批评了张生追求“浮名”而对莺莺薄情的行为，同情莺莺的不幸遭遇，成为西厢故事实现重大转变的先导。《西厢记说唱集》选辑了自宋代以来各种体裁的说唱作品，体现了“西厢记”故事在说唱艺术中的发展流传情况。但在唐宋时代，这种谴责还仅限于说教，缺乏艺术的感染力，故事情节也没有新的发展。在唐代，故事男主人公张生本无名字，到宋代便称为“张君瑞”(王楙《野客丛书》)了。宋元南戏和话本小说也出现了敷衍西厢故事的作品，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直到金代《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才使西厢故事从思想内容到故事情节都有了新的突破。
三、私奔团圆的自主婚姻
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的讲唱文学样式。《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是金章宗时的董解元，故又称《董西厢》。《董西厢》与《莺莺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改变了矛盾冲突的性质。在唐宋时代，故事的矛盾冲突是在青年男女之间展开的，是莺莺向往、追求爱情，与张生变心薄情之间的纠葛;在《董西厢》里却发展为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在《莺莺传》里，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是一个对事态的发展没什么影响的人物，在《董西厢》里却成了掌握女儿命运、干涉莺莺婚姻自由的封建家长，成了矛盾斗争的一方。故事情节围绕莺莺张生争取自主婚姻、老夫人千方百计进行干涉阻挡来展开。男女主人公的性格也改变了：张生不再是“始乱终弃”的薄情种，而是一个始终不渝的“笃于情”的才子。莺莺性格的最大改变，是增强了反抗性。在现存唐宋时代作品里，莺莺都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董西厢》里的莺莺已许婚郑恒，成了身已有主只是尚未婚娶的小姐。
四海游学的张生，在游普救寺时与暂寓寺中的莺莺相遇。莺莺的美貌使张生爱慕得如痴如狂。自此以后，无心进取功名，在寺中借厢房住下，开始了对莺莺的追求。但是“千方百计，无由得见意中人”。苦闷之中，莺莺的侍婢红娘通知寺僧要为亡故的莺莺之父崔相国做佛事乞求冥福。张生也以替亡父做功德为借口，乘机见莺莺。做佛事时张生对莺莺眼去眉来，可莺莺就是不睬他。这时孙飞虎领兵叛乱，要掳莺莺。全寺僧人及莺莺母女都惶恐失措。张生献破贼之计，他提出破贼之后必须把莺莺许配给他。危难之中，老夫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张生写信，法聪下书，请来白马将军杜确平息了孙飞虎的叛乱。然而祸灭身安，老夫人又变卦了，说莺莺已经许配表兄郑恒，赖掉了与张生成亲的许诺。张生认为老夫人辜负了他的救命之恩，痛苦得心都要碎了，收拾东西要去京城长安。红娘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用琴声打动莺莺。于是张生月夜弹琴诉说爱情，红娘引莺莺偷听，莺莺听出了张生的相思，对老夫人产生了不满。张生用情诗与莺莺约会，没有成功。张生日思梦想，行忘止，食忘饱，不久就病倒了。眼看所望无成，不如一死了之!张生正要投环自缢，恰巧红娘到来把他救下。莺莺见张生病得“不久将亡”，这才“顾甚清白救才郎”，背着母亲与张生私下结合。老夫人发现了破绽，但木已成舟，又怕传出去名声不好，便依了红娘的主意，把莺莺许配张生，以报恩德。张生主动提出：“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决心以中举做官、功名富贵做为娶莺莺的条件。张生一举中了探花，还没来得及回去娶莺莺，郑恒先赶到普救寺，造谣说张生另娶了卫吏部的女儿。莺莺听说后心想：“孤寒时节教俺且充个‘张嫂’，甚富贵后教别人受郡号?”气昏过去。老夫人又一次悔婚，索性让郑恒择日成亲。正在这时张生赶到，见此情景心里说：郑恒之父是个贤相，“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要与莺莺以兄妹之礼相见。张生莺莺都很痛苦，“生不同偕，死当一处”，两个人又要自缢，被红娘法聪救下，法聪出主意，张生莺莺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在杜确帮助下才得成婚配，取得了自主婚姻的胜利。
张生赴京应举，莺莺前往送行，被称为“小亭送别”，历来脍炙人口。
“小亭送别”意在描写莺莺张生离别之际的复杂心态，作家从秋景与别情两个方面著笔，以景烘情，情景相生，笔墨酣畅淋漓。
先写张生的别情：
[大石调] [玉翼蝉]蟾官客，赴帝阙，相送临郊野。恰俺与莺莺，鸳帏暂相守，被功名使人离缺。好缘业!空悒快，频嗟叹，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乍歇，向晚风如漂冽，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衫袖上盈盈，揾泪不绝。幽恨眉峰暗结。好难割舍，纵有千种风情，何处说? [尾]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忍轻别离”五字是本节描写的核心，被张生脱口道出，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晋京赴考本是张生自己提出来的，临别之际却又感叹：“被功名使人离缺。好缘业!”好像他的赴考是被迫的，不得已的。看似前后矛盾，其实这正形象地表现了张生对离别的不忍——未别之前，他追求功名，以为唾手可得，会为他与莺莺的婚姻增添光彩;离别之际，却又离恨千端，怨恨功名使人离别。作家不置一评，把人物的心理情绪单摆浮搁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形象本身来说明问题。已经写出离愁使人“凄凄凉凉，受烦恼”了，犹嫌不足，于是“那堪暮秋时节”，把伤别与悲秋巧妙联系起来，融别情入秋景，引出景语：雨儿呀，风儿呀，衰柳蝉鸣呀……，无不助人凄切，使离愁更愁。然后又掉转笔墨，由景语转为情语，在“好难割舍”上作文章。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是传诵已久的惜别名作，本节吸取了二词成就，使离情更觉铺叙展衍，气完神足。[尾]曲是作者的评论，妙在既承认“男儿心如铁”，不会在离别之际涕泪沾巾;又用“莫道”加以否定，引出“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的千古丽句。不说眼中泪，而曰“眼中血”，离愁便深一层;以满川红叶比泪之多血之殷，又深一层;而且是“兴中有比”，它既是比喻，又是眼前秋色的描绘，是景语，也是情语。本节景物描绘通体淡色，著此一笔，便绚丽夺目，绘景艳而不厌，繁而不烦，深得敷彩之要。用“君不见”三字呼起，上下贯通，使景与情融成一片。
君瑞啼痕污了衫袖，莺莺粉泪盈腮。一个止不定长吁，一个顿不开眉黛。君瑞道： “闺房里保重”，莺莺道：“途路上宁耐”。两边的心绪，一样的愁怀。
两相对照，互文见义，把送别宴上难分难舍的情状描绘得十分鲜明。筵散将别，樽俎已经收拾起了，他们还依依不舍;把酒为别，却“一盏酒里，白泠泠的滴够半盏儿泪”，欲行又止，未饮而泪滴，刻划内心依恋苦痛之情非常生动，所以作者评论说：“最苦是离别，彼此心头难弃舍。莺莺哭得似痴呆，脸上啼痕都是血，有千种恩情何处说?”最后，马儿西行，车儿东归，“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别后景象，余韵悠扬。
作者没有静止地去描写人物的心理世界，中间穿插老夫人催促起程达四五次之多，此外还有仆人、法聪、红娘等人的促别，这不仅使描写的场面活跃富有生气，也从对比中看出莺莺张生难舍难分的情状。
《董西厢》提出了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问题，但是，这种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却并不十分明确，张生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还有过短暂的思想动摇，崔张结合中的感恩报德、功名富贵思想比较浓重;艺术上，普救兵乱一节文字过长，离开冲突主线过远，莺莺性格的刻划还嫌粗糙，有些关目的安排尚有疏漏等等。因此，人们仍然感到不满足。
四、以爱情为基础的美满姻缘
崔张故事发展到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才变得完美无缺，符合了人民的心愿。它提出了“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而“有情的”三字则是这种婚姻的精髓。剧作家讴心沥血歌颂的、主人公舍生忘死追求的，正是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所以清人毛奇龄说“有情的”三字是《西厢记》的“眼目”，概括全书(《毛西河论定西厢记》)。这是《西厢记》不仅高于《董西厢》，也高于同时代其他爱情婚姻剧的地方，甚至明清时代的戏曲作品也无以过之。它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西湖月老祠对联云：“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就完全继承了这种精神; 《红楼梦》说《西厢记》“词藻警人，馀香满口”，所称赞所继承的也是这种精神。
王实甫《西厢记》所写关目与《董西厢》大体相同，为了表现新的主题思想，又作了很大改变，不仅结局不再以私奔团圆，人物性格也更细致完美了。《董西厢》把孙飞虎兵乱作为崔张婚姻的契机，在此之前莺莺对张生并没有产生感情。在王实甫的笔下，二人从佛殿相逢起便一见钟情。张生与莺莺刚刚打了照面，便“眼花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莺莺呢，“他那里尽人调戏軃着香肩，只将花笑拈”，临去，又回顾张生，使张生“透骨髓相思病染”，用金圣叹的话说，莺莺是在对张生“目挑心招”(《第六才子书》)，所以至今留下了“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美谈。张生与莺莺隔墙吟诗，在《董西厢》里张生是对月抒怀，莺莺也不知道吟诗人就是张生，他们的“联吟”不是在表达爱情。在《西厢记》里便成为有情人互诉心曲了。请看——莺莺红娘上场后，先用几句简短的对话交代做道场的事，与前一折紧紧相连;然后红娘笑着向莺莺转述了张生的呆话：
姐姐，你不知，我对你说一件好笑的勾当。咱前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他先出门儿外等着红娘，深深唱个喏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姐姐，却是谁问他来?他又问：“那壁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乎?小姐常出来么?”被红娘抢白了一顿呵回来了。姐姐，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 (《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生的话是不合封建礼法的，所以红娘才抢白了他一顿。既是非礼之言，张生不应当说，红娘也不应该向未出闺门的小姐传述，所谓外有言莫内传，不道恶语，身为相国家侍婢的红娘不会不知道。但是红娘不仅一字不漏地说了，而且还会模仿张生的声调动作，使舞台气氛大为活跃。明知不该说却偏偏要说，这是因为红娘已经看出莺莺有意于张生，所以才把张生的情意巧妙地转达给莺莺。巧妙之处在于，红娘还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倘若莺莺变脸发作，红娘还有“抢白了他一顿”的话等着呢——我红娘并不赞成张生呀!一方面为钟情的恋人起了穿针引线作用，一方面又为自己推脱了干系。一段话把红娘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她的慧心灵舌，全都表现出来了。
莺莺的表现也很巧妙。相国小姐本应“非礼勿听”，她听了;听了不仅不怒，反而笑，这是她接受了张生的感情，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她嘱咐红娘“休对夫人说”，则是她要保护张生、保护他们之间的爱情，对红娘的提醒。一言一笑，传神地刻划出莺莺细腻微妙的心理。这是莺莺与张生联吟的感情基础。
首先通过张生的眼描写当时的环境：“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文辞旖旎华美，《西厢记》的语言风格于此可见一斑。尤其“花阴满庭”四字，一个“满”字状花阴之密，从花阴写花的繁茂、月的皎洁，写出月色美，又为下文的联吟做了铺垫。写景造境俱从剧中人眼中流出，与整个戏剧情境融和无间。欲美其人其事，所以才美其时其境，起到了以景烘情的作用。让莺莺张生在这加意渲染的美好环境里吟诗相恋，可以看出作家对纯洁爱情、对追求爱情的叛逆行为是何等赞美与支持!张生等待莺莺时的心理活动是：“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金圣叹说：“止是等‘莺莺’三字，却因‘莺莺’是叠字，便连用十数叠字倒衬于上，累累然如线贯珠垂。看他妙文，止是随手拈得也。”(《第六才子书》)张生眼里的莺莺美极了，“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衣香细生”，“我这里甫能、见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撑。”用声、香进行烘托，又配以芳径、比以嫦娥，结合张生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赞叹，通过多种艺术手段，用写意的笔法，烘托出一个月下美人形象。
张生看出了莺莺的心事：“我虽不及司马相如，我只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于是高吟一绝，表达他的爱慕：
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莺莺依韵和诗，向张生敞开了心扉：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张生才华横溢，即景生情，借咏月表示了对莺莺的思慕，诗写得词采华茂，意象隽爽，清新如出水芙蓉;莺莺则向张主吐诉了寂寞幽怨的情怀，希望得到张生爱情的慰藉，诗写得纡徐细腻，语多凄怆，摇 似风袅杨柳。面对同一月色，吟出异样情怀，都是能体现人物性格的好诗，在戏曲小说中很突出，即使与被人称道的《红楼梦》里的诗词相比，也毫无逊色。通过联吟，男女主人公达到了心灵的契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爱慕。红娘催促莺莺回宅时提了一句“怕夫人嗔责”，这是在提醒人们：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之花，正面临着风雨的摧残，是在为戏剧冲突的发展埋根伏线。在重要关目上，即使老夫人不在场，也要笼罩上她一丝轻云薄雾般的阴影，使整部戏时时强调矛盾冲突的主线，针线极为细密。莺莺去后，给张生留下了无穷的思量。张生“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本是苦极、恨极、失望之极，却笔墨忽然一转，顿成柳暗花明的新境：
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帐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恁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美满恩情，咱两个画堂春自生。
金圣叹谓之“龙王掉尾法”：“上已正写苦况，则一篇文字已毕。然自嫌笔势直拓下来，因更掉起此一节，谓之龙王掉尾法。文家最重是此法。”(《第六才子书》)
爱情本身就是一首青春的诗，用诗的形式来表达爱情，就使诗情更浓、更醇。如果说《西厢记》是一部优美诗剧的话，那么本折可以说是最富诗情的片断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诗情画意都能进入戏剧，只有当这种诗情画意同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构成血肉丰满的戏剧冲突的时候，才成为戏剧。也不是所有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都能构成戏剧冲突，只有当这种矛盾斗争影响到人物感情性格的时候，才能构成戏剧冲突。“联吟”一折并没有写激烈的矛盾斗争，但一言一诗、一景一物都能在人物心灵深处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产生合乎人物性格的戏剧行动，这才是具有诗情诗意之美的戏剧。
莺莺与张生心灵相通了，共同站到了封建卫道者老夫人的对立面，这就孕育着新的矛盾冲突的爆发。莺莺和张生的关系是为封建社会所不容的，他们的感情只能在暗中发展。这时，孙飞虎起兵叛乱，要掳莺莺为妻。仓惶之际老夫人首先提出：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然后张生献策，请来白马将军平叛解围，张生形象比起《董西厢》里的同名人来可爱多了!张生与莺莺的婚姻理应合法化，但老夫人过河拆桥，依旧将莺莺许配给由父母包办而莺莺并不爱的郑恒。这里，张生在红娘帮助下，张弦代语，借助琴声倾诉了一腔心事;莺莺月夜听琴，加深了对张生的感情。“怎得个人来信息通?”莺莺让红娘探望张生病情，张生托红娘给莺莺带去一封情书。莺莺将怎样对待张生这封情书呢?这是三本二折描写的内容，被称为“闹简”。
先通过红娘的眼介绍莺莺的生活环境：“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写莺莺卧房的幽静。金圣叹说：“帘内是窗，窗外是帘。有风则下帘，无香则开窗。今因无风，故不下帘;却因有香，故不开窗。只十一字，写女儿深闺便如图画。我从妙文得认莺莺，我又从妙文得认莺莺闺中也。”(《第六才子书》)“启朱扉摇响双环”开始进入屋内：“绛台高，金荷小，银釭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用室内陈设的华美衬托莺莺的貌美，显示她身份的高贵。同时，用“轻弹”床帐，揭帘偷看的动作，描写红娘作为婢女，处处轻手轻脚的情态。[醉春风]曲刻划莺莺：
只见他钗向軃玉斜横， 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旦做起身长叹科][红唱]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先写她钗坠髻偏的静态，再写她抬身、搔耳、长叹的动态，一个为爱情所苦恼的少女形象便神态全出了。在所谓《祝枝山评定唐六如〈文韵〉》中有一段话：“此是双文(指莺莺)小照，有情有态，不独春闺睡起图也。一幅素纸，能使双文情态毕露，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尤妙在笔笔是红娘眼内双文，有无数猜疑不定，全为下文改变朱颜反照。何物文人，通灵乃尔!”这里的祝枝山、唐六如都是假托之名，但话说得不错。
莺莺见简后的戏全由莺莺的一个“假”字生出。由于莺莺做假，红娘不能把简帖直接给她;也由于莺莺的“假”引出了红娘、张生的种种误会……。这种“假”，固然是由于家庭教养，使莺莺不敢承认心中的爱情;更主要的，是她用“假”自我防卫——她怎么敢把“非礼”的爱情向人吐露呢?然而，恰恰是她的装假，说明着在她的内心深处埋藏有叛逆的种子。
[普天乐]曲写莺莺见简后的感情变化，细腻而有层次：
晚妆残，乌云軃，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
见简后莺莺并没有立即拆看，她表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却想早点知道简帖的内容，所以才无心梳妆。用“轻匀”“乱挽”四字，把胡乱对付的情态，刻划得跃然纸上，真有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艺术效果。开简之后，她本一眼就可以明白张生的心意，但却颠来倒去反复看个没完，这是在借机考虑对付红娘的办法。封建礼教的无情威胁，主奴尊卑的悬殊地位，使她们不能互通心曲。莺莺曾感叹红娘“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娘明言相告：“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现在，一封情书摆在莺莺面前，而且是“行监坐守”的红娘送来的，她怎么能不加意提防呢?等到主意已定，这才开始发作：“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描摹莺莺变脸发作的情态非常精彩，一面写她发作的过程，如汤显祖所说：“皱眉，将欲决撒也;垂颈，又踌躇也;变朱颜，则决撒矣。”一面写莺莺眼睛盯着简帖，口里却不停地呼叫：“红娘，不来怎么……”莺莺红娘的表演互相配合，舞台气氛活跃，表现莺莺的心理变化细致而传神。
莺莺假装发怒的目的，是为了瞒住红娘，但红娘早有准备，并不容易对付。红娘不仅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而且还反守为攻，装作要去老夫人处告发，迫使莺莺转而央求红娘。但莺莺毕竟是“小心肠转关”的人物，当她了解到张生的情况之后，又板起面孔做起假来。当莺莺把给张生的回简抛掷于地，让红娘去申斥张生的时候，连红娘也认假为真了。
一心等待红娘来送好消息的张生满怀希望，被莺莺瞒过的红娘却是完全失望，红娘怀着对莺莺不满的心情来见张生，她怕张生经受不住莺莺回信的打击，不忍拿出信来，对张生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开导劝解，却又无济于事，张生甚至向红娘下跪求援。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身为礼部尚书公子的张生，竟向婢女下跪，既表现了他对莺莺爱情的坚贞不渝，又生动地表现了他诚实憨厚的“傻角”性格。这一跪，使红娘为了难：上有家法威严的老夫人，下有“撮盐入火”的莺莺，“好着我两下里做人难”。红娘不得已才把莺莺的书简给了张生，于是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示莺莺的书简，是本折戏的高潮。情节至此，真可说到了“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读者也为张生的命运担忧。然而书简打开却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莺莺骂张生是假，暗约逾墙相会是真。张生不愧是“洛阳才子”，一眼就看出了莺莺的心意，这是他的聪明;但是，人情世故他又一窍不通。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他竟把莺莺偷情的暗约告诉了红娘!他接简开读的行动与莺莺见简的表现，前后映照，把人物性格表现得分外鲜明。对莺莺的使假相瞒，红娘有满腹怨气;但对有情人将要如愿以偿，又充满了喜悦，她热情鼓励张生赴约，表现了红娘善良、乐以助人的品格。在今天，不仅那些为男女婚姻绍介奔走的人被称为红娘，连在其他方面为人牵线搭桥的人也被称为红娘，这是红娘精神泛化的阶段。张生从午前直盼到日落，满以为“手挽着垂杨，滴溜扑跳过墙去”，就会“春从天上来”。
中国有句俗话：好事多磨。莺莺只是约张生去相会，而并不是像张生所理解的、也使红娘信以为真的，去“女字边干”。这样，当张生当着红娘的面跳过墙去的时候，遭到莺莺的拒绝也就是合乎莺莺性格的事了。自然，《西厢记》喜剧结局，但那是越过重重险阻，经受了道道波折，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之后才取得的。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了自身教养的束缚与张生西厢幽会，老夫人发现后拷问红娘，却又被红娘说得理屈词穷，反而接受了红娘的意见，认可了这桩婚事，但又提出“三辈不招白衣女婿”，逼令张生赴试(而不是像《董西厢》那样张生主动要求赴试)，张生状元及第，战胜了郑恒的争婚，与莺莺“成就了好夫妻似水如鱼”。也正因为他们的爱情是在反礼教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才显得真实感人，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成为家传户诵的不朽杰作。
莺莺性格真真假假，以假见真，感情深沉细腻;张生则既是才子，又是“傻角”，傻中见俏，俏里透着志诚憨厚，对莺莺的一片真情始终不渝，这是他区别于以前作品里同名人的主要之点;红娘对莺莺既怨且爱的复杂感情等等，都揭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成为有立体感的活人。
任中敏评《闹简》时说：“读者但看其写一局外人之谈吐，而兼顾生旦两面。孰诈孰真，孰喜孰惧;冷嘲热讽，杂沓而来;抉破人情，委曲如画。益以新辞诡喻，络绎不绝;机趣翻澜，韵致浓郁，非散词散曲所能办矣。”(《词曲通论》)戏一开始，红娘抱着“管教那人儿(指莺莺)来探你一遭儿”的信心为张生寄简，等莺莺见简发作，使信心变成了灰心;眼看张生姻缘无望，谁知简帖打开气氛陡变，由失望又变成了希望。张生红娘都以为其事必成，这又为下折莺莺“赖简”做了铺垫。戏的情节气氛陡转突变，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充满了喜剧情趣，很能代表《西厢记》戏剧冲突展开的特点，正如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所说：“文章之妙，妙在反跌。尝读《西厢》，有崔夫人赖婚一段文字在后，则先有请宴一篇，两口相同，欣欣然以为姻之必就，以反跌之……盖作文之法，不正伏则下文不现，不反跌则下文不奇。正处用实，反处用虚。”正说明《西厢记》矛盾冲突的展开，善用反跌突转之法。贾仲明[凌波仙]吊曲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于此可见一斑。
五、后世的改编上演
明清时代，《西厢记》研究出现了热潮，不仅评刻本极多，改编翻案作品也多。明李日华、陆采都改编有《南西厢记》，情节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原作的精神文采大大削弱，“一片精金，点成顽铁”。(李渔《闲情偶寄》)翻案作品如《续西厢升仙记》、《翻西厢》、《新西厢》、《东厢记》等等，有的写莺莺张生红娘痛悔前非，悟道成佛;有的改为莺莺嫁给郑恒;有的使张生莺莺的行动合于封建礼法等等，是对王实甫《西厢记》的反动。还有人假造刻有郑恒与莺莺合葬墓志铭的石碑，说莺莺原本是郑恒之妻，“四德咸备”，并无与张生恋爱婚姻情事，以证《莺莺传》、《西厢记》所写是对莺莺的诬蔑。(见《诗辩底》、《旷园杂志》、《梦阑琐笔》等)，田汉改编为京剧《西厢记》，以莺莺张生私奔作结;马少波改编的昆曲《西厢记》以长亭送别作结;其他地方剧种以及歌剧、评弹(杨振雄演出本《西厢记》，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有改编本《西厢记》上演。可以看出西厢故事受人民喜爱的程度和超越时空的永恒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