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筒，泼了菜，

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上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的人能够流芳千古，有的人却遗臭万年。北宋末年，曾经对宋徽宗的腐朽统治起过恶劣作用，被开封的太学生陈东等人称之为“六贼”的蔡京、王黼、朱勔、童贯、李彦、梁师成，以及曾一度和他们勾搭成奸的章惇、高俅等人，就是历史上一群臭名昭著的奸侫小人。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自北宋末年起，以揭露“六贼”及其同伙罪恶行径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即屡见不鲜。文人诗歌如宋人江端友的《牛酥行》，刘子翚的《汴京纪事》，讲史如《大宋宣和遗事》，小说如《水浒传》等，都是社会上影响甚大的作品。而当时流行在京城开封一带的民间歌谣，更是以其语短意深，易於抒发的特点，在民间广为传诵。

自此篇起所选以下五首歌谣，矛头所指皆为“六贼”及其同伙。

据《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等书记载，从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来，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两派之间，互相倾轧，无休无止。这样一种政治气候，正好被善于投机钻营的蔡京、章惇等人所利用。为了实现向上爬的野心，蔡京在王安石变法的高潮时期，跻身于变法派，爬上了要职。而哲宗即位后，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变法的反对派司马光上台，新法被废除，蔡京又摇身一变，成了司马光的得力干将。宣仁太后病死后，哲宗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宋神宗的政策，章惇上台拜相。蔡京又投章惇之所好，受到重用。两人狼狈为奸，同时又引其党蔡卞、林希、黄履等人，排斥旧党，对反对派进行残酷的打击报复。哲宗在元符三年病死后，徽宗即位。徽宗为了平息两派的斗争，曾准备采取兼用两派人物，兼采两派主张的方法来治理国事。这期间，蔡京企图勾结宦官向上爬的阴谋暴露，被贬杭州。而在杭州闲居时，却遇到了徽宗的亲信童贯。二人臭气相投，立刻成了莫逆之交。蔡京靠着自己擅长绘画，写得一手好字的特长，通过童贯，进一步取得了徽宗的信任，再次被调回朝廷，担任了翰林院承旨的职位。蔡京从此得以经常接近徽宗，在徽宗统治下的廿四年中，他先后四次拜相，虽也曾被罢相，但很快又恢复了职位。蔡京利用徽宗对自己的信任，和童贯、朱勔等勾结，做尽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古今说海·青溪寇轨》一书，提及蔡京一伙之所为时云： “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丰亨豫大’之说，以恣蛊惑”。所谓“丰亨豫大”，意指丰裕富足之国，应做出富贵相，鼓吹皇帝应享天下之奉，用扩大宫室规模等办法来体现盛世和皇帝的功业。按此建议，徽宗果然铸九鼎、建明堂、立道观，大规模的土木工程相继兴起。蔡京则利用此机会，给亲信童贯、杨戬等人封官受爵，并任意挥霍国库财力，通过各种手段榨取民脂民膏，搜刮积聚财富，弄得国家财政空竭，民不聊生，而蔡京等人家中的财宝则多得难以估计。此外，历时二十年之久的“花石纲”事件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宋史·朱勔传》：“徽宗颇垂意花石，京(蔡京)讽勔语其父(朱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蔡京不惜劳民伤财，派其党羽朱冲之子朱勔负责搜刮江浙一带的奇花异木，经水路运往汴京供徽宗赏玩。此举使民间奇珍异草被掠夺一空。尤其为运送花石，役夫数以千计，所经州县，苦不堪言。 “花石纲”之害的直接后果，造成了方腊大起义。宋朝的国力从此处于衰竭的境地。

蔡京等“六贼”的种种劣行，使北宋的政治腐败到极点。“打破筒(童)，泼了菜(蔡)”等歌谣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吴增《能改斋漫录》在提及此首歌谣时云：“童贯、蔡京用事时语”。《清波别志》卷上亦云：“蔡京、童贯朋奸误国，时有谣语云云，可见人心也。”

歌谣提出了对一个“好世界”的向往，而建立“好世界”的前提，就是必须彻底清除封建统治集团内部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歌谣情绪激愤地指出，被声讨的“六贼”成员童贯及“六贼”之首蔡京一类人，就是“朋奸误国”的败类。

这首作品在表现手法上采用了歌谣常用的“谐音”和“双关”的技巧，而这一技巧又和歌谣属于口头语言这一载体直接相关。口头语言有时贴切于实物，有时贴切于联想，但目的是造成一种“言此及彼”的境界。这首的“筒”和“菜”都是实物，从文字看，它所传达的词语信号既是音义合一的，又是双关的，但听众首先感知的却是“音”，由“音”而联想到字和字义，更进一步自然联想到字义所暗喻的最痛恨的人。这种由“音”而“字”而“义”而“人”的语言层次，显示了歌谣特有的思路敏捷，活泼自如的特点。整首歌谣风格率真，听了令人警醒，能起到文人诗所不能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