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日知录》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特色鲜明，在清初引起学者共鸣，对乾嘉汉学有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之际，士大夫们有感于明代学风空疏，渐趋务实。当时顾炎武的好友北方学者如张尔岐、马骕、刘孔怀、傅山、李因笃、王宏撰等人都有较浓的考据学兴趣。但尤以顾炎武《日知录》为博大精深，故为后人推崇。有不少人研究注释《日知录》，研究《日知录》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道光年间的黄汝成撰写的《〈日知录〉集释》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有清一代《日知录》的研究盛况。

顾炎武自己对《日知录》的学术价值也有相当的自信，他曾说：“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近二百年”大约是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算起。清代李慈铭认为：“顾氏此书，自谓平生之志与业尽在其中，则其意自不在区区考订。”“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相对而言，《日知录》虽然规模不及《文献通考》庞大，但体制精微，论述更加深入具体，个人的学术思想也更加明显。

《日知录》朴实无华，开创了务实的新学风，一洗明末空疏浮泛的习气。特别是在雍正、乾隆两朝，伴随着文字狱的兴起，学者们多汲取《日知录》中考证经史的方法。因此，后人在评价清代学术的渊源时，对顾炎武的学术影响评价甚高。顾炎武被视作“清学的开山之祖”与乾嘉考据学的“不祧祖先”。梁启超认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范文澜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

清代研究《日知录》的学者很多，大多是经史学家，也有文学家。如阎若璩、李光地、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庄存与等经学家，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史学家，方苞、姚鼐等文学家。《日知录》注释多达90余家，侧面反映了清代朴学的繁盛以及《日知录》的深远影响。

阎若璩曾为顾氏《日知录》改订50余条，而自言“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所佩服者仅有钱牧斋、顾炎武、黄宗羲三人而已（《钱牧斋先生年谱》附录）。而乾嘉之学中无论是经学研究的吴、皖派，或者是史学研究的浙东、浙西派，都莫不祖尚顾炎武。章学诚推顾炎武为开国儒宗（《文史通义·浙东学术》）。阮元的《国朝儒林传稿》也以顾氏居首。

乾嘉之学是对顾炎武学问的发扬。顾炎武关于经学、史学等方面的许多见解以及其客观平实的研究方法在乾嘉学者中得到了继承、充实和发展。如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程瑶田对于典制的疏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对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以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洪颐煊《诸史考异》，陈景云《两汉书订误》，沈钦韩《两汉书疏证》，杭世骏《三国志补注》，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汪辉祖《元史本证》，赵翼《廿二史札记》等著作，可以说都是继承了顾炎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而又加以运用和发展的具体学术成果。他们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方法，校正经、史乃至子书的错误，辨析文献的真伪，判断其成书年代；并通过分析、比较、归纳和推理等形式逻辑方法去验证、鉴别和评估经籍中所载某一事件、某一事物和某项典章的真实程度。这些，不但解决了许多历史疑案，整理了历代重要典籍，而且为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学的基础。他们所建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有助于改变只凭个人学识和经验，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断史料的局限。近现代著名史学家之所以能取得研究的重大突破，除了因为他们有新的史观作指导以外，还得力于乾嘉学者为他们提供了比较客观的史料基础。而在领受乾嘉学者的文化遗产时，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有奠基之功的顾炎武及其《日知录》。

如果说乾嘉学者偏重于《日知录》的考据方法论，那么当民族文化危机再度呈现于中国近代，学者们就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日知录》的深层意义了。龚自珍曾就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发表评论，说把清朝学术概名为汉学“有十不安”，其中之一即是说：“国初之学，与乾嘉初年以来之学不同。”（《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江子屏笺》）黄汝成究心于《日知录》，写成《〈日知录〉集释》，在序文中再三称道顾炎武的经世胸怀。而张穆自序其《顾亭林先生年谱》说：“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启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自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对于顾炎武思想及学术遗产的全面研究，可以看出这一遗产对俞樾、章太炎、王国维等都有很大影响。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早就指出过，“只有王国维是最后继承炎武的人”，“从炎武到王国维是近代中国学术的宝贵遗产”。有了这些遗产，才会有“五四”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