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梦》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蔡元培著，不分回。甲辰年 (1904) 正月初二至初十日 《俄事警闻》第65、66、67、68、72、73号连载。

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自号“中国一民”的支那人，他十二岁时离家外出，跑到通商口岸作工度日，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又到美国、法国、德国游历，进了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卒业后又游历英吉利、意大利、瑞士等国，还到俄国考察。及至回到初次出门的通商场，已经三十多岁了。按蔡元培于甲辰年为三十八岁，自谓“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乃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中字，改号“民友”为“孑民”，则小说中之“中国一民”，颇有作者自况之意，但其时蔡元培尚未游学欧洲 (蔡元培初次游学德国，为1907年丁未)，所以又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小说写癸卯年除夕，“正逢日俄两国为着支那人的土地开战，一天总有许多警报到这通商场来”，但这通商场的人，“还是讨债的讨债，求人的求人，祭神的祭神，吃酒的吃酒，忙个不了，连那报纸都没有工夫看了。”一民先生道：“呸!地球绕太阳一周，算是一年，不知是那一天起的，这些三百六十五日里面，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当除夕、当元旦的，今天就值得这样看重么? 况且闹的都是为一家起见，连那自己土地送给别人做战场都不管，这真是家人罢了; 要是有一天，从家人进一步到成了国人的资格; 或者又有一天，从国人再进一步成了世界人的资格”，国家才有一番新局面。“家人”、“国人”、“世界人”之说，似源于梁启超。他在《汗漫录》中曾经说过：“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只是从自我体验而言的，蔡元培则发展为全新的政治概念。一民说：

人类的力量，现在还不能胜自然，如时疫水旱的事，终不能免，是因为地球上一国一国的分了，各要贪自己国里的便宜，国与国的交涉，把人的力量都縻费掉了; 一国所以不能胜别国，不是土地失去，就是利权让人，因为一国中又是一家一家的分了，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把人的力量都縻费掉了。如今最文明国的人，还是把他力量一半费在国上，一半费在家里，实在还没有完全的国，那里能讲到世界主义?先要把没有成国的人，都叫他好好儿造起一个国来才好。现在史拉夫人、支那人，都是有家没有国的，史拉夫人口造新国的一天多于一天，支那人想的都少，还是天天自己说是“中国人，中国人”，真厚脸皮吓。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把縻费在家里的力量充了公就好了。

一民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中国人“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是有家没有国的 “家人”。要造成新中国，关键在于各人把縻费在家里的力量充了公，成为真正的 “国人”。

怀着这样的主义，一民在甲辰年正月初一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由各地方公举议员的议会已经召开，议会大声疾呼：“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针对政府于日俄战争宣布 “局外中立” 之举，振聋发聩道：“ ‘局外’到底了，连造新国的材料都没有了，那时候才是真绝望哩!”为此，议会提出了驱逐假冒公意的“几个糊涂东西”的主张，说：“这仿佛一个店铺，被一个冒充管帐的人，私造印章，把货物盗卖给别人”，于此“打个电报，做篇文章，是不中用的”，只有凭实力“把这冒充管帐逐了，还要与取货的评理;评不下来，就要开战” 才行。小说没有正面交代如何逐去 “冒充管帐” 的经过，只是从后文叙列强各国欲干涉中国时可看出皇帝是被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的。那么，蔡元培为什么不在小说中大书持书驱逐皇帝的经过呢? 除了必要的避忌之外，大约还与他不赞同将“排满”与革命混为一谈，尤其是不赞成 “杀尽胡人” 的见解有关。他在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发表《释 “仇满”》，认为满人之血液、风习，久已与汉族混杂同化，所谓“满州人”，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纪号焉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显示了 “不争种族贵贱之别” 的博大胸襟。因为在蔡元培的观念中，革命与立宪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他在1901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国宪三变： 曰专制，于春秋为据乱世; 曰立宪，为升平世; 曰共和，为太平世。”本着“今世界政体惟立宪最宜”的思想，他号召说：“乌呼，我国苦专制久矣，诚以诸君宗旨之正而引而申之，扩而充之，以灌输立宪思想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响于是者。”在蔡元培看来，革命纯然是实现立宪之手段，这同当时盛行的以革命等同于排满，甚至 “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以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 思想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年梦》的重点，在叙述驱逐了“冒充管帐”以后，新中国所实行的内政外交的革命。小说指出，各人只看到自己的 “小家当”而看不到国家这个 “大家当”，“并不能专说人心不好，实在有许多老法子把他束缚住了。如今要把老法子统统去掉，另定一个章程：一个人出多少力，就受多少享用;不出力的，就没有享用，叫他那因果丝毫不差，那自然人人着力了。”在对国情的充分调查和区划建筑的基础上，将人的职业分作两款： 一为 “变化原料”、“移动货构” 的普遍职业，一为 “从精神上用变化移动等手段” 的教育、书报、歌舞以及 “专门除害”的医疗、裁判的特殊职业。又规定每人一生中，七岁以前是受抚养的时候，七岁到二十四岁是受教育的时候，二十四岁到四十八岁是做职业的时候，四十八岁以后是休养的时候;而每人一日之中，做工八时，饮食谈话游散八时，睡散八时。这样，就可以 “把縻费在家里的力量充了公”，造出个新中国来了。针对每个人只要有一个职业利益都是一样，怕“从此最辛苦、最艰难、最危险的事没有人干了，世界就怕没有进步了”的疑问，小说说：

人的做工，于他身体上精神上不相宜了，才要偷懒; 要是很相宜的，就硬阻止他也阻止不了。譬如，眼是能看的，硬教他合着不看，可以么? 耳是能听的，硬教他按着不听，可以么? 呼吸是肺的利益，鼻子偏替他做工; 食物是胃的利益，口舌替他效劳。我们国里面有这几等做工的人，就同身体上五官四肢，只要不误用就好了。……国里面有一种职业，总不怕没有相宜的人。至于工艺一门，最重的是制造机器，凡有危险的事，都可用机器代做。不过辛苦艰难是有的，照变通办法的条例，费力多的职业，每日并不必限定八时，这就不相妨了。

据蔡元培口述《传略》中说：“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其实，小说中宣传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及视劳动为人生本性的观点，才是更带社会主义性质的，当然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1914年时，刘师复曾说：“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比较起来，蔡元培的主张要更早一些。蒋维乔于民元 (1912) 作文谓蔡元培 “夙抱社会主义，顾不轻以语人。盖壬、癸之间，知革命主义者尚鲜，至社会主义，则未经人道，偶有一二留学生道及之，类皆不矜细行，为世诟病。”《新年梦》首倡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以为它是臻中国于富强的必由之路，应该说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为要实行此种社会主义，单单驱逐 “冒充管事的人”是不够的。这就一方面要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新定的国法，上、中流人是不用说的了，就是下等社会，他因为有许多小说、唱本、演说坛、戏院，都就他们平日顶羡慕的、顶嫌恶的、顶忧愁的、顶怕惧的，反反复复比较苦乐、联合因果，就他们知识，发见有一线光明的门径，尽力的感动他。又先造个模范村，先教上流最明白人实行起来给他们看，所以也没有一个不赞成了。”另一方面，对于发狂一样硬要设法阻挠新法的几个 “冒充管事”、“向称富翁” 的人，“只好下点辣手了”： 由地方议会断定有罪，立刻处死。那动刑的手段是很有小说趣味的： 裁判所运用驾驶电气的手段将其击死，身上印着 “某罪某刑”字样，真同俗间传说的雷公击人一样，防也没法防，躲也没处躲。处死了一、二百人，反对党也慢慢的投降了，不到一年，竟做到全国一心，那些预定的事，竟是如心如意地办下去了。蔡元培所设想的两手从道理上讲何尝不是，只是未免轻松易与了一些。

由于国法的政变，支那的兵知道土地是自己的产业，他们是为自己而战，立刻与俄宣战，恢复了东三省;国法改变以后，国中的人彼此没有尔我的分别，对了外国倒分得十分精细，把从前所订造铁路、开矿山的合同都废了： 租界上住的支那人，不愁没有事业，都不肯做买办、通事、西崽，仰外人的鼻息，外国租界也被赎了回来。又经过与外国联军的一番恶战，因了中国人“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灵魂”，外国人想买个奸细也买不出，而外国“不论什么文明，总还在生计竞争的圈子里”，用钱买通几个高等奸细，终于将各国的海陆军击败，把从前叫做势力范围的统统消灭了。

蔡尚思在比较蔡元培与孔子理想异同时说：“孔子的理想社会在过去，故信仰今不如古的退化论;先生的理想社会在将来，故信仰后优于前的进化论。”蔡元培不是泛泛的进化论者，他站在全人类未来的高度，使得他的新中国梦大大超越了当时强种强国的水准，提出了世界大同的理想：“我们虽然战胜，但并不要借此占便宜，趁着各国军备零落的时候，就提出弭兵会的宗旨来，请设一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裁判员与军人皆按各国户口派定，国中除警察外，不得别设军备。两国有龃龉的事，悉由裁判所公判; 有不从的，就用世界军打他。”从此各国竟没有了战事，民间渐渐康乐起来。中国的文明事业达到顶点。不到六十年，中国的新法传遍了五洲，“大家商量开一个大会，想把这些国□都消灭了，把那虚设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一个 ‘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指使，思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

蔡元培不是小说家，他以思想家教育家的身份写小说，充分注意到小说“文理浅近，尤有语言文字合一之趣”，且“所以激刺感情，而辅庄语不足”的特点和功能，从阐发学说“正大确实之义”的角度看，是极有价值的; 小说承继了梁启超首创的以正笔写中国美妙诱人的 “未来”的展望体的路数，而在以梦的形式展望未来的同时，又时时环顾黑暗的现实，因而带有更为沉郁凝重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