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打过这样一场战争，但由于年深月久，比起别的战争和另外一种战争来它又那么不起眼。以致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也不免将它遗忘。我说的那场战争，发生在使用铣甲强弩的“克莱西之战”和“阿让库尔之战”之后，而在扔到广岛、长崎的试验性原子弹略施小技以前不久。
我也曾经历了一下那场战争，可以说只是去参观了一下吧。因为我身穿战地记者服装，当然不会去打仗。饶有兴味的是，我对那场战争已记不太分明了。重读这些当年怀着激情发出的通讯，荡然无存的影像和情感忽又联翩而至。
也许把灾难遗忘掉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须的。看来战争的确是人类容易忘却的灾难。如果我们能从灾难中学到什么，那么让记忆长存才有益，但我们偏不去学。据说古希腊每隔20年至少要打一次战争，因为每一代人都得了解战争是什么样子。在我们看来，必须忘记或千万别再耽迷于那种残忍的胡闹。
不过，我说的那场战争也许值得记住，因为这是最后一次那样的战争。美国内战曾被称为最后一次“君子之战”，而所谓二次大战则无疑是最后一次历时长久的全球战争。下一场战争，如果我们愚蠢得听任其爆发，那就是最后一次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到那时将无人幸存来回忆了。如果我们真是如此愚蠢，那么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就不配生存。物竞天择，许多别的生物已从地球上消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能逃脱这万古不易的自然规律；过度的军备、过度的骄奢，特别是过度的一体化预示着行将灭亡。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克州的美国人》里用了“胜者被败者的累累尸骨压死”这样一个反论，这真是可怕而又可能。
然而，无论多么可能，也只是猜想而已。说来也怪，在我模糊记忆里的战争，已像猜想一样朦朦胧胧。我的朋友杰克·瓦格纳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弟弟马克斯则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杰克偏爱自己了解的战争，言必称“了不起的战争”，但他的弟弟听了却很讨厌。自然，“了不起的战争”只是你所了解的战争。
但是，你现在了解它吗？你还记得它吗？战争的规模、人的观念、恐怖，对了，也还有欢乐喽，你都记得吗？我不知道经历过战争的人还有多少能记忆犹新。
自从这些通讯仓促脱稿，用电话隔海传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他许多报纸的特快消息发表之后，我就和它们暌别了。那个年月是战地记者写书的黄金时代，但我忍住了冲动，我认为，或者说曾经认为，这些通讯除非在未来20年内还有真实性，否则也只配留在泛黄的旧报合订本里。现在我拿出来发表，完全不是我的初衷。过了这么多年，再把它们披览一过，我不仅看到我遗忘了多少，还认识到它们是时代的产物，态度是传统的，情感冲动是浪漫的，从在它们之后发生的一切来看，也许还是不准确、歪曲和褊狭的。
这些通讯所记述的都实有其事。但重读之余，我的记忆又复活了起来，浮现出另一些也确实发生过却未予报道的事。这些事没有报道，部分是制度问题，部分是传统原因，而主要是因为有一种被称为“一切为战”的大而空的东西。妨碍或违反“一切为战”的自然是坏的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由记者自己去判断。他们一旦忘情，破坏了任何一条规矩，那么新闻检查官、司令部、报纸以及最有约束力的，也就是有战争观念的老百姓、“鹳鸟俱乐部”、《时代》周刊和《纽约人》这些不打仗的“兵团”，就会迫使记者就范，不然就以危及“一切为战”为理由建议记者离开这块地盘。公众团体协助研讨战术和后勤，母亲组织去监督品行，我说的品行不只是性道德，还有要钱、鬼混这样的一般问题。保密是个特别领域。也许20年来我们在保密方面十足有害的歇斯底里就萌生于那个时期，当时我们过分注重保密，起初是怕走漏运兵船航行消息会引来成群敌潜艇，倒也合乎情理。谁知从那时起便难以控制，结果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里都能查阅的资料也成了严守的机密，最严守的机密说穿了是众所周知的。
我不是说记者们都煞费苦心，被迫服从行动准则，他们大多头脑里就有一本行动准则，甚至据“一切为战”而给自己划框框。海盗书局决定把这些通讯结集出版，并建议我： 既然现在一切限制都已取消，就应该把发稿地点的“某地”改成事件发生的明确地点，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当时过分保守机密，以致现在已回忆不起来那些事究竟发生在哪里。
说起框框，有些是别人强加的，有些是我们作茧自缚。事过20年，觉得实在可笑。我只能追忆出几条来。其一是，美军里没有胆小鬼，在勇敢的士兵里，步兵最勇敢、最高尚。依照“一切为战”，这理由当然显而易见，在整个战争中，步兵最脏、最累，奖赏也最低微。撇开危险和脏不说，许多他们必须去干的事还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必须使他们安心，去相信他们认为愚蠢的事实际上是必要和明智的，干了这些事便是英雄。当然，谁也没有哪怕是偶然地调查过，士兵实在无可选择。他们若去自由选择，那么不是被就地正法，就是被终身监禁。
第二个惯例是： 我们没有残暴的、功名心重和无知的指挥官。如果说有我们参与其中的这一群乌合之众会要惨遭失败，这不仅早就可以预见到，而且想夺取胜利的重大战略居然有赖于此。
第三个要恪守的规矩是： 500万正常的、年轻力壮的、性欲旺盛的士兵，在“一切为战”时期改了好色的积习。其实，他们携带光屁股姑娘的照片，称之为“墙头美女”，但谁又想过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惯例即法律，军需处订购不知几百万避孕同时预防梅毒的阴茎套，只好被解释为是用来防止机枪受潮——也许果真是防潮。既然我们的军队和一切军队一样，都是由好人与歹徒、美的和丑的、残忍的和善良的、野蛮的和仁慈的、身体强壮的和体弱多病的士兵构成，要维护把军队说得尽善尽美的惯例似乎不容易，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都是“一切为战”的一分子。我们追随它，不但如此，我们还鼓动它，久而久之，它也成为我们大家的一部分，于是一切真相自然成了机密，稍有疏忽就是妨碍“一切为战”。我不是说记者都撒谎。他们不都撒谎。这本集子里的通讯就都确有其事，倒是那些绝口不提的事情里有蹊跷。
巴顿将军在一所医院里掴了伤兵一记耳光，我们在杰拉的海军打下59架自己的运输机，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请求战地记者不要报道这些事，因为这会挫伤国内的士气。于是战地记者便没有去报道。当然，陆军部把这些事透露给一家地方小报的记者，结果还是见了报。可我们战地记者决没有背离“一切为战”的行为。
与此同时，一些奇怪的模式故事却应运而生，还得到及时报道。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是说一个陆军上校或空军将军因职务所系在地面工作，条件舒适，却闷闷不乐，常常为不能和弟兄们一起冒着高射炮火到德国上空执行任务而苦恼。是艰苦、严峻的任务使他离不开地面，这比飞行任务还要艰巨得多。这种故事不知始于何地，看来不像是从士兵里传出来的。我没见过哪个轰炸员不是爽快地接受这种“更严峻的任务”的。他们或许粗野一点，但决不愚钝。
重读旧稿，我看出这些通讯已被新闻检查官删得体无完肤。我已不知道删去的是什么了。记者们不和检查官理论短长。他们的工作很棘手。不知道什么内容会触犯检查官，对他们的删改谁也奈何不得。为了明哲保身，他们删得十分巧妙。海军检查官对地名特别敏感，也不管这些地方是不是军事要地。这可是个万全之策。我在受了检查官的留难之后，写过一篇有关希罗多德记述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中萨拉米斯之战的文章。但既然其中有地名，尽管是古典地名，自然就不能幸免于海军检查官的刀笔。
我们确实想遵守新闻检查的准则，即使明知其中有不少是胡闹，但要弄明白这些准则是什么却又难上加难。它们随长官意志而改变。你刚觉得已经明白什么可以发，命令一变，就得作罢。
记者们好奇、狂热，但很可靠。由于兵种、规模、复杂的情况和指挥等等原因，军队注定要出差错。在官方的报道中，这些差错都能被随意解释和改头换面。因此，指挥官对记者就不免发怵。那些纠缠不放的采访者，尤其是此中老手，缠得他们坐卧不安。说真的，许多职业战地记者目睹的战争和战争的种类，比军队里任何人都多。比如说凯帕，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埃塞俄比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又如克拉克·李，曾在科雷吉多尔岛待过，在此以前他又在日本。正规部队虽然很不喜欢战地记者，却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这些记者是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况且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名扬全国，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在全美国已经联合起来。许多人创立了自己的方式和风格。有些成了个人英雄主义者，但不多。厄尼·派尔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和器重，以重要性言，大大超过多数将军。
在这班倔强的职业记者眼里，我来到他们中间犹如一个陌生人、一头圣牛或一名游客。我想他们曾以为我是闯入他们辛苦得来的地盘。但是，当他们看出我不是重复他们的工作，不去报道纯新闻，就对我竭诚相待了，还格外帮我的忙，看我不懂就指点我。就说那个凯帕吧，他就指点过我碰到开火怎么办。他说“站稳脚跟别动，要是没打中你，那是他们还没发现你”。谁料想，后来凯帕正打算从这种可怕而徒劳的工作引退时，却不得不出去采访而终于在越南踩上了地雷。厄尼·派尔也在他计划作为最后一次疲乏的采访的旅途中，被狙击手打中眉心身亡。
我们都学会在新闻稿上玩些小花样。重读旧稿，我认出自己玩的一种花样。这就是我从不承认我目击过什么。描述一件事，总是借他人之口。记不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我当时觉得这样会更令人信服。也可能自感是一个闯进别人地盘的人，一个战争里的窃听者，有点羞于待在那里吧。我感到内疚也许还因为我想回国就能回国而士兵不能。其实，当一名记者既不安全也不舒适。军务大部分是供应、运输和事务工作，即使是作战部队，任务完成后也有休整期，然而战地记者懂得如果他们不接近现场，报纸便会面有难色，因此记者的死亡率很高。记者当久了，又常到现场去，恶运便会临头。我边读旧稿边为那么多记者已经作古而感到毛骨悚然。现在只有几个那时夜里谈可怕的经历、白天怨声不绝的乐天派还活在世上。
还是言归那些惯例吧。报道的模式之一是表现出你老是怕打仗。我想我是真怕，这也正合模式。设计出这种模式我想是借此衬托出士兵的骁勇吧。然而士兵和任何人一样，有勇敢的，自然也有胆小的。
我们自己删改比被人删改多得多。我们认为对所谓国内战线负有责任。一种普遍的情绪是： 如果不对国内战线掩盖战争真相，就会引起恐慌。我们还认为必须避免使我们的武装部队遭到讥评，不然他们会像阿契里斯那样躲进帐篷，绷着脸去生闷气的。
战地记者自我约束，自我检查，确实是讲道德，有爱国心，从明哲保身的意义上说也颇见实效。有些题材是禁区，某些人批评不得，连发生疑问也不成。一个不乖巧的记者如破了此例，文章发表不了且不说，一道命令下来还会要他离开战场，战地记者离开战地等于失业。
譬如，我们知道一个英名冠世的将军频频更换新闻发布人员，因为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头条新闻的报道；我们知道一个海军中校因照坏一张他的侧面像而撤了给他拍照的通信兵中士的职；有几个善战的军官被嫉贤的上司调离，因为他们使部下的士气太高涨，受到记者们交口赞誉。军队里不断有宿醉不醒的老酒鬼泡病假，军官们和陆军妇女辅助队之间的关系很惹眼，病残退伍的实际上是因为愚蠢、残暴、胆怯，甚至在性关系上越轨。不知道有谁采用这样的新闻。采用这种新闻，有悖于战时道德不说，还会砸了饭碗。一个抢先登出有关停战的独家新闻的记者就砸了饭碗，前程也断送了。
不错，我们写的战争只是管中窥豹，不过当时我们相信、热切地相信也只有这么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过兵的人写的小说，如《赤裸的和死去的》，在战后会使一向被谨防跟歇斯底里狂乱接触的公众感到十分恐怖。
反正我们有丰满的新闻材料。可写的英雄行为、忘我精神、聪明才智和仁慈厚道，实在太多太多了，说不定删去那些真实的场景是对的。的确，如果我们把目睹的一切披露无遗，又用战场上的语言来写，那么国内战线甚至会比我们写的人更慌乱。何况，在可笑的利己主义里也有一个布雷德利；在爱出风头的军人里也有如特利·艾伦和罗斯福将军这样的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浑身臭气、行骗、满嘴脏话的兵油子的行伍中，有真正的英雄、厚道人、有识之士，他们懂得或自以为懂得为什么而战，因此能轻易地克服一切困难。
我以为，从职业上说，战地记者有道德、严守职责，其中有许多人非常勇敢，有些真有献身精神，但新闻稿一发出，我想就跟那些官兵难分彼此，我们只是比他们有更多的便利罢了。我们带着假军阶，从上尉到中校一应俱全，这使我们能在下士不能进去的军官餐厅吃饭，但我们也去接近军官不去接近的下士。我记得在北非时的一次军官舞会，沉闷、冷清，青年军官们和护士们跟着发条留声机放出的旧曲子机械地跳舞，而在邻近的兵营里，一个我以为最出色的爵士小乐队正演奏得令人心醉神迷。当然，我们记者就合着这更加销魂的乐曲快活地跳起来。军阶确实有特权，但在我们看来，有时就等于执照。任务一完成，新闻稿一发，我们就去找寻黑市酒肉和眠花宿柳的地方，还相互交换地址。我们认得出哪些是非法出租车。我们欺骗、做贼、装病、偷懒，总之让自己快活个够。我早就知道只消给运输兵下士一品脱威士忌，上飞机就能坐在携带司令部紧急命令的将军前面，我们偷军队的东西不多。我们不必去偷，东西会发给我们的。再说，还有军队里的老手跟我们作对。我记得一个军需部的将军满脸愁云地读着军需仓库失窃和爆炸的报告，说：“美国兵是世界上最坏的贼。你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等他们把我们自己的偷光了，就该去偷德国人了，上帝保佑希特勒。”我记得一艘驱逐舰正在海上，军官们的随身武器、四五手枪和卡宾枪忽然都失踪了。尽管从船首查到船尾，连油舱和水舱也查遍了，也还是找不到一支枪。士兵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偷东西的冲动。他们以熟练的技巧搜去俘虏们身上的手表、照相机和随身武器(士兵们能出卖的货物)。不过记者偷得不多——我已说过，他们不必去偷。再说，我们走南闯北，不便带东西。天晓得我们领过多少钢盔、睡袋和防毒面罩。我很少把它们带到我去的地方，就是带去了也不再带回来。在伦敦几个饭店的地窖里，一定还有许多箱15年前记者留下的战利品，决无人去认领，我知道就有一两处这样的地窖。
由于还有价值可言，或者还能旧梦重温，才有了这本集子。这些时代的产物，这些海外奇谭，这些对一个时代和不复再有的态度的乏味的回忆，这些对一场我虽目睹却又不信的战争的一部分所作的悲哀而滑稽的记录。它们因捏造的壮观而不真实，令人读后感到像克莱西之战和邦克山之战、葛底斯堡之战的战争画一样。尽管一切战争都是作为思维动物的人类的失败的征兆，但在这些记忆中的战争里，总还有一点豪侠气概，一点勇敢和一点仁慈。死了自不必说，一个人残废而活着，他该不会把致残的原因当礼物带给他的孩子们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受恐惧的煎熬，然而也只是恐惧而已，没有从恐惧中产生出好的结果。恐惧的产物是在我们的蒙昧中滋生的残忍、欺骗和怀疑。我们用试验的炸弹毒化空气，恰如用恐惧，莫可名状的、愚蠢的、毒瘤似的恐怖，毒化我们自己的灵魂。
这个集子里的短文是在压力和紧张中写成的。重读之后，我最初的冲动就是要去更正、修改、润饰，删去冗繁，但我又想，它们的粗糙正是新闻稿直接性的一部分。它们像邪恶的巫婆和善良的仙子一样真实，像任何神话一样，经过剪裁，逼真、耐看。
打过这样一场战争，很久以前——从前。
(朱雍 译)
注释：
克莱西之战： 克莱西是法国一村名，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率四万英军在此击败十万法军。
阿让库尔之战： 阿让库尔是法国地名，英法“百年战争”中亨利五世率英军在阿让库尔附近一村中与法军激战，万余法军战死。这是英军继克莱西之战后又一次胜利。
希罗多德：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史学家，希波战争史作者。
萨拉米斯之战： 萨拉米斯是希腊爱琴海中一岛，希波战争中希腊于此获胜，波斯200余战船覆灭。
科雷吉多尔岛： 菲律宾马尼拉门户的石岛，因二次大战中美菲守军对抗人数众多的日军闻名。
阿契里斯： 希腊神话中阿加门农军队里最勇敢、美貌和敏捷的人。他出生后被母亲倒提在冥河中浸过，因而刀枪不入，唯脚踵未浸入故此处是致命弱点。
美国名作家诺曼·梅勒的小说，描写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军。
布雷德利： 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二次大战初期在后方训练步兵，1943年任欧洲美军地面部队司令。
邦克山之战： 邦克山是美国查尔斯顿一座山，在独立战争中颇有名。
葛底斯堡之战： 美国内战期间，1863年在此发生30天著名激战。
【赏析】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于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战争”这个词汇只能通过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和新闻来领略个大概，关于战争的任何感悟都可以被评价为“隔靴搔痒”。对于一部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人来说，战争(特别是那些规模宏大的国家性、世界性战争)也许是令人神往的，如果他们“有幸”生于战争年代，必定会建功立业，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战争或许也是令人振奋的，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很多令人头痛的分歧和争端；战争更可能是令人激动的，正因为战争才会造就出那么多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和缠绵悱恻的浪漫爱情，成就了诸多的文学巨著……但是，对于那些真正亲身经过战争的人来说，用“灾难”二字来形容它，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
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就曾经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死伤最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他于战后50年代将自己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欧洲战场通讯进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散文集《战地随笔》。
《战地随笔》的《序言》与它的正文同样精彩而美妙，作者斯坦贝克一开始就告诉他的读者们，“也许把灾难遗忘掉是正确的甚至是必须的。看来战争的确是人类容易忘却的灾难”。但是，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坚持并努力不去忘掉，也希望大家不要忘掉，这样做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必须“从灾难中学到什么”。讨论如此严肃的一个话题，会有许多种抒写表达的方式，而斯坦贝克却选择了表面看上去最不“般配”的一种叙述方式——幽默的文笔。比如，文章甫一开篇，他就用了“我说的那场战争，发生在使用铁甲强弩的‘克莱西之战’和‘阿让库尔之战’之后，而在扔到广岛、长崎的试验性原子弹略施小技以前不久”这样一句话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时间；当谈到自己那被无数人崇拜、尊敬的战地记者这一光荣的身份时，他只是客观、甚至有些慵懒地写道：“我也曾经历了一下那场战争，可以说只是去参观了一下吧。因为我身穿战地记者服装，当然不会去打仗。”而当提及那场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战争时，斯坦贝克就不仅仅只是表现出他惯有的幽默来了，他还将自己敢于说真话、敢于批判现实的本性(或者称之为“记者”的职业精神)表露无遗。他先从自己在战时所从事的职业开刀，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记者们的报道原则大致归纳出三条： 一是“美军里没有胆小鬼，在勇敢的士兵里，步兵最勇敢、最高尚” ；二是美军“没有残暴的、功名心重和无知的指挥官” ；三是“500万正常的、年轻力壮的、性欲旺盛的士兵，在‘一切为战’时期改了好色的积习”。在紧随其后的文字中，读者很快就会见识到斯坦贝克先生的坦率和大胆——“我们知道一个英名冠世的将军频频更换新闻发布人员，因为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头条新闻的报道；我们知道一个海军中校因照坏一张他的侧面像而撤了给他拍照的通信兵中士的职；有几个善战的军官被嫉贤的上司调离，因为他们使部下的士气太高涨，受到记者们交口赞誉……”
当然，聪明的读者在认真阅读之后就会感觉到那种幽默是被称作“反讽”的一种写法。恰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反思重大问题的视角，使他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对于他的评价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寓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观察”。
(石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