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于1712年出生在日内瓦，一出生即丧母，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成为学徒后，因不堪忍受师傅的暴虐，16岁时我便离开了家乡，流浪到萨瓦，在那里我遇见了“妈妈”——华伦夫人，在她身边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们后来发展成一种既是情人又是母子的关系。1742年，我离开了萨瓦，来到了巴黎，告别了我的青年时代。
在巴黎，我的简谱发明遭到了拒绝，经人介绍我到法国派驻威尼斯的大使馆做秘书，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愤而辞职。1749年，我的《论科学和艺术》在第戎学院的征文活动中获奖；随后，歌剧《乡村卜师》也获得极大的成功。此时，我选择退隐乡间，远离社交界。朋友们都不理解我，和我日渐疏远。《爱弥尔》出版后，我被迫四处流亡。外界到处流传着关于我的谣言，我决心要向世人做最真诚的忏悔，揭示我整个一生，让世人看到真正的我。
【作品选录】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绝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终于使我对于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并使我染上了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这一时期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回忆起来，令我深刻地体会到，在家靠父母和出外当奴隶之间的天壤之别。我生性腼腆而怯懦，尽管可以有千百个缺点，但绝不至于堕落到厚颜无耻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所享受的正当的自由仅只是一点一点地缩小范围，而现在呢，它完全化为乌有了。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在朗拜尔西埃先生家里的时候，我无拘无束；在舅父家里，我谨言慎行；到了我师傅那里，我就变得胆小如鼠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孩子。当初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过惯了完全和他们一样的生活： 没有一种娱乐我不能参加，没有一种佳肴会缺少我的那一份，我心里想什么，嘴里便说什么。而在我师傅家里竟变成怎样一个人呢？大家是一想便知的。因为在那里，我不敢张嘴；在那里，饭只吃到三分之一时候，就得离开饭桌，马上就得走出去；在那里，我是一天忙到晚，我看见别人有玩有乐，只是我什么也享受不着；在那里，主人及其狐朋狗友的逍遥放荡，越发使我感到受人奴役的重压；在那里，即便争论我最熟悉的事情，我也不敢张嘴；总之，在那里，我眼睛看见什么，心里就羡慕什么。为什么？只是因为被剥夺了一切。
由于担心自己的拜访得不到华伦夫人的垂青，我便采用了别的有利的方法。我以演说家的手法写了一封文词华丽的信，在信上把书中看到的名句和小徒弟的日常用语组合在一起，为了博得华伦夫人的好感，我施展了我所有的才华。我把德·彭维尔先生的信封在我的信里，然后带着惶恐的心情进行这次非同小可的拜谒。当时正逢华伦夫人不在家，人们对我说她刚刚出门到教堂去了。这是一七二八年举行圣枝仪式的日子。我跑着赶上前去： 我看到了她，追上了她，和她谈了话……我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地方。此后我曾多少次把我的眼泪洒在这个地方，用我的热吻吻这个地方啊。哎！我真想用金栏杆把这块幸福的地方围起来，使全世界的人都来瞻仰它！谁尊重人类得救的纪念物，谁就该跪拜前进到该纪念物的跟前。
她的住宅后面，有一条走道，右边有一条小溪把房舍和花园隔开，左边是院墙，有一个便门通向方济各会的教堂。华伦夫人正要进入这道门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便转过头来。这一刹那，我真不知惊讶到了什么程度！我本来以为她一定是个面目可憎、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我认为德·彭维尔先生说的善心的太太只能是这个样子；然而我现在所见到的却是一个风韵十足的面庞，一双柔情美丽的大蓝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动人心魄的胸部的轮廓——我这新入教的年轻信徒，一眼便把她完全看遍了。我立刻被她俘虏了。毫无疑问，用这样的传教士来传教，一定会把人领进教堂的。我用哆哆嗦嗦的手把信递给她，她笑盈盈地接过去拆开，在德·彭维尔先生的信上瞥了一眼，就来看我写的信，并且从头看到尾，如果不是她的仆人告诉她到了进教堂的时候，恐怕她还要看一遍。她对我说：“哎，孩子，”她的声音使我战栗，“你这样年轻就到处漂泊，实在太可惜了。”她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到家里去等我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就来和你谈谈。”
一个家庭瓦解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难免会丢失一些东西。然而由于仆人们的忠实和罗伦齐夫妇的周密照料，列入财产目录的东西一样也没缺。只有朋塔尔小姐丢失了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子。其实我要拿的话可以拿到许多好得多的东西，可是偏偏这条小丝带把我迷住了，我便把它偷了过来。我还没把这件东西藏好，就很快被人发觉了。有人问我是从哪里拿的，我立即慌了神，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红着脸说是玛丽永给我的。玛丽永是个年轻的莫里昂讷姑娘，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因病停止请客而把她原来的厨师辞退以后，就由玛丽永做了厨师，这时伯爵夫人需要的是鲜美的羹汤，而不是精心烹饪的佳肴。玛丽永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有一种山里人所特有的鲜艳肤色，特别是她那温和质朴的态度，没有人见了不觉得可爱；她也是一位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姑娘。因此我一提她的名字，大家都感到惊异。但是人们对我比对她更不信任，所以必须弄清楚究竟我们俩谁是小偷。人们把她叫来了，大家蜂拥而至，聚集在一起，罗克伯爵也在那里。她来以后，有人就拿出丝带来给她看，我厚颜无耻地硬说是她偷的；她愣了，一言不发，向我看了一眼，这一眼，就连魔鬼也得投降，可是我那残酷的心仍在顽抗。最后，她断然否认了，一点没有发火。她责备我，劝我扪心自问一下，不要诬赖一个从来没有坑害过我的纯洁的姑娘。但是我仍然极端无耻地一口咬定是她，并且当着她的面说丝带子是她给我的。可怜的姑娘哭起来了，只是对我说：“唉！卢梭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可不会像你这样。”两人对质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继续以同样的朴实和坚定态度来为自己辩护，但是没有骂我一句。她是这样的冷静温和，我的话却是那样的斩钉截铁，相形之下，她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简直不能设想，一方面是这样恶魔般的大胆，一方面是那样天使般的温柔。谁黑谁白，当时似乎无法判明。但是大家的揣测是有利于我的。当时由于纷乱，没有时间进行深入了解，罗克伯爵就把我们两个人都辞退了，辞退时只说： 罪人的良心一定会替无罪者复仇的。他的预言没有落空，它没有一天不在我身上应验。
我不知道这个被我诬陷的牺牲者后来怎样了，但是，从此以后，她显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位了。她蒙受莫须有的罪名，这罪名是从各方面都使她名誉扫地的。偷的东西虽不值钱，但毕竟是偷窃，而且更糟的是利用偷窃来诱惑一个年轻的小孩子。总之，既撒谎又坚持错误，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把许多恶习集于一身的女人，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我甚至觉得，我坑害她的结果的最大危险还不是穷困和被遗弃，以她那样的年龄，由于无辜受辱而感到悲观绝望，谁知道会使她落到什么地步呢？唉！当我追悔使她身遭不幸时，我心中已是悲切难忍，当我想到会使她变得比我更坏时，我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请读者想象一下吧！
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好像这个罪行是昨天才犯的。每当我的生活处于平静的状态时，这种回忆带给我的痛苦就比较轻微；如果在动荡多难的生活中，每逢想起这件事来，我就很难再有以无辜受害者自居的那种最甜美的慰藉。它使我深深体会到我在自己某一著作中所说过的话： 处于顺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睡着了；处于逆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加剧了。同时，我从来未能在对朋友谈知心话时把这件事说出来，以减轻我心中的重负。最亲密的友谊也未能使我向哪个人坦白一下，连对华伦夫人也是如此。我所能够做到的只是承认我干过一件应该谴责的残忍的事，但从来没有说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迄今丝毫没有减轻。我可以说，稍微摆脱这种良心上的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
以上的叙述是十分坦率的，谁也不会认为我在这儿粉饰我的可怕罪行。但是，如果我不把内心的意向同时叙述出来，甚至因为怕给自己辩解而对于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也不敢说，那就不能达到我撰写这部书的目的了。在我诬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害人之心。我所以嫁祸于这个不幸的姑娘，是由于我对她所抱的友情。说起来这太离奇了，但却是事实。我心中正在想念她，于是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推到她身上了。我主动干出来的事，却诬赖是她干的，说是她给了我这条丝带， 这正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她。后来当我看到她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痛心到了极点，但是，有那样多的人在场就把我的后悔心情压下去了。我不太害怕惩罚，我只害怕丢脸；我怕丢脸甚于怕死亡，甚于怕犯罪，甚于怕世界上的一切。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把自己闷死在地下。不可战胜的羞耻心战胜了一切；羞耻是造成我的无耻的唯一原因。我的罪恶越严重，怕认罪的恐怖心情越使我变得倔强。我心里最害怕的就是当面被认定是个小偷，是个撒谎的人和诬告者。群情骚动使得我除了害怕之外，不能有其他情绪了。如果容我冷静一下，我一定会毫不隐瞒地和盘托出。如果罗克先生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对我说：“不要陷害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是你做错了的话，就老老实实告诉我吧。”我一定会立刻跪到他的脚下。但是，正当我需要鼓励的时候，人们却一味地恫吓我。再说，年龄问题也是应该注意的，我的童年刚刚结束，甚至可以说我还是个孩子。真正的卑劣行为，年轻时所犯的要比成年所犯的更可恶；但是仅仅由于软弱而做出的坏事，倒是更应该得到宽恕，而我所犯的错误，究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使我深感痛苦的与其说是我所做的坏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由于我所做的坏事而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件事甚至对我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唯一的罪行给我留下的可怕的印象，使我以后永不会做出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犯罪的行为。我认为我所以那么憎恨撒谎，大部分是因为我痛悔我曾经制造过这样恶劣的谎言。我大胆地说，如果这件罪行可以弥补的话，那么，我在晚年所受的那么多的不幸和我四十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的诚实和正直，就是对它的弥补。再说，可怜的玛丽永在世间有了这么多替她报仇的人，无论我把她害得多么苦，我对死后的惩罚也不怎么害怕了。关于这件事我要说的话只此而已。请允许我以后永远不再谈了。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 《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顿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得到的印象还记得非常真切，但是详细情形自从我在致德·马勒赛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写出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点，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就为我效劳，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笔墨，它就抛弃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经我写出，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音乐里。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会背许多歌曲，而当我学会了读谱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记不得了。我怀疑在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的。
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纳堡时神情激动得近乎发狂。狄德罗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树底下用铅笔写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我的思想放手发挥下去，写出文章去应征。我照办了，而且从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刹那的狂妄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 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 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勉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
我急于要住进退隐庐，等不及明媚的春季来临，住宅一收拾好，就赶紧搬进去了。这就引起了霍尔巴赫一伙的一片嗤笑声，他们公开预言，我守不了三个月的寂寞，就会羞惭满面地回到巴黎，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呢，十五年来都是如鱼失水，现在仿佛又要回到故渊，对他们开的玩笑根本没有理睬。自从我不由自主地投身到社交界以来，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我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我在那里度过的甜蜜生活。我感到我生来就是为了退隐和乡居的，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得幸福。在威尼斯，在公务纷忙之中，在外交使节的高位之中，在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在巴黎，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光彩之中，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对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的回忆经常使我分心，勾起我的愁思，引起我的嗟叹和憧憬。过去，凡是我能强制自己去做的那一切工作，凡是曾使我打起一阵阵精神来的那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天能过这种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而这种生活，我此刻正深自庆幸即将到手了。我原以为只有相当的富裕才能实现这种生活，现在我诚然没有发财，但是我觉得，以我这种特殊的地位，无须发财，很可以由完全相反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是我有点名声，有些才气；我很俭朴，那些为了不招人非议而必需的开销又都摒弃了。除此之外，我虽然懒散，可当我愿意勤劳的时候，还是勤劳的；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我抄乐谱的这个活计，名既不高，利又不厚，但是靠得住。社会上很满意我有勇气选定这个职业。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也就够维持我的生活。《乡村卜师》和我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有了这笔存项，我就不至于受穷。再者，我正在写几部作品，有希望不必向书商索取高价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收入，足够使我能从容工作，不必过分劳累，甚至还有散步的余暇。我的小家庭，一共三人，个个都有事做，维持生活并不要太大的花费。总之，我的收入是跟我的需要和欲望相称的，使我有可能按照个人志趣选定的方式过幸福而持久的生活。
(黎星、范希衡译)
【赏析】
自奥古斯丁以来，西方自传形成了强大的忏悔传统。在卢梭之前，西方自传中的忏悔主要是宗教性质的，忏悔者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请求上帝的原谅，并向上帝表示赞美和感恩。人在上帝面前是渺小的，是生来有罪的。卢梭的《忏悔录》赋予西方自传中的忏悔意识以崭新的内涵。在卢梭的忏悔中，人是有尊严的，敢于在上帝面前为自己大声申辩，忏悔的内容也不仅仅是罪过，而是一切可以坦白出来的行为和思想。宗教忏悔的最终目的是为得到上帝的赦免，卢梭的忏悔却不是为了求得世人和上帝的原谅，而是以此回击别人对他的歪曲。从卢梭的忏悔内容看，他对自我的关注超过了对上帝的热爱，自我而且是世俗的自我成为自传的中心。卢梭推进了自传忏悔的世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自传的面目。
卢梭给自传带来的另一个革命性变化是他强烈地意识到个体的独一无二性，他并不认为与众不同就应该受到指责，反而认为它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他在开场白中宣称“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认为这种独一无二正是他的个体价值所在。卢梭对个体的独一无二性的重视体现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个体意识的不断强化和深入。此后，对个体的独一无二性的发掘和表现逐渐成为世俗性自传的核心内容。在确定自己个性的独一无二之后，在《忏悔录》中卢梭有意识地对自己独一无二之个性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卢梭不仅详细描写了自己特殊的童年环境，揭示了自己敏感多情，热爱自由、真理和正义这一性格的最初成因，还特别关注在自己个性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性人物和事件，并对其影响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总结。例如，在《忏悔录》中卢梭表明，自己早年的学徒经历，发生在自己从童年转向少年这一个性成长的关键时期，师傅的暴虐和不公正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使他的人格发生了扭曲，养成一些不良习惯，同时也激发了他反抗暴政的个性，影响了他后来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华伦夫人的关系则是卢梭回顾青年时代所着重表现和思考的内容。《忏悔录》中，卢梭深情地描写了与华伦夫人初次相遇的场景，华伦夫人不但收养了他，给他一段相对安逸的衣食无忧的生活，也正是在华伦夫人那里，他通过自学接受到最初的教育。在华伦夫人家的日子是卢梭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半是儿子、半是仆人、半是情人的身份形成他特殊的心理结构，对他日后独立进入社会所持的人生准则和道德标准、家庭观念都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直至晚年卢梭还慨叹自己是华伦夫人的作品。卢梭通过《忏悔录》传递出这样一个新颖的自传观： 自传的价值不在于它记录了什么，而在于它能否揭示出自传传主的个性，并对这一个性进行解释。这一观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自传的发展方向。可以说，卢梭动摇了自传的宗教根基，引领它从神性的殿堂回到人间，同时又赋予它认识个性从而认识人性这一崇高的使命。
对于卢梭的《忏悔录》，历来人们争论一个问题： 卢梭是否如他所说忏悔了一切？他是在忏悔还是在自我辩护？从卢梭所忏悔的内容看，他的确史无前例地对自我进行了暴露。如他忏悔自己曾诬陷女仆玛丽永、在街上丢弃突然发病的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忏悔出来只会对他的形象造成损害，但他并没有隐瞒。除承认自己的错误外，卢梭还暴露出自己个人生活最隐秘的事情，特别是他的性心理和他在性方面的私人经历。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这些表述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卢梭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证明： 作者连这些最难以启齿的东西都说出来，他一定说出了自我的全部真相。卢梭认为他对这些私密的忏悔是对自我、对人性的一次深入探究，对人性的研究不应只在那些光辉的地方进行，也应包括那些阴暗的、隐秘的角落。不过，后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即便卢梭真诚地想要做到完全地袒露真实的自我，由于多种原因，人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坦白出关于自己的一切。
当然，探查人性的真实并不是卢梭忏悔出一切的唯一目的。卢梭的忏悔在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反思的同时也是在进行自我辩护，以恢复他被谣言所严重歪曲的本来面目。卢梭认为人性本善，人之所以堕落是社会造成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败坏了人的纯真的本性，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应由社会而不是他本人来为他所犯的罪和错误负责。在成为学徒之前，卢梭性情温柔、聪明活泼，成为学徒后不久他就染上偷窃的毛病，在精神面貌上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自己被剥夺了一切，对什么都充满渴望，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想要得到它们。卢梭在流浪生涯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进一步证明社会应为卢梭的过错负责。卢梭一方面真诚地忏悔，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好人，并没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即便犯了错也是事出有因的。因此他在对诬陷玛丽永偷丝带和抛弃自己的孩子这些事件进行忏悔的同时，忍不住对自己的过错进行开脱，为自己进行辩护。正是如此，人们认为，虽然卢梭和奥古斯丁一样承认自己年轻时代许多不为人知的隐秘的罪过，但卢梭并不像奥古斯丁那样认为自己是上帝面前的罪人，而是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众人误解的被告，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申辩。
此外，卢梭在自辩的同时也对自我进行了颂扬。在《忏悔录》中卢梭写出了自己的志趣、爱好，与众不同的品格、操守。他的音乐才能、写作才华，以及他的美好而强烈的感情都在《忏悔录》中得到了宣扬。卢梭最为自豪的就是他能够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并在行动上捍卫这一真理。第戎学院的征文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激发出他最具有价值的思想，卢梭此后的人生都为这些思想所鼓舞并努力实践自己的思想，为此他蒙受了许多人的误解和迫害。卢梭写这些一方面是为了自我辩护，另一方面是确立自我，肯定自我的价值。他最终在自传中树立了一个真理的发现者、真理的传播者甚至是真理的殉道者的自我形象。
无论如何，在自传中，卢梭前所未有地从多角度透视了人自身，呈现出他内心中的自我肖像，这造成他作品的复杂性，也是他最大的贡献。他对自我的辩护和颂扬体现了启蒙以来人们自我尊严意识和自信心的增强，推动了现代社会人们自我认识的深入，同时他对自我的过度崇拜也成为现代社会自我中心主义过度膨胀的一个重要来源。
卢梭的《忏悔录》被认为是现代自传的开端。在卢梭之前，世俗自传虽有所发展，宗教自传却一直占据西方自传的主导地位。受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影响，宗教自传往往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宗教观念的事件进行叙述，结果往往造成传主个性不鲜明，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千篇一律、如出一辙。世俗自传则多为一些冒险家和政治、文化名人对自己的传奇经历的描述，它们多停留在事实层面上，缺乏对自我的深层研究和描述。卢梭从世俗人生意义的角度对自己的生平进行总结，对自我和人性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自传更具有心理深度和个人性。卢梭宣称要完全暴露自我，追求绝对的真实，这对后世自传作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无形中形成了西方自传的一个主要取向。卢梭对童年经历的关注，对内在心理的研究给后世自传作者也都深有启发。
卢梭在自传创作中不仅注重事件的真实，还追求感人的效果。《忏悔录》中人物心理、感情的描写细腻生动，而且常出现一些戏剧化的场面，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虚构。卢梭自传中的小说化倾向，直接影响了19世纪的浪漫自传及其后的自传写作。
(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