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德，是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中的主要人物。《上海的早晨》一共四部，在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第一、第二部中，徐义德形象已留给我们大体完整的印象了。

徐义德是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在民族资本家中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它剥削工人阶级，甚至为了争取利润从事非法活动，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另一方面又接受“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愿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作家当时的创作环境，在具体的民族资本家徐义德身上集中体现的则是前者。小说通过对徐义德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上海“三反”“五反”运动前夕以及运动中的生动表演，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他阴险狡诈、圆滑老练、远谋深算的性格特点。

徐义德在解放前就曾利用钞票贬值来残酷剥削工人，曾采用缓兵之计来对付工人的罢工运动。他老奸巨滑，是上海滩有名的“铁算盘”。人民解放军刚一渡江，他就估计到上海迟早不保，因此就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建立新厂;同时又赶紧把棉纱外运，换成外币，存在香港汇丰银行里;在纽约的银行里也有他的存款;他还把儿子送到香港补习英文，准备再送到英国或美国去读书。他把帝国主义当靠山，把香港、纽约作退路，真可谓“狡兔三窟”。为对付党和政府，徐义德设下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上海，第二道防线香港，最后防线是纽约”。他认为“共产党和我们资本家是死对头，他们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不会让我们讨什么便宜的”。同时他自作聪明， “料想中国的局面不久就要改变，……共产党将来自身难保”，因此解放后，徐义德始终没有停止过非法活动，他千方百计让自己的走狗工人陶阿毛混进工会，为他通风报信;他收买税局驻厂干部方宇，从而窃得税务情报，牟取暴利;在给花纱布公司代纺的棉纱里，他又掺入黄花衣，非法牟利;在“星二聚餐会”里，他更是出谋划策，主动提出统配统销的意见，为难政府;他暗里订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表面煞有介事，一再玩弄假坦白的把戏，妄图蒙混过关。他还召开家庭会议，隐藏私产;在工人中收买工贼、挑拨离间;对政府干部则引诱拉拢;当“五反”检查队下厂后，他还是耍两面手法。嘴上讲得好听，心里却准备继续顽抗，甚至用停伙停工的办法，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企图以此使检查队下不来。然而， “五反”运动势不可挡，在工作队充分发动职工的基础上，工人群众提供了大量徐义德的“五毒”线索。韩云程工程师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幡然悔悟，揭露了徐义德许多见不得人的“五毒”勾当，从而将徐义德这个堡垒打开了无法堵塞的缺口，再加上马慕韩的现身说法、职工大会的坚决斗争以及家属亲友的规劝，徐义德感觉到自己除了坦白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他看到坦白交代以后也并没有杀头、坐牢的危险，因此，他才无可奈何地勉强低头认了罪。

对于徐义德，作家不但写出了他作为资产阶级一员的阶级本性，而且还刻划了他不同于别的资本家的独特的个性。徐义德不同于光棍朱延年，也不同于胆小怕事的潘信诚，更不同于年轻的马慕韩，他是个经济实力雄厚的老奸巨猾的资本家。作家正是紧紧抓住他的性格特点展开人物描写的。徐义德设置三道防线、召开家庭会议等是写他的远谋深算;收买工贼、拉拢腐蚀政府干部、偷换原棉，以次充好，以及在“五反”运动中，当他的“五毒”行为被揭露时的嫁祸于人等是表现他的阴险狠毒、狡猾奸诈;而他对付“五反”工作队的一系列生动表演则充分揭示了他的圆滑老练诡计多端的性格特点。作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比较成功地揭示了不法资本家徐义德的性格。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在徐义德独特的性格中又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本质。

在塑造、刻划徐义德形象时，作家在艺术上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此很有特色。首先是作家善于采用心理描写的手法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比如，当他见到报上刊载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四名阻碍“三反”运动的党员干部撤职、开除党籍的新闻时，小说描写他先是“贪婪地看着，恨不得一口把整个新闻都吞下去”。继而“若有所失地坐在沙发上”，两眼“发楞”。接着他又想“自己还能在这间房子坐多少时候”。随后，他“把桌上的报纸翻过来又看了一下，仿佛不信任刚才的消息，现在再来证实一下”。他后悔当初怎么就没有离开上海。这就很有层次地写出了不法资本家徐义德做贼心虚的心理状态。

其次，作家还通过许多精彩的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的性格。原来，徐义德对衣着、仪表是十分讲究的，总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但在“五反”运动中，他却老是穿着“深灰咔叽布的人民装”，一顶布帽子几乎压到眉毛上， “远远望去，他的圆圆的脸上只有鼻子和嘴”。而且出门也不坐小车，而去挤公共汽车。更精彩的自然是那“一碗阳春面”的细节描写。徐义德事先叫人给他送来一碗阳春面，是为了对付停伙停工一事前来交涉的工会同志的。他一边吃一边说： “一个钱逼死英雄汉。没有钱也实在没有办法，老实讲，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阳春面，……可是没有钱，我今天也不得不端起这碗阳春面了。”通过这碗阳春面，徐义德要告诉大家，我停伙停工实在出于无奈。你看，我大老板也只得吃阳春面了。言下之意是，人民政府也逼得我太厉害了。作家采用这些生动的细节深刻揭示了徐义德工于心计、阴险狡猾的性格特点。

再次，作家还善于通过人物间的对比，来突出人物的性格。小说写第一次星二聚餐，烟草公司老板唐仲笙，将自己厂出品的仙鹤牌香烟敬客。朱延年吸了一口，还没有辨别出烟的味道，就连忙赞扬说： “这个烟真不错，你不讲仙鹤牌，我还以为是白锡包呢。”而徐义德只“勉强抽了一口就放下了”，觉得这烟味道太刺激，一点不醇，比他抽的三五牌差远了。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两个人的态度很不一样。因为朱延年在工商界地位不高，而且还刚刚加入“星二聚餐会”，因此他就乱捧别人，有明显的讨好的意思。而徐义德则不同，他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用不着乱捧别人。但他明知这烟味道不醇却又不置一词，因为他不愿得罪于人。这个说话最讲究分寸的人觉得在这里不开口、不作声才是最合适的。

作家通过多种手法多侧面地刻划徐义德的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鲜活生动的资本家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以资本家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十年代有一部茅盾的《子夜》。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又出现了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因此，徐义德是继吴荪甫之后的又一个成功的资本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