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闲斋笔记》简介|鉴赏

轶事小说集。陈其元撰。前编八卷，首列同治十二年自序并同治十三年俞樾序;后缀四卷。卷九首列光绪元年自按。存同治间吴氏刊本、宣统三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等。

俞樾序云：“若海宁陈氏其亦所谓名宗望姓、鼎族高门者乎!余于陈氏识子庄太守，盖吾舅氏姚平泉先生之高足弟子也。”称陈其元“出方雅之族兼文学政事之才”，他曾“历宰大县，所至有声，论者比之陆清献。近年归老于家，泉石优游，居多暇日，乃娱情翰墨，著庸间垒笔记一书，首述家门盛迹，先世轶事，次及游宦见闻，下迨诙谐游戏之类，斐然可观。”自序称其所记，一为“吾宗旧事”，一为“生平旧闻及身所经历目睹”，“事有所记忆，辄拉杂书之，纷纶丛脞，虽诙谐鄙事，无所不登，而国典朝章庄言，至论异轶事，军情夷务及展卷所得者，间亦存焉。”两序已清楚不过地揭示本书内容。“拉杂书之”，“杂”即笔记特点。著者明确地宣称自己写作，“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盖李肇所撰三卷之《唐国史补》多系开元至长庆的轶事琐闻和典制掌故，本书既效慕于彼，当与之同属历史琐闻类的笔记无疑。其中仅部份轶事尚可视为小说，不过如著者自己规定的“事征其实”，也是偏于实录性的记叙人事。是一类信手挥就、点染成趣的随笔体。其文风晓畅如流水奔泻而无板滞之感、做作之态，书中所记上海一带风物人情，系不可多得的乡土资料，它保存的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为研究民俗与社会的史料。如《孝媳》(卷六)之从死神手中夺生，《偿猪债》(卷八)之叙富户“精于榷算”重索乡人之债，《侵赈之报》(卷五)、《巡检作恶之报》(卷九)之揭露贪官劣迹，《盗案被诬》(卷八)、《做官不可有邀功心》(卷九)之批判折狱中的枉断屈判，《科名热中之笑柄》(卷二)之嘲讽科举迷等，均具社会内容与积极意义。总之，《庸闲斋笔记》或扬贞女之烈，或颂神灵之验，或书中西礼俗之异，或诬太平天国之举，文笔练达，思想平庸。这本历史琐闻类笔记所收的小说多实而寡虚，仅为记述传闻，而乏再创作之力，总的说佳作寥寥，成就不高，作者本意在记事而不在写小说。

陈其元撰著一些具有小说意味的篇目和片段，带有自发的倾向。由于他对小说认识不当，故作实录而不为小说，“小说家无稽之语，往往误人。”(《庸闲斋笔记》卷四《小说误人》)他以吴俗“咬死人，不偿命”为例，证明它来自《岳传》(即乾隆成书的《说岳全传》)所载张浚陷害岳飞，为诸将咬死之无史实根据，殊不知小说系并非纪实而可虚构之文。增订《说岳全传》的金丰在“甲子孟春”的序里早已宣布自己的创作宗旨：“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方能“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陈其元指斥的“无稽”，就是排斥想象，从而也排斥了文学创作，所以它的一些笔记缺乏形象性，很少在对话与细节上展开，每以作者叙述代替人物声态的描摹，以故事梗概为主，且少六朝小说的情趣，这无疑是个倒退，这是自纪昀后笔记小说的流风所及。这还可以拿他对待《红楼梦》的态度证实之。

“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摩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丰润丁雨生中丞巡抚江苏时严行禁止而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缀时，父母以是书贻祸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练亭在官有贤声，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素不相得。及陈被陷，乃密疏荐之，人以为贤。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复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焉。”(卷八《红楼梦之贻祸》)

在这段有关《红楼梦》的轶闻与资料的记叙中，陈其元的立场、观点是明白不过的了。而《红楼梦》问世后，影响之大，于兹可睹。陈氏把这部标志我国长篇白话小说最高成就的作品与大多士大夫一般地目为“淫书”，感叹了日昌严禁难绝，不仅学林好之，且民间青年男女亦酷嗜，连曹勋加入林清组织河北、山东农民起义的天理教，都要归罪于曹雪芹之撰《红楼梦》，连同上述对《说岳》的看法，都可见作者对小说的思想意义、社会作用和文学特征、创作方法均不甚了了，他写的笔记会是什么样子，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