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三]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二·二十]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八·十一]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十二·五]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十五·三十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十六·六]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鉴赏〕 庄敬是孔子特别重视的一种人格品质和生活态度，他经常讲到的恭也是强调庄重的意思。在他的话语中，庄敬并非只是讲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一个人对待工作、他人和人生的根本态度，是人们完善自我的一个基本方面。所以有人问孔子弟子子贡，他的老师为何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子贡回答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把恭与孔子的其他的优秀品质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孔子首先把庄敬规定为治国理政者必须具备的行为方式、道德品质和精神状态。他在评价春秋后期郑国杰出的政治家子产时，赞扬了他的四种美好的政治品德，他提出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讲恭敬：“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可见他对庄敬的重视程度之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最理想的一种统治方式“无为而治”所做的一个概括性的经典说明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就是庄重地坐在天子之位上而已。这里所谓“恭己”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涵义，可以理解为统治者严格地遵守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由衷地尊重官吏的人格和意见，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治理社会，不独断专行；以身作则，遵循道德规范，行事和生活的作风严谨，不放荡恣肆或昏庸懒散。《论语》中“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雍也》)也应当是表示这些意思。可见“恭”“庄”在孔学中不完全是一个伦理学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原则，具有反对个人专制独裁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孔子在谈到行仁政的人应当具有的品质时，提出把“恭宽信敏惠”推行到天下，说如此就可以称为仁了，在这里把恭置于诸德之首(见《阳货》第五章)。在他看来，“恭己”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表现了尊重臣民的态度，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品质，不然他们就不配治理国家。所以当鲁国执政季康子问如何才能让百姓尊敬统治者的时候，孔子告以“临之以庄，则敬”(《为政》)。后来他再次强调这一意思，说治理国家的人“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卫灵公》)。
庄敬不仅是担负治国安邦重任的人所必须，也是天下所有的人应当具备的品质。恭敬是承认人格的平等，是对他人的人格的尊重；也是承认社会上存在着年龄、能力、地位的差别的现实，要求对年长者、有才能者和社会地位高的人表示应有的敬意，这是礼的规定，也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为保存和发展自身所需要。在孔子师生看来，简慢倨傲，言行伤害他人的尊严，就必定会招至他们的反感、厌恶以至于报复，没有不自取其辱的。相反，如有子所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不仅如此，严格要求自己，又尊重关爱他人，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好温馨的关系，则也会得到他人的敬重和帮助，同无亲无故者也会像亲人那样相处。因此，在司马牛为自己没有兄弟而担忧的时候，子夏对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可见，恭敬的态度对于争取一个成功而幸福的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还非常明确地把敬规定为一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就是要敬业，对工作要有负责的态度，把这视为理想人格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他反复提倡要发扬敬业的精神，如他指出“事思敬”(《季氏》)，主张“居处恭，执事敬”(《子路》)，又要求“敬事而信”(《学而》)，“行笃敬”(《卫灵公》)。人们的精神状态对于事业、工作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个事情不论怎样困难，甚至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只要一心一意、实心实意去做，最终会取得成功；相反，一个事业即使兴旺发达，如果主持其事的人骄傲自满，懒散懈怠，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孔子敬的观念能够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华民族优良的敬业传统与这一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庄敬必定表现为礼让谦逊的美德。孔子主张为人要谦恭，在功名利禄面前要先人后己。他热情赞扬周朝祖先泰伯三次谦让王位，说他的品德达到最崇高的程度，认为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反过来他告诫人们，“放于利而行”就会招来很多怨恨。即使参加竞争性的活动也应当“揖让而升，下而饮”(《八佾》)。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要求在承担责任和义务时要先己后人。
谦虚在儒学中并不是故作姿态，更不是刻意地自我贬低，而是思想上的不自满，即意识到自己现有状况的不足，始终保持一种虚心学习的强烈欲望。孔子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一贯“不耻下问”(《公冶长》)，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看到别人的优秀品质，就加以学习；如果发现别人的缺点，则作为自己的警戒。谦逊就能看到别人的长处，认识到人有所短，也总有所长，自己有所长，也总是有所短，因此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泰伯》)，就是说取他人之长以补自己所短。
因此，要庄敬谦逊就要修身养性。实际上敬就是一种修身的方法，孔子说过：“修己以敬”(《宪问》)，虽然他并未对此加以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后儒根据《论语》中孔子全部思想，充分地揭示了修己以敬的意义。北宋程颢、程颐兄弟说敬只是“主一”，即心不旁骛，以最大的力量致力于某事，更是指专心致志于正心诚意、培育内心的浩然之气，以完善自己的人格，即“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二程遗书》十五)。朱熹进一步提出“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敬”字乃“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敬字工夫“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卷十二)。他又提出所谓“敬”，“只是一个畏字”，“有所畏谨，不敢放纵”。就是要唤醒“本心”，“收敛此心”，使之“不昏昧”、“不放纵”，使心“自做主宰处”。人若常恭敬，则“心常光明”(同上)。由上可见，敬的方法有助于培养人的主体精神、增强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弘扬人向上攀升和向前开拓的精神力量。
当然，孔子始终用中庸之道对待每一个观念。为了防止恭敬变成谨小慎微的生活作风和紧张局促的心理状态，孔子倡导一种“恭而安”(《述而》)的态度，警告人们“恭而无礼则劳”(《泰伯》)，并且表示，对于那种过分恭敬(“足恭”)即低声下气、谨小慎微的行为，与对于“巧言令色”一样，他都感到可耻(见《公冶长》第二十五章)。这样就能避免片面地理解孔子关于庄敬的教诲而出现的弊端，从后世迂儒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这里的提醒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