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我国“上古三大奇书”。其内容从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产,到民族、宗教、神话、巫术等,天南海北,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古籍中唯一自成体系者。书中详细记载了500多座山系的地理走向,300多条河流的源出流向,40多个“国度”以及“民族”的风物习俗,涉及100多个神话人物,100多种药用动植物,400多种神异怪兽,保存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同时,它以其图文并茂的形式以及独特叙事风格,开启了我国志怪古籍编着传统之先河。
《山海经》现存18篇(据说原书共22篇),约三万二千字,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大的部分,共收《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5篇。《汉书·艺文志》收载此书时作13 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因此有人认为,这5篇可能是西汉刘向父子校书时所增撰的。全书内容以《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作为一组;《海内经》4 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4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
《山经》一组,依照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小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与篇、节与节间的地理关系非常清楚。《山经》主要记载传说中的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等的分布情况;《海经》中的《海外经》主要记载传说中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主要记载传说中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大禹、女娲等传说有关的神话资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据推测,形成《山海经》这种怪物满目的原因,似乎与该书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
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而后人根据《山海经图》着书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这样一来,后人就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涉猎之广,内容之奇杂,使人对其该归于何类,也多有分歧。《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降,则多将它归入地理书,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称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则将它视为“古之巫书”。因此,《山海经》问世之后,围绕其作者、内容、成书时间的争论,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按照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王充的“正统”说法,《山海经》的作者是帝尧时期的大禹和伯益,但人们在《山海经》中却能见到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以后的史实,因此“禹益作说”受到了质疑。此后,隋朝的学者颜之推虽坚持旧说,但也不得不旁注说,此为“后人羼入,非本文也”。因此,《山海经》的作者便成了后世众多学者考证的对象。随后,种种假说纷至沓来,如“夷坚着说”、“邹衍着说”、“南方楚人着说”、“东方齐人着说”、“巴蜀人着说”,以及“早期方士着说”等等。更各有甚者,近来有人认为,该书为西汉初印度某来华僧人所作。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时下较为主流的看法是,与先秦其他许多古籍一样,《山海经》成书非止一时,作者亦非一人。该书的成书时间大约为战国初至西汉初年,其中许多内容可能来自口头传说,西汉刘向父子整理该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作者可能主要为楚人、齐人以及巴蜀之人。《山海经》最早的版本为西汉刘向父子的校刊本,晋朝方士郭璞曾为其作注,后又经清代学者毕沅和郝懿行加注,便成为现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
时至今日,《山海经》之所以为人们津津乐道,其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的远古神话传说,其神话资料在古代典籍中更是首屈一指。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据后世学者研究称,《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远不只是神话传说那么简单,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反映了上古的许多历史史实。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大打折扣,但是它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倩影”。如果我们将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到从中窥见历史的“影子”。例如,《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
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这个谱系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的谱系却基本吻合。
我们知道,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像《山海经》所载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该神话说,盘古死后,头化为四岳,眼睛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死,而日月江海、人间万物,都有盘古的影子。神话转换为其他文学形式以后,虽然往往消失了它本身的神话意义,神话却因文学艺术的冲击力而活跃起来。例如:先秦文学的两大代表《诗经》和《楚辞》,都有古神话的痕迹,尤其是《楚辞》,保存了大量的远古神话。《老子》、《庄子》、《淮南子》的道家思想也大量吸取古代神话而加以哲理化。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山海经》正是以其丰富离奇的幻想、浪漫诡异的笔调,对我国文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同时,《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和“创业史”,它既记载了古代先人的许多发明创造,透露了当时的生产力技术水平的许多信息。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总之,《山海经》对研究我国古代神话、历史、地理、文化、民俗、中外交通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