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概述

《孟子》，战国时孟轲及其弟子万章等作，或说是孟子弟子、再传弟子的记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为7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1篇，包括“外书”4篇。“外书”4篇是否是先秦著作本来就有疑问，而后来又失传。今存“外书”4篇是明代人的伪作。今本《孟子》7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分上、下，共14卷。古代人作的《孟子》注本主要有：东汉赵岐《孟子注》，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南宋赵顺孙《孟子集注纂疏》，清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注本主要有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要了解孟子的思想，首先就要对这些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孟子思想的产生，和他的生平、当时的历史条件等密不可分。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据《史记》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段话指出了孟子是邹国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同鲁国也有很深渊源。孟子的先世是鲁国公族孟孙氏之后，是三桓的子孙，后来才迁到邹国的。至于何时迁徙的，史料已无明文记载。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孟子丧母归葬于鲁，说明当时已有落叶归根的观念，也说明孟子上代迁移邹国的时间不会太长。可见，不论从孟子居住地的地理条件（离鲁国最近）看，还是从他的血缘传承看，他与以鲁国为代表的周文化确实有历史渊源关系。此外，《史记》明确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至于具体受业于谁，可能在司马迁时已无从详考；也可能子思的这位门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知名度，高徒不一定出自名师。孟子虽然不是亲身受业于子思，却是受业于他的门人。《韩非子·显学篇》认为“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是一系的，孟子在思想上和子思的关系非常密切。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在其他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在《孟子》一书的记载中，孟子就曾经五次赞颂子思，并以子思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后来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孟子的时候，就把他和子思联系起来，而且与对其他各家的批判不同，荀子特别提到了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就肯定了子思、孟子二人在思想观点上的密切联系。《中庸》是子思的著作，孟子与子思在思想上的联系，还可以从《孟子》与《中庸》这两本书的联系上看出来。仔细比较《孟子》与《中庸》的思想，就会发现《孟子》中不但有许多思想观点与《中庸》相符合，而且有些还较《中庸》前进了一步。例如孟子“道”论中“本体”的意义就较《中庸》更加突出一些。

孟子一生的经历颇类似于孔子。他在思想成熟以后，为了学以致用，同时也为了实现其“平治天下”的远大抱负，游说诸侯，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孟子的一生，以继孔子之业为职志，发出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豪言。孟子周游列国，经常“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成为游士阶层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关于孟子游历的经历，近人钱穆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归纳起来，情况大致是这样：

孟子在近40岁时，开始在邹、鲁一带招收弟子，从事讲学。邹穆公闻孟子贤名，便举其为士。齐威王“聚天下贤士于稷下”（《风俗通·穷通》）。孟子约于公元前329年，率领弟子，首次游齐，为稷下大夫。齐威王三十一年（前326），孟子的母亲去世，孟子“自齐葬于鲁”。因为孟子在齐为稷下大夫，便以五鼎之礼和很好的棺木厚葬其母。三年丧期满后，于公元前323年返回齐国，继续宣传他的“仁政”主张。孟子约于齐威王三十四年（前323），率领弟子前往宋国。此时宋君为少主，欲行“仁政”。孟子在宋国，宣传“仁政”，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影响和任贤使能的重要性，并两次会见了往返经过宋国的滕国世子，向他讲解“人性善”的道理，同时讲了许多治理国家要实行“仁政”的道理，并且在讲解中“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于公元前322年离开宋国。同年，即公元前322年，滕定公死。滕世子两次派人到邹向孟子请教丧葬之礼。滕定公葬毕，孟子受滕文公的邀请，“孟子之滕，馆于上宫”（《孟子·尽心下》）。孟子在滕国与滕文公进行了多次交谈，比较系统阐述了贤君要重民事、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加强学校教育，“分田制禄”，以及“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赋税理论。约于公元前320年，孟子又返回邹国。孟子大约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即公元前320年，从邹国到了梁国。孟子与梁惠王进行了多次交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设问“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或譬喻“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既严肃巧妙地批评了梁惠王将政治过失归罪于自然灾害的逃避心理，又深入阐述了先义后利、与民同乐、不违农时、省刑薄敛、加强教化等“仁政”理论。公元前318年，梁襄王即位。孟子认为，梁襄王是个毫无国君风度和威严的无所作为之君，便于同年离开了梁国。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齐宣王初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在此形势下，孟子再次游齐，他对齐宣王施行“仁政”充满期望，在齐国历时6年有余。孟子的“仁政”主张，曾使齐宣王受到一定鼓舞。孟子在齐备受礼遇，被齐宣王任为客卿。齐宣王对孟子的“仁政”主张虽表示欲“尝试之”，但毕竟他是急功近利的当权者。公元前316年，燕国发生了“禅让”事件，齐宣王利用燕国内乱，发兵攻打燕国。齐伐燕事件，加剧了孟子与齐宣王在是否实行“仁政”以及战争等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孟子辞去客卿之职，离开齐国。孟子于齐宣王八年（前312）离齐归邹，时年约61岁。

孟子从公元前329年开始出游，公元前312年最终归邹，前后近20年，游说诸侯，最后无功而返，未能实现“仁政”的远大抱负。究其原因，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社会的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为孟子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经济变革指的是自春秋时期以来，随着铁器和牛耕技术逐渐推广，生产力进一步提高，提高了农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同时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使土地的占有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即由土地的公田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变。随着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社会分化出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新兴地主阶级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一定实力后，为了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他们已经取得的经济实力，有进一步掌握政治权力的要求。这样一来，新旧势力在政治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而且矛盾越来越激化和尖锐。这种冲突以至斗争，促使政权逐步由奴隶主贵族转移到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同时，残酷的现实，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使人们迫切希望找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一方面能够满足人的终极关怀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够为治理国家提供可靠的理论根据。孟子的思想，可以说正是为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然而战国时期又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各国君主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确保在残酷的攻伐战争中不被他国所攻灭，然后才能进行统一他国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更能满足君王眼前需要的学说，是霸道主张，如讲求“富国强兵”的法家，以及讲求攻伐谋略的兵家。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楚、魏两国利用吴起从而由弱变强，都是很好的例证。但孟子追求的乃是“祖述尧、舜”，反对以武力服人的“霸道”，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主张用“仁义”政治去教化百姓，感染他人归顺，反对不义的战争。这些思想或主张，在当时的诸侯们看来，真正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的王道主张不被诸侯们所欣赏，不能付诸实践，是可以理解的。而孟子也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为富贵利禄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从而终不见用。

孟子思想的渊源，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他对诸子的批判，也对他思想的产生有影响。

孟子吸收了孔子、曾子、子思的思想，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存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发展线索。孔子的思想以人为中心问题，认为现实的人，在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反思自我，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水平，觉悟人之所以为人的共性或本性，使自己逐渐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然后，以此为基础，治理国家，教育后生，使社会成员变得更加文明，使整个社会变成更加文明的社会，推动人类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又非常重视人的主体性，特别体现为他对于“修己”的重视。孔子提出“修己”说，为儒家人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即重视内在心性修养的方向。

曾子的思想，在孔子的基础上，更强调从内省出发，注重自我精神修养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论语》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曾子将孔子的“一”或“一贯”理解为“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尽己”与“推己”的统一。孔子思想中，本就有重视“己”（自己、真我或真人）甚于重视“人”（他人、表象的人）的倾向，是曾子第一次将孔子思想中的这一倾向明确提示或突出起来。他的这一思想特点，在他的其他言论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论语》记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曾子对“己”的重视，延续了孔子思想重视主体问题的特点。同时，曾子常常反思自己，是他为学的显著特点。《论语》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他反省自己的三个方面，其实只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己的内在修养（“忠”“信”等）提高的情况，二是自己的学习情况。反省自我，决不怨天尤人，乃是曾子自我修养提高的基本方法之一。曾子的“反省”思想凸显了孔子人学思想中的主体性内容。

紧跟其后的子思，则沿着这条路径，进一步引导孔子的人学思想向着“心性”论的方向前进。子思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中，他更加重视内省，更加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他将人的修养提高这个问题，分析成为互相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几个问题。比如，《中庸》对诚、慎独、尊德行等的重视，就体现出对内在修养的重视。《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至诚”，就被后来的孟子直接称之为“良知”。

孟子还通过对诸子的批判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些批判主要表现为以儒家的“王道”批判法家的“霸道”，以“仁爱”说批判墨家“兼爱”说为“无父”，以“良知”说批判杨朱“为我”说为“无君”等。比如，所谓“王道”，本指先王所行的正道，在孟子那里，特指国君以“仁义”治天下以“王天下”（明明德于天下）之道；所谓“霸道”，则指国君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而称霸天下之道。孟子认为“仁政”就是以善养人，以德服人，能让老百姓发自内心地敬服，能长期地统一天下，所以，“仁政”乃是真正的“王道”，而法家的主张则是以力服人，老百姓不是心服，但也能在短期内称霸诸侯，所以叫作“霸道”。孟子批判法家，主要就是以儒家的“王道”批判法家的“霸道”。《孟子》记载：“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法家奉行霸道，倚仗土地、甲兵等实力，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基本上就可以称霸诸侯了；而以统治者自己较高的修养为基础，施行“仁政”，推行“德治”，则可使天下人心归服，这样统一天下才能根基永固。这是因为霸道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王道则以施行仁政和民心归服为基础；霸道使人屈服于压力而非心服，王道获得民心而使人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