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少提当年勇

有正确的好汉标准

正确认识好汉的行为

好汉莫轻易提当年勇

国人大都喜欢怀旧。据有人研究，这与祖先发明的纪年方式有关，十二为一个干支，六十为一个甲子，“春去春会再来，花谢花会再开”。久而久之，这种观念就铭刻进民众的脑海。因此，谁打了自己，一定恨之入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谁对自己有“滴水之恩”，日后必“涌泉相报”。在怀旧之中，好提个人“当年勇”，便成了不少人处事为人的惯常行为。最典型的，莫过宋代那位曾参加过戍边战争的辛弃疾。他在其名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用一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以其气魄之大，气势之宏，将好提当年勇的国人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常令多少后生、来者敬畏不已。

此种观念，此种方式，用之教子训孙，诉诸回忆录、个人传记，抑或拿出来争取个什么“政治待遇”，均无不可。世间不少退下来的老前辈，一旦被一帮小朋友推着拥着坐在某大讲台上，回忆起当年用一根“烧火棍”竟真的换了一支卡宾枪时，往往神采奕奕，心态至少年轻十到二十岁，于身心健康大有裨益。

但某君倘七尺之身还在官场，正“在其位，谋其政”，则千万宜慎之。

常提当年勇不利于整个社会进步。向前、向前、向前!前途始终是光明的。这些话，许多人也许幼儿时就都知道。同时也明白，当年勇，即“当年，那就只能代表过去”这个道理。过去即历史，历史只能相似，但不会重复。因为时间在向前，环境在变化，人员在更新。过去再好的方法、手段，针对的都是过去。拣回来，“照抄照搬”或“依样画葫芦”，绝对不可能成功。现实生活中，许多好提当年勇的官员之所以“走入误区”，就是以为既然当年都能逞勇，现在为什么不能。因而常把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所谓好经验、老传统来一番乔装打扮，用来解决现实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无奈原料不新鲜了，霉变了，甚至已经坏了，无论怎么加作料，炒出来的菜都不会好吃。非要那样做，不仅劳民伤财，反有可能招致反感。须知，社会只会进步，历史车轮不会逆转。不然，人类何以会走出大森林，何以跨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今天的信息世界?

常提“当年勇”影响自身观念更新。一个人要不断进步，与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同步向前，最重要之处在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也许正是有感于此，一位世纪伟人在刚复出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就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转眼二十多年过去，民众生活由困苦到“温饱”，再到“小康”，并将走向更加“和谐”。但为何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凸显，为何出现“十个指头不一般齐”?除却环境、条件等可推卸之理由外，观念是否转变当是其重要原因。而实际工作中，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或者一些单位，总有不少为官者，说话办事不注意周围环境、对象的变化，总喜欢强调自己的“当年勇”，津津乐道于自己过去如何。这种思维如何能真正推进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进步?遇到持这种思维的上司，那部属中谁还敢有“发散式思维”?照上司的“过去方针”办就行了。如为部属，则会令上司头痛。以这种观念，单位如何发展?况且，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既然坚信并认为“彼山”才好，到这个码头干什么?话虽这么说，但倘这类人真的太多了，其阻碍作用也的确不可小视。

为“好汉”者更宜多提提“当年失”。在好提“当年勇”的同时，国中不少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羞言当年失。戏台上，看到关公“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不仅台上的关公，就连台下的观众，均热血沸腾、喝彩不止。但一看到关老爷“走麦城”，许多人常以手遮眼拂面，目不忍视。更有好读《三国演义》入迷的，竟将书上写那几个章回的页面撕去。对崇拜的人尚且如此，对自己则更不必说了。其实，多提、多思自己的“当年失”，有助于总结教训，避免错误重复发生。现实生活中，不少的官员在决策中为什么总是“在职不息，交学费不止”，与不愿提“当年失”密切相关。

奉劝好提“当年勇”的大大小小的为官者们，细思之，少言之，切忌轻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