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有上品，读书未必高

万般皆有上品

读书未必就高

是什么材料就做什么用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影响至深的名言，是科举鼎盛时代的产物。魏晋以前，仕途基本上被门阀世族所把持，郡县推举“贤良方正”仅是其补充，数量极少;魏晋时将之制度化，实行“九品官人法”，门阀世族势力大盛，中下层读书人很难有出路。至隋文帝时，始采取科举考试发现人才，科举制度由是创立。唐承隋制，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算等数种(那时的秀才、进士等还是独立的考试科目，不是明清时的科举等级)。科举出身的官员虽称“清流”，前程远大，但数量较少，考取极难。唐玄宗开元年间，明经、进士及第者每年不过百人以下，而流外入仕者每年倒有二千余人。唐末曹州人黄巢，便因屡次应试进士不第，愤而作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若干年后，黄巾军和黄盔黄甲果然辉映长安城。如此种种，使后代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人才众多而出路甚窄是危险的，科举制度遂逐渐健全起来。逮至明清，终于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秀才、举人、进士层层递进，官员基本上都由科举及第者中选取;而除了下九流如娼、优、皂第及其子孙外，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科举制度由是鼎盛。

“名利”二字，乃旧时读书人之大欲。唐宋时除科举及第一途外，强力人士的推荐亦是入仕之一途，杜甫就曾被严武推荐为工部员外郎(科举及第仍须有力者推荐)。因此读书人纷纷游说于公卿之门，名之“干谒”。观李白之《与韩荆州书》及苏洵之《苏老泉尺牍》，其中谀词泉涌者，直令人不忍卒读。二公皆为高人，尚不免如此，其等而下之者可想而知。科举鼎盛后，读书人只需从“读书”二字入手，由科举及第入仕，名利二者皆成囊中之物，故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

的确，通过读书来求取功名利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一般无高贵血统的小老百姓的唯一期盼和出路。因此，许多人便用感情、棍棒来教化尚不知“人上人”与“人下人”有何区别的小孩去读书，去走这条其实很狭窄，甚至是独木桥的不归路。确实，从童生到秀才、从秀才到举人、从举人到进士，还有殿试，层层递进，人数层层递减，难度也越来越大。尽管求官者多需官处少的现实注定大部分人是垫背的，但广大士子依然乐此不疲，真有点奇哉怪也。时异境迁，科举制度于清末即已废除，但通过读书获取最佳出路仍是老百姓的首选，“唯有读书高”仍然深入人心。这种偏颇的认识误区，这种惯性思维，经过“十年浩劫”中“读书无用论”的冲击，反而更为炽烈。因此，还读书功效以本来面目，厘定上下品之真实价值，实属任重而道远。

人们说万般有上品，体现了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的特点。人生需谋取一项职业赖以维生，任何一项职业都有做得好的，擦皮鞋、扫大街都可以出模范。古人说不要强人所难，其实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强己所难。基础、梁柱、檩子、屋瓦，是什么材料就做什么用，关键是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用心用力为之，必能有所收获。人生最大的目标是追求幸福，但什么是幸福却众说纷纭。总体讲，幸福不是一种标准，而是一种心理感受。这几年，民间对幸福指数的关注忽然间热闹起来，由此得出的结论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其实质就是：很多身居高位者其实不一定幸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对生活还是不满意的。歌星影星是否幸福?一代影后阮玲玉竟因“人言可畏”而自杀，过早地结束其年轻的生命，可见她生活得不一定幸福。甚至一些小有名气的明星，因其出名而丧失了上街逛商场的自由(还需时时提防狗仔队)，只能生活在狭小的圈子里，也没有充分的幸福。

人们说读书未必高，但是这里说的读书不是指获取基本文化素质的书。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必须通过读书才能“发蒙”，开启智慧之门。这个书是非读不可，非读好不可的。但“读书未必高”确实存在，一是读不想读的书，二是以死读书的方式读死书，最终读成了书呆子，遭到“读书死”的命运。至于以读书作为敲门砖者，以读书谋取功名利禄者，当然更应该归于“未必高”的范畴了。还有，纵然读懂了某一领域的书，在某一领域有卓尔不群的学识，却苦无伯乐，苦于无人赏识自己，才能不为社会所用;特别是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攸关重大的问题，却无处呼吁，使人倍感痛苦，有时倒不如糊涂一些更好。这几年，郑板桥之“难得糊涂”如此行俏，是否与此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