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诗词·山寺》原文与赏析

菅原道真

古寺人踪绝，僧房插白云。

门当秋水见，钟逐晓风闻。

老腊高僧积，深苔小道分。

文殊何处在，归路趁香薰。

文学是人类精神升华的表征。中国唐代色彩纷呈，曼衍起伏的诗风，伴随着政治的辐射，吹皱了日本岛国文化的一池春水。菅原道真应运而生，卓然而成汉诗名家。

《山寺》是菅原道真《晚秋二十咏》中的一篇。作者自序云： “九月二十六日，随阿州(阿波，今德岛县)平刺史到河西之小庄，数杯之后，清谈之间，令多进士题二十事。于时日回西山，归期渐至，含毫咏之，文不加点，不避声病，不守格律，但恐世人嘲弄斯文，恐之思之，才之拙也。”序中虽颇多自谦之词，但行间字里明明宣告着这并非 “避声病”、“守格律”的强作 “斯文”，而是借景言志的抒情之作。《山寺》一诗，以山寺景物为依托，渗入缈缈禅机，抒了了作者意在白云秋水之际，乐染佛地众香的审美情趣。

诗式五律。首联，写山寺建筑位置及形式。它建于 “人踪绝” 的深山，保等清寂;“僧房”居高而造直入白云，何待同妙! 刚一起笔，一股清寂孤高之气便从腕底油然而生。

颔联，状山寺周围景致。门前可见一带秋水，晓内传来阵阵钟声，好一个清净、宁静的佛门香界!景清而心淡，作者内心之皎洁明朗契入幽玄。人情与秋水、晨钟相共鸣。

颈联，写步入山寺所见。僧厨内干菜堆积，小路旁深苔遍布。寺僧生活清淡寒苦之状可见。作者在此不着它物，竟能亲履深苔、咏吟老腊，分明是因情而感物，志趣所在，心向往之之故。

尾联，以“归路趁香薰”一句作结。写作者在观山寺建筑之清高、感山寺环境之清净、察众僧生活之清淡之后，自然而然地想去拜谒这山寺中之高僧，然而，拜谒与否只字未提，便戛然收尾，令读者回味。既然从山寺归来犹染香气，那么，作者对佛界的景仰，访山寺后恬淡洒脱与轻松愉快，尽皆从容溢于笔端了。

本诗虽以山寺为描写对象，但却蕴含着作者对佛教的强烈的关注与崇仰。

佛教诞生于公无前五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而中国化。于六世纪中叶经朝鲜渡海抵日，在日本形成了比在中国更大更持久的影响。到平安朝时代(794—1184)，日本由天皇国家转为贵族国家，佛教得到朝廷支持，被标榜为“镇护国家”之法。天台、真言二宗相继而起。天台宗经传法大师最澄传入日本后，与密、禅二宗混合而成“台密”，主张“一尘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真言宗由弘法大师空海传入，主张心色如一，理智如一，我身他身既涉佛身，凡圣不二，众生即佛。这两宗在平安时期极盛，而且将寺院大都建在都城北部的山林之中。在寺内外活动的僧人与日俱增。耽于享乐的贵族们或对无止境的物欲感到烦恼，或对现世荣华感到失望与不满，于是，“厌离秽土，欣求净土”之心生，而谋求来世极乐、欲外馨香之望盛。菅原道真(845—903)正生逢此时，他曾官至右大臣兼右近卫大臣之高位，以后却一直遭谗降职。仕途忧患，宦海沉浮，引起他对佛界的向往。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是时代的政治辐射与个人的坎坷经历使然。

另一方面，政治、哲学与文化从来就是互相影响的。当初，佛教传入中国，就对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僧徒文士往返，诗人禅客交游，这些都是史不绝书。仅窥斑于唐，王维于《维摩诘经》中取名定字，李白传“金栗如来”之句，杜甫有“白首重闻止观经”之咏，更有白居易反思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并有“相搅相淘无歇日，会教山海一时平”之悟。这一切，无不伴随着佛教的灵光辐射到当时日本汉诗中来。平安时期，几代天皇都崇尚汉文，喜欢汉诗，唐代诗歌成了日本汉诗创作的典范。菅原道真尤其尊崇白居易，并以白诗为宗。试将《山寺》与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相较，便可见其中端倪：

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喜悟春在佛门，营原道真便欣证香薰山寺。可谓灵犀一点，隔海相通了。无怪乎程千帆评道：“萧散似张文昌，张今体诗亦白派也。”孙望评道：“意在白云秋水之际，菅右相情趣于此可知。”

《山寺》一诗，寓情于景，情景相即。山寺的清寂、清高、清静、清净、清苦、清淡，正欲与人世的喧嚣、卑俗、纷乱、沉浮、侈靡、浮华相映衬，而寓作者“厌离秽土、欣求净土”之情。将真象物与真情感揉合为一。当山寺之景物与作者之情感要交接之际，或以情感物，物以情游;或以物动情，情随物转。通篇情景交融，心物合会，景即为情，物即为心，达到了王国维所论“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之境界。那人踪绝的古寺、插白云的僧房、当门见的秋水、逐钟闻的晓风，兼有那高僧所积老腊、小道士分深苔，这一切正是作者内心所向往的精神的憩园。大有“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感慨，情不自禁呼出 “文殊何处在?”迫不及待欲求超脱红尘之佛法了。即使在归途，仍染看满身山寺馨香。这其实正是作者自心豁然开朗，眼前云翳散尽的悟后欣悦。

《山寺》 一诗，具有浑然天成的诗的韵味，也具有直觉顿悟的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