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千里同志撰写的《七人之狱》一书出版于1937年。这本书忠实地记述了30年代中国人民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抗日救国还是继续内战。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罪恶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仍然媚敌苟安， 置全国人民的生死于不顾， 蒙受深重国耻， 而以其全力扑向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蒋介石的这些倒行逆施，代表着反动的封建地主、帝国主义买办和官僚资本的阶级利益， 而与广大的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利益相冲突。广大的中国人民和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救国会运动和“七君子”事件， 只不过是这个矛盾斗争的一个侧面罢了。千里同志这本书所记述的，就是这一事件的始末。三联书店准备把它再版，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七人之狱虽然只是一个历史插曲， 但它所反映的却是那个时代千百万中国人的心声， 七人被捕， 引起千万人的愤怒与不平。宋庆龄同志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就是这一事件的发展，它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也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奋起自救的义愤。更多的群众参加到爱国救亡的行列中来，从而把爱国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个历史事件， 曾经震动过那个时代， 卷起一个很高的浪头。对它，人们是不会忘记的。近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却仍然是一桩需要继续努力的事业。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由于民族地位的提高而愈加炽热了。
我是七人之狱中的当事人之一， 在我们七个人中，除我以外， 其余都已物故。使我特别怀念的是沈钧儒先生。沈老是我们在狱内的家长。家长这个词现在有贬义，意为专断而缺乏民主，所谓“家长作风”就是这个意思。但在当时， 当我们尊敬地把沈老叫做家长时，却是另一个意思，其内容是把我们团结成像一个家庭一样，沈老是我们这个战斗集体的领导人，所以称作“家长”。
邹韬奋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在七人中离开我们最早，是艰苦的战斗生活和辛勤的脑力劳动，过早地夺去了他的年轻的生命。韬奋的全部生活都和他的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他的事业又和整个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创办的《生活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决不是偶然的。他热爱自己的事业， 为了抢救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的生活书店，他东奔西走， 焦头烂额，但反动派终于对生活书店下了毒手。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的生命焕发出最大的能量。反动派的压迫使他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 其入党要求在他身后得到了追认。
李公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最善于联系群众，也联系群众最多。许多爱国青年都和他往还亲密。大后方的许多群众性集会与活动，他不仅参加了， 而且有些就是由他负责组织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旧政协闭幕以后于重庆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 那是1946年2月10日，大会的地点在重庆市内的校场口广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旧政协， 出动大批特务和打手，捣乱了会场， 公朴身负重伤。但他仍然坚持战斗， 成为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 终于在1946年7月被特务暗杀于昆明。公朴的死是为争取民主而光荣牺牲的， 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章乃器、王造时两位，也是当时的救国会领导人，他们无论在爱国救亡运动中， 还是在抗日民主斗争中，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两位在解放以后的一场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了， 后来得到改正。我和乃器是很熟悉的。他很能写文章，救国会早期有不少文件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还经营过工商业， 团结了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我对他深切怀念。
千里本人和沈老一样， 以律师为业， 和我算是同行。但这一回，我们自己却成了当事人。千里常写文章， 富于文采，这本小册子就生动地记述了我们七人从被捕到狱中斗争， 到被释放的经过， 可见其文采之一斑。
据三联书店的编辑同志告诉我， 千里这本书的重印，是出于他本人的提议，并且还打算亲写一篇序文。遗憾的是他的计划未能实现，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工作只好改由我来完成了。对此，我感到莫大的悲痛。
千里这本书，还附有一些图片，这些图片，现在看来，是很珍贵的了。当时，我自己也珍藏过几幅， 可惜散落了不少。其中有一幅，是在敌人通缉令下照的， 照这么一张照片， 目的只在嘲弄敌人， 因为他们不得人心， 在群众中是孤立的。有人说，我那张照片是在解放前夕照的，不是事实。解放前夕，敌人到处搜捕我们，却并没有发什么通缉令，经过8年抗战，蒋介石反动派的内政也日益腐化，早就把法律形式置之不顾，特务横行，无法无天，蒋管区成了黑暗世界，人民的自由没有任何保障，特务抓人，何须什么通缉令呢?
此书重印本付印的时刻，适值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举国正在为之欢腾。我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得以光荣地列席这次大会，深感欣幸。这次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大会总结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转折， 为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消极影响，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我怀着极大的兴奋，欢呼这次会议的巨大成就，我要和同志们一道，为坚决贯彻执行这次大会的各项决议而竭尽自己的努力。手捧《七人之狱》这本小书， 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情景，对照今天的形势， 感怆满怀，豪兴涌起。山河大好，时势更新，祖国中兴，前程似锦， 书不胜情，纾怀而已。是为序。
1982年10月
(《七人之狱》， 三联书店， 1984年2月版。)
赏析 《七人之狱》把我们带入了中华民族遭受日寇践踏的年代。当时民族危亡的形势迫于眉睫，一切有民族正义感的人都希望抛弃昔仇宿怨，彼此联合起来抵御外侮，挽救垂危的国家民族。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在上海成立，7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时，丧心病狂的国民党， 却置全国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逮捕了为抗日奔走呼号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人被拘押243天，在全国民众的愤怒谴责声中，1937年7月31日同时被释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君子”案。
《七人之狱》是沙千里1937年3月22日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被拘押时利用空隙时间写成的。当时“七君子”在狱中读柏克曼《狱中记》，沙千里受此启发，决定记录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的事实真相，并以律师的眼光揭露国民党在审理案件中的种种法律问题，以正视听。
《七人之狱》在解放前曾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深受读者欢迎。1984年2月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再版此书时，本书作者也计划自己写序。不幸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只好请“七君子”惟一健在的史良来写。
史良的序言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她回顾了那个风雨如晦、寒凝大地的时代。她以一位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告诉我们：《七人之狱》“忠实地记述了30年代中国人民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一场斗争”，她认为“救国会运动和‘七君子’事件，只不过是这个矛盾斗争的一个侧面罢了”。在序言中简单地介绍了其他几个人的简历，称颂了深有长者之风的、大家的“家长”沈钧儒，为人民大众勤奋工作的邹韬奋，为争取民主不知疲倦、坚持战斗的李公朴，为爱国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的章乃器、王造时等。他们是中华民族抗日的先锋，是民族的精英。他们没有罪!“七君子”被捕，引起千万人的愤怒不平，宋庆龄发起爱国入狱运动，后来有更多的群众参加到了爱国救亡的行列中来，从而把爱国救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历史事件，曾经震动过那个时代，卷起一个很高的浪头。对它，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她特别强调说：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由于民族地位的提高而愈加炽热了。”
序言虽然不算长，但信息量很大，文笔极为简洁明了。这些记忆中的历史，今天也许还没有更多的人感到它的可贵，再过几十年，人们或许会对这些材料视如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