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著名的思想家，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杰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奠基者。

1811年6月11日，别林斯基诞生在波罗的海东北部斯威阿堡，父亲是一个舰队医生。5岁那年，父亲退职回原籍平札省谦巴市(现别林斯基市)继续行医。别林斯基就在这里渡过了少年时代。

别林斯基早熟，喜欢读书和沉思，早在县立小学和平札中学求学时，就有过一个“小哲学家”的绰号。他看到俄国社会的腐败和残酷，愤愤不平，在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了仇视农奴制的种子。1829年秋，他考上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当时，大学虽然受政府严格控制，但在十二月党人思想的鼓舞下，青年学生思想活跃，纷纷组织进步团体。别林斯基在这种气氛的熏染下，于1830年初建立了一个进步小组——“十一号房间文学社”。参加“文学社”的大都是平民出身的青年学生，他们热烈讨论文学和社会问题，激烈批判专制农奴制。别林斯基在这个小组里朗读了他写的一个尖锐抨击农奴制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因而受到学校当局的注意。1832年，大学当局以“体质孱弱，才能不佳”为由，把他开除学籍。

被大学开除以后，别林斯基陷入极度贫困之中。他只能以当家庭教师，抄写文稿和翻译短文为生。1833年春，他为莫斯科大学一位进步教授所赏识，被聘请担任《望远镜》杂志编辑。从此，别林斯基开始了文学批评的生涯。

1834年，别林斯基在《望远镜》杂志文学副刊《杂谈》上发表了长篇文学论文《文学的幻想》。在这篇独树一帜的文章中，他纵观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的全部俄国文学史，勇敢地向权威和传统的文学观念挑战，猛烈抨击了俄国文学中盲目模仿西欧的恶劣倾向。他把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捍卫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传统，逐渐把俄国文学引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继这篇成名作之后，别林斯基在《望远镜》及其副刊上又接连发表了一篇篇博大精深、泼辣犀利的文章。这不仅激起了反动文人的极端仇视，也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惶恐不安。1836年9月，沙皇政府借口《望远镜》刊登了哲学家恰达也夫的揭露俄国专制农奴制的《哲学书简》，勒令该杂志停刊。

别林斯基再度陷入饥寒交困之中。他住在一间“地窖”式的房间里，冬天甚至没有钱买煤取暖，不得不裹着毯子写作。为谋生计，他曾写过一本《俄语文法基础》，以期取得一笔收入，但没有被出版商接受。后来他在测量学院找到一个教师职位，生活才稍有着落。

虽然别林斯基遭受着贫困的折磨，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良心”和坚强信念。反动文人曾企图以重金招聘他，他严词拒绝，愤怒地说：“让这些下流坯和白痴见鬼去吧，我不需要他们的钱，即使把我从头到脚都撒上金子，我也不稀罕!”

1838年春，别林斯基同其他几个人一起接办了《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由于检查机关的迫害和经济困难，新杂志只办一年多，即被迫停刊。别林斯基又一次陷入了生活困境。

别林斯基不仅在生活上历尽艰辛，而且在思想上也经受着种种矛盾和痛苦。他为寻求革命真理，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探索。三十年代前期，他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努力研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后来他结识巴枯宁，又刻苦攻读黑格尔哲学。这个时期，他信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表现在无数形式中的统一的永恒理念(统一的永恒的上帝的意思)的呼吸”，而艺术则是“宇宙的伟大理念在其无限多样的现象中的表现”。然而，他没有陷进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泥潭，而是坚持辩证发展的观点，认为“这理念并不是静息的，它不断地生活着，也就是说，它不断地创造，尔后破坏;破坏，尔后再创造”。在政治上，他反对专制农奴制，但他看不到沙皇制度的阶级实质，因此没有提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要求。他推崇教育，认为教育是俄国最需要的，有了教育，“就必然会给俄国带来数不尽的好处”。因此，他这时是一个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改造社会的启蒙主义者。

1837年底至1840年初，由于当时社会运动处于低潮，别林斯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加之接受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黑格尔哲学命题的消极影响，他得出了同周围现实妥协的错误结论。反映在文艺观上，他认为，文艺既然是“永恒理念”的表现，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用神奇的形象来实现神的概念”，而不必干预政治和政府事务。于是，他陷入迷途，错误地倡导同专制农奴制的俄国现实实行“妥协”，这就进入了他思想发展的“妥协时期”。但即使在这个时期，他也仍然坚持以辩证的观点观察社会生活，认为新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步否定旧事物。

1839年秋，别林斯基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随着西欧和俄国阶级斗争的发展，随着他在彼得堡对俄国农奴制丑恶现实认识的加深，别林斯基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1840年10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诅咒我那同丑恶现实和解的丑恶的意图。”12月又说：“我惊醒过来了，——回想起那场梦来，真是可怕之极……这是对于丑恶的俄罗斯现实的强制的和解。”四十年代初，他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同时，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的著作产生强烈兴趣。他开始认识到，要对俄国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必须对“当代的一切社会基础”，“重新进行最严格的审查”。他大声疾呼，“是时候了，要把灾难沉重的人们从罪恶现实的丑恶枷锁下解放出来!”1841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说：“我现在是处于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它成了我的思想的思想，生活的生活，问题的问题，成了我的全部信仰和知识。”这表明，他转向了空想社会主义。

别林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同革命民主主义联系并融合在一起的。他认为，用和平方法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写道：“以为不通过暴力革命，不经过流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可笑的。”这说明别林斯基已经超过了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

在彼得堡时期，别林斯基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编辑《祖国纪事》杂志。在该杂志工作的7年间，是他撰写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的全盛时期。他一方面担负着极其繁重的日常编辑事务，积极热情地为杂志工作，一方面写了大量出色的批评文章和论著，同沙皇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由于别林斯基的努力，《祖国纪事》成了当时俄国进步阵营的喉舌，在社会上赢得了巨大声望，尤其在进步青年中拥有众多热情的读者。每当杂志发行前夕，他们都翘首以望，一听说杂志上载有别林斯基的文章，都争先恐后，竞相阅读。

别林斯基犀利的文笔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在舆论界招来了许多敌人。敌人散布流言蜚语，对他进行种种人身攻击。面对反动文人的围攻和谩骂，他毫无惧色，坚定表示：“为了爱真理，情愿受到敌视和迫害。”

别林斯基懂得，为了战胜险恶的敌人，必须团结志同道合者，共同战斗。这个时期，他一方面同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接近，团结并领导了一批“自然派”(即现实主义流派)作家，同时在彼得堡联系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定期举行聚会，热烈讨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

别林斯基的影响日渐扩大，威望日益提高，引起了沙皇政府和反动文人愈加恐惧不安。反动文人中有人说他是“不能在广场上暴动而在杂志上暴动的暴动者”。有人甚至给《祖国纪事》罗织罪状，向沙皇政府告密。沙皇政府的特务机关派遣特务，四出侦探，监视别林斯基的活动，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即下手逮捕这位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有一次，特务头子、彼得一保罗要塞监狱的司令在街头遇见别林斯基，对他狞笑着说：“您什么时候上我们这儿来?我已经准备好了一间暖和和的小屋等着您呢!”别林斯基怒视了他一眼，仍继续走自己的路。

四十年代，别林斯基写出了一系列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光辉地位的批评文章和理论著作，其中有关于俄国文学的概评，有关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杰尔查文的作品专论，以及对马尔克维奇、洛连茨等人的历史著作的评论等。这些著作表明，他在社会政治上完成由启蒙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转变的时候，在哲学上也逐渐由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他还尖锐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指出，黑格尔“把生活现象当成了用骷髅般的手拉起来在墓地上空跳舞的幽灵”。别林斯基认为，辩证法不仅是概念的辩证法，而且是生活发展的法则，是现实和自然本身所固有的法则。他这时期哲学观点的核心，是“否定的思想”。他认为，没有否定，人类历史就会变成一潭污臭的死水。1845年以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越来越坚定，并且力图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

1846年，别林斯基由于不堪忍受出版商的苛刻条件，退出了《祖国纪事》。从1847年1月至1848年5月，转入《现代人》杂志主持文学批评栏。这期间，他曾去德国查尔兹布隆养病。由于果戈里在《与友人书信集》中改变了《死魂灵》中反农奴制的精神，别林斯基异常愤慨。1847年7月他在疗养地写了《给果戈里的信》。这封信是别林斯基革命民主主义最辉煌的纪念碑，也是他愤怒声讨专制农奴制的战斗檄文。他在揭露沙皇俄国的可怕景象时说：在这里，“人贩卖着人，甚至连对美国农场主说得如此诤诤有词的所谓黑人不是人的辩解也没有;……在这儿，不仅个性、荣誉和财产没有保障，甚至连治安秩序也没有，有的只是各种官贼官盗的强大的帮口!”他在信中发出了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庄严号召：“今天，俄国最重要最迫切的民族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尽可能严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诸实施。”列宁对这封信评价很高，他说：别林斯基这篇“总结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巨大的、生动的意义”。①

1847年9月，别林斯基从德国疗养地回到彼得堡。尽管病情不断恶化，他仍然坚守岗位，写了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论文。1848年6月7日，这位俄国人民的儿子与世长辞了。

别林斯基卓越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在俄国革命运动中是革命理论的英勇探索者之一，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他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并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传统。

别林斯基主要是通过文学途径，以文艺批评为武器同专制农奴制作斗争的。他认为艺术就是“再现现实”，主张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来描写现实，而不要对它加以美化和粉饰。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典型论是别林斯基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首先把典型化原则提到了重要地位，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原则，赋予它以民主主义的内容，认为人民性不仅是表现生活的真实，而且要反映人民的思想、愿望和要求。别林斯基奠定了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基础，以他为开端，俄国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文学批评。

别林斯基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献给了俄国解放运动和思想文化事业，他的业绩在俄国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革命导师列宁称他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①，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