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铢《卜算子》原文与历代鉴赏评论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编年】
洪迈《夷坚志》庚卷十、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全宋词》等均断为严蕊词，实高宣教于淳熙九年(1182)作。朱熹《晦庵集》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状》云：“一、据叶志等供草簿内，仲友以公库钱六百九十九贯五十二文买暗花罗等，与弟子严蕊等制造衣服，其严蕊等亦已供招件数在案分明。一、人户张见等状诉仲友与弟子行首严蕊情涉，交通关节，及放令归去。今据通判申，于黄岩县郑爽家追到严蕊，据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无间，上下合干人并无阻节。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会夜深，仲友固与严蕊逾滥，欲行落籍，遣归婺州永康亲戚家，说与严蕊，‘如在彼处不好，却来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满头，休向奴归处。’五月十七日，仲友贺转官燕会，用弟子祗应，仲友复与严蕊逾滥。仲友令严蕊逐便，‘且归黄岩住下，来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据此，《卜算子》一词为高宣教作，严蕊唱于唐仲友所设宴会。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云：“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岁。春正月，巡历绍兴府属县、婺州、衢州。……七月，奏劾前知州唐仲友不法。八月，留台州乞赐罢黜。”则知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状》于淳熙九年七月间作，而高宣教《卜算子》词作于该年五月十六日。
【附录】
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与正赏之双缣。又七夕，郡斋开宴，坐客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strong>湍议依≡?之而归。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有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箠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而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耶?”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代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六《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宋唐仲友：
仲友后守台州，与朱子相忤，为朱子所论罢，故《宋史》不为立传，惟王象之《舆地纪胜》称其博闻洽识，尤尚经制之学。又朱右《白云稿》有题宋濂所作仲友补传云，在台州发粟赈饥，抑奸拊弱，创浮梁以济艰涉，民利赖焉。则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与朱子相轧，盖以陈亮之诬构。观周密《齐东野语》所载《唐朱交奏始末》一条、《台妓严蕊》一条，其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嘉锡案：《提要》此条既极为仲友平反，又于孔平仲《珩璜新论》条下论之云：“考平仲与同时刘安世、苏轼、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与轼不协于程子，栗与仲友不协于朱子，讲学家遂皆以寇雠视之。”盖皆据《齐东野语》，谓朱子之劾仲友，乃为陈同父所构故也。今考《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条云：“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又卷二十《台妓严蕊》条云：“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闲作诗词，有新语。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夫陈同父学杂纵横，为人豪放，不矜细行或有之。若谓其交构朱、唐，设词陷害，竟类小人行径，当亦决不至此。至谓朱子因入同父浸润之谮，挟仲友睚眦之嫌，遂摭拾其罪以入奏，类于锻炼周内，以快其报复之私者，此宜自好者所不肯为。朱子纵不得为大贤，不可谓非读书识道理者，岂其度量之褊狭，心术之忮刻，一至于此乎，按《夷坚志》支庚卷十云：“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百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云，岳即判从良。”宋邵桂子《雪舟脞语》载明钞本《说郛》卷五十七，题为宋末国初人。按：《万姓统谱》卷一百三云，邵桂子字德芳，淳安人，咸淳七年进士第，任处州教授。弃官归隐，凿池构轩其上，名曰雪舟，则桂子盖宋之遗民入元者。云：“唐悦斋仲友字与正，知台州。朱晦庵为浙东提刑，数不相得，至于互申。悦斋悦官妓严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蕊奴乞自便，宪使问去将安归，蕊奴赋《卜算子》，末云云，宪笑而释之。”与《夷坚志》合，均不言有陈同父构陷之事。宋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三云：“金华唐仲友，字与正，博学工文，熟于度数，居与陈同甫为邻。同甫虽工文，而以强辨侠气自负，度数非其所长，唐意轻之，而忌其名盛。一日为太学公试官，故出《礼记》度数题以困之，同甫技穷见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同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而私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同甫访唐于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时高炳如为台州倅，按：高文虎字炳如。才不如唐，唐亦颇轻之。晦翁为浙东提举，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迓而诉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颇骇。唐与时相王季海为乡人，先密申朝省，避晦翁按章，及后季海为改唐江西宪，而晦翁力请去职。盖唐虽有才，然任数，要非端士，或谓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张皇乎?”所记与诸书又不同，亦不知其信否?子良宝庆二年进士，尝从叶适游，与朱子洪迈亦同时，但年辈较后，所记当得之传闻。惟就其言观之，则同父虽与仲友有夙憾，然并无狎妓嘱仲友为脱籍之事，仲友却与严蕊私，且纵子弟通贿赂，同甫据实以告朱子，并非凭空诬构。朱子身为监司，既知所属郡守之贪淫，自当按劾，亦非挟嫌报复也。子良所记，既与周密传闻异辞，密后于子良数十年，《提要》果何所据而信其所言皆实录乎?考陆九渊《象山文集》卷七《与句熙载书》云：“初闻台评相及，固已怪骇，然其余二三人，又颇当人心，亟欲一见全文，以核厥旨，及得而观之亦良可笑。如论吴洪、王恕从亦孰以为非。然吴洪章中，乃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谓以洪酝酿竟成大狱，致仲友以暖昧去，议者冤之，此尤可笑。”然则当时仲友之党，为之呜冤者，不过谓台州之狱，为吴洪所酝酿，未尝涉及陈同父。象山尚以为可笑，盖谓仲友之被劾本自不冤，而朱子非受人之谮者也。然吴子良及周密所记虽不同，均谓其事起于同甫，疑出于里巷流传，取吴洪之事傅会之于同父。盖流俗人不知有吴洪，以同状元及第，妇孺皆知，又尝游天台，且与朱子友善，谈者易于装点故也。案《晦庵文集》卷十八十九按唐仲友凡六状，其第一状云：“臣今月十六日起离绍兴府白塔院，道间遇见台州流民四十七人，皆云本州旱伤至重，官司催税紧急，不免抛离乡里。臣续访闻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又闻本官在任，多有不公不法事件，臣今一面躬亲前去审究虚实。”是朱子之至台巡按，乃为邑有流亡，非因部内冤狱，周密所记，即已不免差误。其第四状云：“今据通判申，于黄岩县郑奭家追到严蕊，据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无间。仲友因与严蕊逾滥，欲行落籍，遣归婺州永康县亲戚家，说与严蕊，如在彼处不好，却来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十七日，仲友令严蕊逐便，且归黄岩住下，来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其《卜算子》词与洪迈、周密、邵桂子所记正同，乃作于唐仲友放令逐便之时，非作于岳霖判令从良之日。且为高宣教所撰，而非严蕊所自作。洪迈所记，得之于其弟景裴，见洪自注。自属传闻之误，周密又从而傅会之，真可谓齐东野人之语矣。迈谓唐与正颇属目于蕊，朱子发其事，未尝言其事之必无，子良且言仲友实与官妓有私，而密生数十年后，乃极口为之呼冤，自谓得之天台故家。案吴子良籍隶临海，见《宋诗纪事》卷六十四即台州之首县，自记其乡里之事，而与密大不同，则密所谓天台故家者，或尝受仲友之私惠，不免于党同伐异也。状载严蕊供词甚详，而密谓一语不及唐，以《卜算子》词推之，其言又岂可尽信乎? 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得以官妓承直，徵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之于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即朱子所举仲友罪状，贪污殆无人理，如伪造官会之类，亦疑其不如此之甚，或不免为吏役小人承望风指，故甚其辞。且按治贼吏，纵不得直，亦于朱子无损，况仲友既已因之罢官矣。而讲学之家，必仇视仲友，斯诚可以不必。然后之与理学为仇者，因不满于朱子，遂一反其所为，极力为仲友开脱，据周密一人之词，以为平反。一若周密著书，动成信史，朱子按状，纯构虚词者，而不知密之所言，与事实固多抵牾不合也，是亦不可以已乎?朱子劾仲友所支公使库钱数万贯，虽据库子等所供，然皆有簿书可凭，见第四状第六状则未必尽出深文。而仲友于婺州本籍，开有彩帛铺、鱼鲞铺、书民，见第三状以二千石而躬为市井之事，固已非士君子之所当为。且家设书坊，而于台州开雕书籍，仲友所刻《荀子》，黎庶昌刻入《古逸丛书》，所载刻工蒋辉十八人，姓名皆与朱子按状合。家市彩帛，而于公库变染红紫，其亦异乎古之拔园葵与不烧官烛者矣。谓其立身有本末，且进而许为君子，不亦过乎!至朱子谓仲友催税急迫，致使民户流移，督迫属县，顿辱良吏，苦虐饥民。见第二状而朱右谓其发粟赈饥，抑奸拊弱，朱子谓仲友造置浮桥成了，专置一司，以收力胜为名，拦截过往船舡，满三日一次放过，百端阻节搜检。见第三状而朱右谓造浮桥以济艰涉，为民所利赖，各执一词，动相矛盾。然朱子之劾其催税严峻，则有人户论诉可据;劾其就浮桥收力胜钱，则有簿历可照，是即坐两造于庭以折斯狱，亦当以人证为断，不可以空言争也。不知宋濂、朱右辈之为仲友平反者何所据耶? 《象山文集》卷七有《与陈倅书》云：“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唐与正一事，尤快众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虽士大夫议论中间不免纷纭。今其是非已渐明白，江东之命，出于九重，特达于群疑之中，圣鉴昭然，此尤可喜。”夫象山固与朱子讲学不协者，而其论朱、唐之事如此，其出于人心是非之公可知也。仲友同时为朱、陆所痛恶，则其为人必得罪于君子，被劾而为众人所快，则其居官必得罪于士民。《提要》乃据朱右一人之单词，称其立身自有本末，夫朱、陆两大儒之不信，而信朱右乎? 同时之人之不信，而信数百年以后之人乎? 仲友之为人，除为宋濂、朱右所称外，无其他煊赫之事迹，其撰述自《经世图谱》外，亦无名世之著作，即令朱子之劾治，纯出陈亮之诬构，而其人亦断断非刘安世、苏轼之比。纪晓岚之作《提要》务与朱子为难，遂致扬之太过，仲友亦何幸而得此。然儒者知人论世，当求协于是非之公，若挟持成见，以快其议论，则亦何所不至哉。汉学家例不喜宋儒，而宋儒之中尤不喜朱子，故于朱、陆之争，辄右陆而左朱。而于朱、唐公案，又抑朱而袒唐，向使知象山之论朱、唐者如此，必将爽然自失矣。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四《唐说斋交钞序》云：“详考台州之案，其为朱子所纠，未必尽枉，说斋之不能检束子弟，固无以自解于君子。然弹文事状多端，而以牧守刻荀、扬、王、韩四书，未为伤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况是时之官，非一跌不可复振者也。说斋既被放，杜门著书以老，则其人非求富贵者，不可以一偏遽废之，是吾善善从长之心也。或言说斋自矜其博，尝诋朱子不识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说斋不肯与同甫相下，同甫构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为可恶。要之，说斋之被纠，所当存而不论，而其言有可采者，朱子复起，或以予言为然也。”此其言较为持平，过于《提要》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