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说胡须》原文与赏析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一个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来了。知道的朋友便问我：“你以为那边怎样?”我这才栗然地回想长安，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很大的石榴树，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我于是说：“没有什么怎样。”他于是废然而去了，我仍旧废然而住，自愧无以对“不耻下问”的朋友们。

今天喝茶之后，便看书，书上沾了一点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须又长起来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颊旁的，下巴上的各种胡须，大约都有特别的名号谥法的罢，然而我没有这样闲情别致。总之是这胡子又长起来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汤带水。于是寻出镜子，剪刀，动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缘平齐，成一个隶书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却忽而记起长安，记起我的青年时代，发出连绵不断的感慨来。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

诚然，他们的胡子确乎如此翘上，他们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但假造中国皇帝的肖像而必须对了镜子，以自己的胡子为法式，则其手段和思想之离奇，真可谓“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黄易掘出汉武梁祠石刻画像来，男子的胡须多翘上;我们现在所见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翘上，直到元明的画像，则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孳孳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则认拖下的胡子为国粹亦无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黄帝的子孙?又何以说台湾人在福建打中国人是奴隶根性?

我当时就想争辩，但我即刻又不想争辩了。留学德国的爱国者X君，——因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说我的毁谤中国，是因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们宣传本国的坏处么?我先前不过单举几样中国的缺点，尚且要带累“贱内”改了国籍，何况现在是有关日本的问题?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么大相干。我于是连连点头，说道：“嗡，嗡，对啦。”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毕，想，陕西人费心劳力，备饭化钱，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请到长安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

我再向着镜中的自己的脸，看定右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

那已经是老话，约有十六七年了罢。

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

记得我那时的没奈何，确乎比看见X君的通信要超过十倍。我那时随身并没有带着家谱，确乎不能证明我是中国人。即使带着家谱，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并无画像，也不能证明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画像，日本人会假造从汉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难道偏不会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谱么?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说话。

于是我从此不说话。

然而，倘使在现在，我大约还要说：“嗡，嗡，……今天天气多么好呀? ……那边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现在我想，船夫的改变我的国籍，大概和X君的高见不同。其原因只在于胡子罢，因为我从此常常为胡子受苦。

国度会亡，国粹家是不会少的，而只要国粹家不少，这国度就不算亡。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这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法，但当时的实情确是如此的。

“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发过一篇崇论宏议之后，就达到这一个结论。

可惜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识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愤愤地争辩。第一，我的身体是本来只有这样高，并非故意设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机器压缩，使他变成矮小，希图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诚然和许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他们的胡须样式变迁史，但曾经见过几幅古人的画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们的国粹差不多。维新以后，可是翘起来了，那大约是学了德国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须，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么?虽然他后来因为吸烟烧了一边，只好将两边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他这一边还没有失火……。

这一场辩解大约要两分钟，可是总不能解国粹家之怒，因为德国也是洋鬼子，而况我的身体又矮小乎。而况国粹家很不少，意见又很统一，因此我的辩解也就很频繁，然而总无效，一回，两回，以至十回，十几回，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罢了，况且修饰胡须用的胶油在中国也难得，我便从此听其自然了。

听其自然之后，胡子的两端就显出毗心现象来，于是也就和地面成为九十度的直角。国粹家果然也不再说话，或者中国已经得救了罢。

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这也是应该的。我于是又分疏，一回，两回，以至许多回，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

大约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罢，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立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阿，你的胡子这样了?” 当初也曾有人这样问。

“唔唔，我的胡子这样了。”

他可是没有话。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寻不着两个尖端，所以失了立论的根据，还是我的胡子“这样”之后，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总之我从此太平无事的一一直到现在，所麻烦者，必须时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析】 本文写于1924年10月30日，正是封建复古主义向“五四”新文学运动猖狂反扑的时期。以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为代表的 “甲寅派”，先后气势汹汹地发起复古运动，向“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反扑过来。而新文学阵线中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的倒退行为，则为他们的反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因此，在文化战线上继续揭露和批判所谓“国粹派”，依然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作者现身说法，叙说自己归国以来自己胡须的样式所不断招惹的非议，给予了那些浅薄、伪善的“国粹家” 和无聊的 “改革家” 以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这些虚假的“爱国主义者”或“改革者”，他们的作为同国家兴亡、社会改革和进步是毫无关系的。

文章从讲学长安的印象说起，说到自己照例剪胡须的情形，忽而发出感慨，算是文章的 “破题”。

然后，具体讲长安之事：讲到游历孔庙时看到其中一间屋子里挂着“历代帝王像”，因其中一张穿长袍的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画像，胡子向上翘起，一位“国粹家名士”便“毅然决然地说： ‘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这里，作者稍举一点历史史实，就证明着这位“国粹家”谬说之可笑。但作者当时却并不与之争辩，因为感到同这种人争辩毫无意思——他的浅薄和固执是不可理喻的。现在呢，且剪着自己左端的胡须，并在心里嘲笑着自己的变得“油滑”。紧接着依旧回到剪胡子的事情上，与前文衔接，说自己“再向着镜中的自己的脸，看定右边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这样，又引出了十六七年前的事：自己刚从日本回到故乡来，由于留着向上翘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即遭船夫误解的情形。然后感慨道：“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于是我从此不说话。”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作者还因为这上翘的胡子而“常常受苦”。“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在发过一通“保存国粹” 的 “崇论宏议” 之后，就曾对他指责过：“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 作者因 “那时还是一个不识世故的少年”，便“愤愤地争辩”，“费时两分钟”，然而“总还不能解国粹家之怒”——“而况国粹家很不少”，总还要不断地指责! 作者抗辩既 “频繁” 而又 “无效”，久而久之，也就感到 “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于是一气之下，就“率性不再修饰而听其自然了”，这样“胡子的两端就显出毗心现象来……和地面成为九十度的直角”，拖下来了，这才平息了 “国粹家”的非议;作者的耳朵也清静了。作者在此顺便一讽： “或者中国已经得救了吧!”

行文至此再以 “然而” 接续前文，转换其意义：“然而接着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 这一层文字简练，仅有两句，造语极为幽默。先用反语评论： “这也是应该的”——“应该”什么呢?因为在作者看来，那些所谓 “改革家”，其思想行为的着眼点，不过是“胡子式样”一类鸡毛蒜皮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已，所以“我”的胡子任其自然而下垂便遭致了他们 “敏锐”的眼光的挑剔和“反感”。这“反感” 自然也令自己不好受，“于是又分疏，一回，两回，以至许多回，连我自己也觉得无聊而且麻烦起来了”!这字里行间，分明流露着对于那些形式主义 “改革家” 的鄙视和悲哀。

最后部分由四个自然段组成，为全文所谈胡子的“不幸的遭遇”做一个总结。作者说，“大约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罢，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遭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于是既再不受 “国粹家”的指责，也免遭“改革家”的反感，从此“天下太平，耳朵清静”了。作者以无比幽默的语言结尾道：“国粹家”和“改革家”都无话可说了，“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寻不着两个尖端，所以失了立论的根据，还是我的胡子 ‘这样’之后，就不负中国存亡的责任了。总之我从此太平无事的一直到现在，所麻烦者，必须时常剪剪而已。”

这似乎平淡的话里，是含着对世道人心、对国家前途的深沉的悲哀的。如果我们的“爱国者”都如这样的“国粹家”，而我们的“改革者”都如这样的“改革家”，则我们的中国还有什么前进的希望?鲁迅的这篇文章，至今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批判和暴露，从批判与暴露中抒发作者对国家兴亡和改革前途的深沉忧虑，当是本文的主旨，而批判暴露的重点，系因当时复古派的猖狂，故而便在 “国粹家”浅薄无聊的“爱国主义”与形式主义上面，行文也占了绝大部分篇幅，成为文章结构的主体。对所谓“改革家”的抨击，只是顺带的一笔，然而却是文章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缺少的——不但扩大和丰富了本文批判的思想容量，且加强了批判的深度、广度和力量。

文章采用随笔的写法，叙述与描写结合，夹带着议论和感慨。叙述中的描写，往往以生动幽默的语言勾勒形象，以达到讽刺的效果，例如： “于是他废然而去了”，写那问我观感的“朋友”的失望; 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决然地说……，突出表现那“名士”的浅薄和虚妄;“先生，你的中国话讲得真好……哈哈哈，你这先生还会说笑话”，充分显示出那位船夫的主观、武断和冥顽不化的固执态度。文章中的议论和感慨，则是作者对于事理的直接发言，例如作者叙述了在黄易出土的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以及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信士”像的胡子样式之后，便议论说：“日本人何其不惮烦，孽孽汲汲地造了这许多从汉到唐的假古董，来埋在中国的齐鲁燕晋秦陇巴蜀的深山邃谷废墟荒地里”?用这一质疑，表明了对于“国粹派”认定上翘的胡子是“日本胡子”这一武断的否定。接着又直抒议论说：“我倒以为拖下去的胡子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这就进一步把这些“国粹家” 的浅薄暴露无遗了。

在表现方法上，作者没有对 “国粹家” 或 “改革家”的思想本质作正面的解剖，没有对他们发起正面的攻势;而是不动声色地讲述自己的“胡须的遭遇”，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反映 “国粹家” 们的庸俗、浅薄，和“改革家”们往往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无聊，并以幽默、讽刺的杂文笔法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忧虑和悲哀。

文章语言简洁，语感风趣、幽默，颇多反语，以收讽刺之功效。例如：“国变会亡，国粹家是不会少的，而只要国粹家不少，这国就不算亡。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这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法，但当时实情确是如此的。”言简意赅，风趣幽默，对“国粹派”的本质及其作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