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文献·《文心雕龙》·《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

《刘子》一书，又有称《新论》《刘子新论》《流子》《德言》等名称。卷数分合不一，有不分卷者，有分上下卷者，有分3卷、4卷、5卷乃至10卷者。至于作者，尤歧说不一。举其要者，略列五说。

(一)汉代刘歆说

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云：“《刘子》或曰刘歆之制。”此说可能本于袁孝政序。《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载袁孝政序称：“昼伤已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杨明照《刘子理惑》(见《学不已斋杂著》)认为刘歆作《刘子》说纯属附会，因书中多记东汉以来事，如《伤谗》举第五伦之笞妇翁，见《后汉书》及《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慎言》述刘备之遗匕箸，见《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激通》《通塞》载班超投笔从戎等事迹，见《后汉书》本传;《命相》《心隐》数引王充之说;《辨乐》《殊好》并引有阮籍之文。其他如荀悦《申鉴》、仲长统《昌言》、杨泉《物理论》等，并在此书有所征引，“既出西京之后，则非子骏所撰矣”。至于说刘孝标作也不可信，因为仅见此一处记载，且本书《命相》《托附》等与刘峻《辨命论》《广绝交书》等旨趣大异，所以今人多已不信此说。

(二)袁孝政所作说

《黄氏日钞》：“袁孝政谓刘子名昼，字孔昭，而无传记可凭。或者袁孝政之自为者耶? ”《四库简明目录》：“疑即孝政所伪作，而自为之注也。”《四库提要》：“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书之人，使后世莫可究诘，亦未可知也。”但此说亦有矛盾，主要问题是，《刘子》一书多用故实，而袁注则甚为疏略。卢文弨《群书拾补》：“注极浅陋，书中用典故处，孝政尚不能备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称此书注“浅陋纰缪”，“文理尚复不通”，《刘子》一书不可能出自浅陋如袁孝政之手。许多明清刊本略去袁注，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刘勰所作说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并著录《刘子》作者为刘勰。宋濂《诸子辨》云：“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第卷数不同，为少异尔。袁孝政谓‘刘昼孔昭伤己不遇，遭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非也。孝政以无传记凭，后致疑于刘歆、刘勰、刘孝标所为。黄氏遂谓孝政所托，亦非也。其书本黄老言，杂引诸家之说以足成之，绝无甚高论。末论九家之学，迹异归同，尤为鄙浅。然时时有可喜者。《清神》章云：‘万人弯弧以向一鹄，鹄能无中乎?万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无伤乎?’三复其言，为之出涕。”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根据敦煌发现的材料和历代著录情况，认为刘勰所作说比较可信。林其琰、陈凤金《刘子作者考辨》(见其《刘子集校》附录)《再论刘子作者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4期)等文系统地阐释了刘勰所作说的根据：第一，从历代著录看，《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在杨伟《时务论》条下注云：“梁有……《刘子》十卷，亡。”依此似著《隋书》时，《刘子》已亡。问题是，《隋志》子部各家下的论述与《刘子·九流》篇略同，《四库提要》以此为据，疑《刘子》剽袭《隋志》，从而推断《刘子》乃“贞观以后人作”。但从现在发现的敦煌残卷中有《刘子》一书，其中伯3562残卷不避唐讳，学者认为“当出于六朝之末”，则必成书于《隋志》前，说明《隋志》作者看过《刘子》，至少是残卷。到《旧唐书》则已明确著录为刘勰撰。这时距《刘子》成书的时代较近，他们的记载可以信据。相反，“距离其成书年代越远，则对刘勰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反而多了起来，并且，转相征引，由是变疑，由疑而非，似成定论”，倒是叫人难以信据了。第二，从刘勰所处的时代、思想倾向、生活经历等方面来看，“写出如《刘子》这样‘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的书，是完全可能的”。第三，根据《刘子》和《文心雕龙》的二十余组材料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两者的思想方法、语言风格何其相似乃尔”。

(四)刘昼所作说

此说最早见于上引袁孝政序。王应麟《玉海·艺文类》也称：“《刘子》北齐刘昼孔昭撰，袁孝政为之序并注。凡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大体相近，并以为刘昼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自晁、陈以下，题此书为刘昼者，大抵据袁孝政之序。”他又提出四点补证：第一，“昼无仕进”，“伤时无知已，多窃位妒贤”云云与《刘子·知人》篇、《荐贤》篇等语意多合。第二，《刘子·通塞》《遇不遇》诸篇“词气愤激，与其撰《高才不遇传》之意同”。第三，“昼之为人诋佛而不非老庄”，与《刘子》之“归心道家”合。第四，刘昼在当时不唯文章为邢、魏等人所轻忽，即其仪容亦为流俗所嗤笑。这同《刘子·正赏》篇所云“奚况世人未有名称，其容止文华，能免于嗤诮者，岂不难也”的感慨相通。据此四证，余嘉锡得出结论说，《刘子》一书是刘昼“由愤时疾俗，遂尔玩世不恭……乃自匿其名，翻托刘勰之名……犹之郢人为赋，托以灵均，观其举世传诵，聊以快意”。按《北史·刘昼传》载：“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求秀才十年不得，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诣晋阳上书，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尝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据此，杨明照《刘子理惑》云：“史载诸书，早已亡佚，以昼自言‘数十卷书’计之，则是书必在其中，于数始足。其证一也。又史称‘自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今以是书文笔观之，诚如所谓‘古拙’也。其证二也。”1986年，程天祜著《刘子作者辨》(《吉林大学学报》1986年6期)，1990年又著 《刘子作者新证——从〈昔时〉篇看〈刘子〉的作者》(同上刊1990年6期)也肯定《刘子》系刘昼撰。他从《刘子·昔时》篇提供的有关作者写作此书的时间、生活环境、身世际遇等重要线索，“益信刘昼撰说之合理”。并断言：“从现在情况看，没有新的材料足以否定袁(孝政)、张()之说，则《刘子》刘昼撰势必成为铁案。”

(五)既非刘勰亦非刘昼，而是另一姓刘的学者所作说

《四库提要》：“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霁道藏目录》亦收之《太元部》元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刘勰，殊为失考。”“惟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见《北史·儒林传》，然未尝播迁江表，与孝政之序不符。传称：‘昼孤贫受学，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辑词藻，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蒨亦不合。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书，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曹道衡《关于〈刘子〉的作者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2期)亦根据史实推断说，《刘子》既非刘勰，亦非刘昼，而是另一姓刘的学者所撰。

除上述五说外，还有学者提出，《刘子》系东晋学者所撰。明代曹学佺《文心雕龙序》称：“论家《刘子》五卷，《唐志》谓刘勰撰，陈振孙归之刘昼孔昭，谓序云：‘昼伤己不遇，天下陵夷，播迁江表，故作是书。’按是刘勰以前人，似东渡时作。其于文辞，灿然可观。晁公武以浅俗讥之，亦不好文之一证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称：“此《刘子》似非刘昼，昼在北齐孝昭时著书，名《帝道》，又名《金箱璧言》，非此之类。且其时当南朝陈文帝之世，已在梁普通后四十余年;阮氏《七录》作于普通四年，而是书载《七录》，其非昼所撰更可知。”又说：“然其天下陵迟，播迁江表，必有所本，亦非昼、非勰、非刘孝标之遭际。《七录》列是书于吴晋之间，似犹为东晋时人，其书亦名《新论》，与魏晋时风尚尤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