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其他资料·正史·作品背景考索的依据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时期。政权的不断更迭，战争的此起彼伏，疆域的反复划分，人口的迁徙流动，错综复杂，构成了这段历史的显著特征。作为社会生活、作家心态反映的文学艺术，不可能不对这样变化多端的现实做出深刻的反映;同样，研究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不对这段历史背景作深入的了解，否则，难免近于隔靴搔痒。沈约有《豫章文献王碑》、铃木虎雄编《沈约年谱》时，仅仅根据《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系于萧嶷死时的永明十年。看似有据，但是如果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就不难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事。萧嶷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次子。当时皇太子是萧赜，宠信佞臣张景真，“朝事大小皆专断”。此事为司空荀伯玉所密启，萧道成怒杀张景真，并召萧长懋、萧子良负敕诘责其父萧赜。此后，萧道成甚至有“以豫章嶷代太子之意”。本来，萧嶷就深得乃父赏识，已使萧赜不快，这件事使得豫章王萧嶷和皇太子萧赜及其两个儿子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张。萧赜即位后，为显示自己宽宏大量，曾做出一些和解的姿态，譬如，把自己的儿子萧子响过继给萧嶷作为嫡嗣，又为之晋升官爵。但双方心里明白，心存芥蒂，成见已很难排除了。永明八年(490)，萧子响因杀典签，被萧赜所剿杀，这无疑给萧嶷一个更强烈的震动，终日如履薄冰。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原因，萧子良幕下的文人如竟陵八友等，没有一个人敢再入萧嶷府中任职。甚至与萧嶷府中的文人如刘绘、乐蔼、张稷等在永明年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生性谨慎的沈约怎敢冒犯大忌而为府主的政敌萧嶷去写歌功颂德的碑文呢?这些隐情，《南齐书》均略而不载，因为史书作者萧子显就是萧嶷的儿子，当然会极尽隐讳之能事。若仅据《南齐书》考述此段公案，必然误入歧途。幸而有《南史》披露，得以略窥真相。今存《齐丞相豫章文宪王碑》不可能作于永明年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是作于建武(494—498)年间，是应萧嶷第二子萧子恪之请而作。其时，萧赜与萧长懋、萧子良都已不在人世，且齐明帝萧鸾又深恨萧赜父子，自然不再存在什么违碍。由此可见，孤立地看一篇作品，忽略当时的政治背景和作家的处境，是颇易致误的。

这个例子还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启示： 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必须比勘众书，前后披寻，庶几可以梳理出某些进一步研讨的线索。仅凭一本书、几条材料来立论，那是很危险的。中古诸史，有几部史书，如《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等都作于当时，有许多史事回避不谈，甚至给予曲解。梁代重要作家吴均作《齐春秋》30卷，“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教付省焚之，坐免官”(《梁书·吴均传》)。萧衍为什么对齐史的修撰如此慎重?因为他是当事者。本来他起家于南齐永明年间，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等待他也不薄，但在永明末，他却背叛了萧子良等，协助齐明帝大杀武帝子孙。个中原由，当时人不是不知，吴均《齐春秋》也未必不载，但作为当事人的萧衍必须回护。这段历史，今存《南齐书》已删削殆尽，要不是《南史》的记载，我们很难知晓此中蹊跷。萧衍的父亲萧顺之辅佐萧道成废宋建齐，创立军功。萧赜曾对弟萧嶷说：“无此翁，吾辈无以致今日。”因此，萧赜对这位老臣颇有忌惮之感，时常抑制他。永明八年(490)，萧赜派萧顺之剿杀萧子响。后来，萧赜有所悔恨，而萧顺之为此“惭惧成病，遂以忧卒”。这段话颇耐人寻味，它至少使我们知道，萧顺之之死与萧赜有直接关系。在萧衍看来，他与萧赜父子实有杀父之仇，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只得屈服在萧子良门下。后来，他助明帝夺权乃至自己登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动机。研究齐梁文学，绕不开萧衍，他不仅是组织者，更是重要的参与者。联系这段历史背景，再研读他的诗文，也就比较容易看出哪些是真心的流露，哪些是虚伪的应酬了。